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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4月12日罗斯福突然去世，杜鲁门副总统接任为第33届总统。

美苏关系的恶化刚好在这个时期是一个转折点。

美国对苏联的态度是否与总统个人的思想风格有关？亦或此时战时联盟实际上已无可挽回，总统易人不过是时间上的巧合？

1、不一样的杜鲁门

美国一般人认为罗斯福是个理想主义者，他确实至死没有放弃战后维持与苏联某种合作的构想，但是这与战后的现实不符。

如果罗斯福活得长一些，他对苏的做法是否会与杜鲁门有所不同，这已无从探究。

不论如何，现实情况是杜鲁门上台之后，在一系列问题上关苏关系开始恶化。

杜鲁门的背景、思想、性格与罗斯福截然不同。

他于1884年出身于密苏里州的一个农场、没有上过大学，完全凭自我奋斗发迹。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在炮兵部队服役，官至少校。1922年开始进入当地政界，1934年以民主*党**身份当选为参议员，在第二任参议员期间当过军事订货委员会主席。1944年任副总统。

1945年他仓促继任总统之时并无外交经验，也很少考虑外交问题。

如果在此之前在国际事务上他有什么给人印象较深的言论的话，那就是在1941年时曾主张美国在德国进攻苏联的战争中坐山观虎斗，使两败俱伤。

在杜鲁门接任总统时，尽管对具体的国际事务尚需有一个熟悉过程，但他明确地意识到了美国的力量，在全球扩张的经济需要，以及苏联成为对手的必然性。

在决策程序上，他改变了罗斯福撇开国务院，集权于白宫，实际是集权于总统一身的做法，而是十分倚重国务卿、国务院的班子和其他内阁成员。

当时杜鲁门周围可谓谋臣如云，一时之间集中了不少人才，他们都有自己独特的思想和风格，对美国战后外交格局的形成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其中主要的有三届国务卿：贝尔纳斯、马歇尔、艾奇逊，先任驻苏大使、后任援欧计划负责人的哈里曼，先任驻苏使馆参赞、后任国务院政策设计司司长乔治·凯南。

另外还有一批国务院的中高级官员，他们或是老练的外交官，或是一个方面的专家，都对政策的制定过程起相当大的作用，如副国务卿洛维特，负责经济事务的副国务卿克雷顿，苏联问题专家切斯特·鲍尔斯，西欧问题专家希克尔森等等。

军方参与外交决策也是自杜鲁门政府开始。任用军人出身的马歇尔为国务卿本身就是罕见的先例。

在杜鲁门政府中先任海军部长后任国防部长的福莱斯特，陆军部长帕特森以及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等都对外交政策有相当大的发言权，许多重大决策是在有军方参加的内阁会议上决定的。

2、杜鲁门内阁的“英雄”

除此之外，在国会方面范登堡起了十分关键的作用。

杜鲁门接任伊始面对着一个共和*党**占多数的国会。范登堡以共和*党**泰斗、参院外委会主席的身份，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他在战后美国外交政策转型期的各项关键措施中出面支持民主*党**政府的政策，在国会中折中斡旋奠定了两*党**一致的外交总路线。

以上这些人物，只有贝尔纳斯带有过渡性质，他担负了二战结束后还延续了一段时期的与苏联谈判谋求解决遗留问题的任务。

他在个人关系上和政策问题上都与杜鲁门不相容，于1946年底去职。

其余诸人尽管在具体问题上，在掌握分寸上常有不同意见，风格各异，但都是“冷战”时期对苏遏制战略的鼓吹者、制定者和忠实执行者。

他们有共同的意识形态：

以维护和推行西方民主制度为己任，他们都意识到美国战后在世界上遥遥领先的实力和在经济上向全球扩张的需要；为此，必然与苏联和当时看来正在上升的共产主义思潮为敌。

其中凯南以他的“长电报”和“X”先生文章闻名，被认为是“遏制”理论的提出者。

事实上他只是较早地集中而系统地阐述了美国决策集团中逐渐形成的思想。

以“杜鲁门”命名的“主义”，以“马歇尔”命名的“计划也决非出自一人。这一批人既是美国的社会制度、政治文化的产物，又是当时的时势下应运而生的“英雄”。

反过来，他们共同制定了体现美国称有全球战略的一系列政策，奠定了战后40年美国的外交格局。以后40余年中，随着世界局势的变化，历届政府对外交政策都有所修正，也有过不少以总统命名的“主义”，也出现过一些知名的战略家、外交家政理论；但是一切变化都是在杜鲁门时期所奠定的总格局中进行的。

3、波兰问题上的交锋

雅尔塔会议后，苏联便在东欧各国按照它自己的利益行事。

由于波兰*亡流**政府领袖米科拉伊契克起初表示不承认雅尔塔协议，苏联以此为由，不吸收他们参加扩大临时政府的讨论。后来米科拉伊契克在英国压力下发表声明表示接受雅尔塔关于波兰的协议，包括东部边界的划定，但已不能改变苏联的决心。

波兰政府的组成、以及对雅尔塔协议的解释，成为美苏抗争的焦点。在交换了一系列信件之后，杜鲁门决定借莫洛托夫外长到旧金山参加联合国成立大会之机与之面谈。

4月22日，即莫洛托夫抵美当天，苏联同卢布林临时政府缔结了一项互助条约。4月23日，在会见莫洛托夫之前，杜鲁门召开了一次有主要外交顾问和军事顾问参加的重要会议，出席的人中有国务卿斯退丁纽斯、陆军部长史汀生、海军部长福莱斯特尔、海军上将李海、陆军参谋长马歇尔、驻苏大使哈里曼、迪恩将军等。

这也被认为是杜鲁门就任后第一次讨论重大外交政策的内阁会议。

会议一开始，杜鲁门就提出，迄今为止，美国同苏联的协议是“单行道”（指美国单方面让步），这种现象不能再继续下去。

接着请与会者就波兰问题对苏方针发表意见。

会上大体上有两种意见：

史汀生、马歌尔和李海倾向于谨慎从事，他们认为苏联在军事上表现一直很守信用，从军事观点来看，欧洲局势是稳定的，而且美国需要苏联在对美有利的时机参加对日作战（马歇尔特别强调这一点)，因此此时与苏联决裂后果是严重的。

他们认为苏联对自己的安全是很敏感的，根本不会允许一个“自由政府”在波兰出现。史汀生还强调，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波兰大部分受俄国控制，现在苏联的观点受这一事实的影响。

美国如果不充分了解俄国人对波兰是多么认真，那就有陷入深渊的巨大危险。

哈里曼、福莱斯特和迪恩主张对苏强硬。

理由是，波兰不是一个孤立事件，苏联正企图控制整个东欧而无视盟国愿望，不应让苏联感到盟国软弱可欺，不论怎样，苏联一定会尽可能早参加太平洋战争，拖延对他们自己不利。

福莱斯特认为迟早要与苏摊牌，迟摊牌不如早摊牌。哈里曼则认为如果处理得当，可以避免与苏决裂。

杜鲁门采纳强硬派的意见，并于当天下午会见莫洛托夫时照此方针行事。

他以严厉的态度指责苏联违反了雅尔塔协议，一再要求苏联履行协议，并交给莫洛托夫一份措词强硬的致斯大林的信。

杜鲁门在谈话中还以经济合作为筹码，暗示如果美国“公众”不支持某项经济措施，就没有希望通过国会获得拨款，希望苏联政府在考虑接受英美关于波兰问题的建议时，“考虑这一因素”。

这无异是企图以经济手段压苏联就范。莫洛托夫态度也很强硬，表示从来没有人以这样的态度同他讲过话，结果不欢而散。

4、停止“租借物资”事件

5月9日德国投降。在此之前，美国联合参谋总部已决定放弃利用苏联远东空军基地的打算，同时决定，除非苏联坚持，美国将不执行当初允诺的，红军参加对日作战后继续向苏提供物资的计划。

作出这一决定的根据是认为苏联在欧、亚战场的表现，对战争结局仍不起决定性作用。

但是这方面，美国政府内部看法并不一致。所以对于何时停止对苏“租借物资”，并未有一项决策。

但是德国投降的当天，杜鲁门就签署了一项命令，授权对外经济管理局和国务院在德国投降时采取联合行动以削减租借物资供应。

于是，对外经济管理局局长克劳利，立即下令禁止把一切物资运往苏联和欧洲其他国家，甚至要一些已在中途的船只驶回美国港口卸货。

由于当时美苏之间已经有不少摩擦，杜鲁门又刚以威胁的口吻要苏联考虑影响美国国会对经济拨款的因素，苏联理所当然地把这件事与波兰、东欧问题联系起来，认为是美国以突然袭击的方式故意对它施加政治压力，因此反应强烈。

后来，杜鲁门5月23日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作了弥补性的解释，并且又下令继续向苏联和欧洲运送物资。5月25日又专门派霍普金斯去向斯大林解释，这件事暂时平息下去。

事后，杜鲁门把这件事说成是他权力下放的一个错误，因为他签署这道命令时没有仔细研究其措辞和如何执行，否则不会发生此事。

也就是说，他只承认犯了官僚主义的过失，况且，这项命令的受害者还有英国，丘吉尔也立即提出了异议，所以不是专门针对苏联的。但是实质问题并不在此。

杜鲁门当时的确不一定打算立即停止对苏联的一切物资支援，但那是因为当时美国还迫切需要苏联对日作战。

“租借法”换来的是美国少牺牲千百万生命，这一点杜鲁门和罗斯福一样明确。

杜鲁门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

当每一个通过租借法而装备起来的俄国、英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士兵投入战斗的时候，就会大大减少我国的青年在争取胜利中所面临的危险。我们无法收回这笔款，但我们所极救的许多人今天都还在这儿，在美国活着。

正因为这样，杜鲁门认为在那个时候中断物资运送不是时候。

当时在旧金山开会的斯退丁纽斯听到此事后也批评这一命令“特别不合时宜，无助于美苏关系”。

所以这只是时间问题，后来，日本一投降，美国立即停止了对苏一切物资支援。

斯大林本来对西方怀有深刻的不信任，这件事无疑是火上加油，杜鲁门收回成命，霍普金斯的解释，都不能使他释然。

他告诉霍普金斯，苏方的印象是：

“从德国被击败的前景显得清楚时起，美国对苏态度就冷淡了，美国似乎说，不再需要俄国人了。”

他指出，如果美国以为这种压力可以使苏联软化，那是“犯了重大的错误”。

关于波兰问题，斯大林坦率表示，25年中，德国两次以波兰为走廊进攻苏联，这种可怕的经历是美英人民所没有的，因此苏联必须保证有一个强大而对苏友好的波兰。

关于“自由选举”问题，斯大林不止一次提出，美国在拉丁美洲、在意大利、在比利时等等地区并未遵循这一原则，苏联承认美国在那里的利益，不予干涉。

为什么对于与苏联安全攸关的地区，西方一定要加以干涉？他认为这只能解释为西方别有用心。不过在与霍普金斯的谈话中，他再次保证，遵守雅尔塔关于德国投降后三个月参加对日作战，以及尊重蒋介石领导的中国政府的保证。

5、波茨坦会议

1945年7月17日至8月2日，苏、美、英三国首脑在柏林附近的波茨坦举行会议，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波茨坦会议，也是苏、美、英三国作为盟国的最后一次首脑会议。

此时太平洋战争已接近尾声，美国7月16日原*弹子**试验成功，英美方面认为多了一些资本，而对苏联的需要则有所减少。因此会上以美英为一方，苏联为一方的争论更加明显和激烈，这与罗斯福时期美国在三国中往往取超然姿态是截然不同的。

（1）德国问题

雅尔塔会议时，三国曾在原则上同意肢解德国，具体方案由以艾登为首的肢解委员会研究。但是从德国投降开始，美英的立场开始转变，到波茨坦会议时，在美国占主导地位的思想已经是把德国看作战后西欧复兴的一个环节，转而以扶植德国为目标，因此杜鲁门在波茨坦会议上反对肢解德国，苏联为对付这一情况，也转而强调德国统一。

关于德国的最后协议的提法是把德国作为“单一的经济单位”，由各占领区的军事统治者分别进行管理。

关于赔偿问题，美英着眼于恢复德国经济；苏联则要求德国付出大量赔偿，一方面补偿苏联的战时损失，一方面防止德国军国主义东山再起。

在这个问题上，法国与苏联一致。这一分歧在雅尔塔已见端倪，但还不那么明显。在波茨坦会议上，双方互提赔偿方案，经过激烈斗争，大体上达成协议：

各自从自己的占领区取得赔偿，另外，苏联从西方占领区得到25%的工业设备，其中15%用于换取苏占区的粮、煤、石油、木材等。三国同意法国参加赔偿委员会。

此外，波茨坦会议还通过了对德管制的政治与经济原则。

如“消灭纳粹及军国主义理论”、“惩办战犯”、“消灭卡特尔、托拉斯等垄断集中”、“占领期间德国经济应不超过欧洲国家平均水平”等等。

（2）波兰问题

在会上关于波兰问题争论最激烈的是西部边界问题：美英主张把苏联坚持已划归波兰的东尼斯河以西的那部分地区，作为苏军占领下的土地，并以减少德国对苏赔偿压苏让步。

斯大林寸步不让，还邀请了以贝鲁特为首的波兰代表团到会说明波兰立场。

最后会议通过关于波兰西部边界的议定书确定：

“在波兰西部边境未最后决定之前”，苏波所坚持的这部分领土“均由波兰政府管辖”，“不得视为苏联在德占领区内之一部”。

这里“最后决定”，是指对德和约的签订。这样，西方国家实际上默认了既成事实。以后，只有西德阿登纳政府始终不承认这一边界，被苏联指责为“版图修改主义者”。

直到1970年8月，勃兰特总理访苏，在正式签订的苏德条约中，西德承认了战后边界现状。同年12月，勃兰特访波，签订西德波兰条约，正式有条件地承认奥得尼斯线为波兰西部边界。

（3）意大利与罗、保、匈、芬问题

意大利于6月21日在美国支持下，成立以费鲁奥·帕里为首的政府，7月15日宣布对日作战。美国以意大利是第一个投降的轴心国为由，要求结束对它的军事管制，并接纳它参加联合国。

苏联立即提出应对罗、保、匈、芬实行同样政策。

美英要求这些国家在国际监督下选举或改组，苏联坚决拒绝。英国立场则与美国也有矛盾，它认为不要求赔偿、不缔结和约就接纳意大利加入联合国，有损英国利益。

意与英还有海外殖民地的纠纷。

最后公报有关这个问题的措词是：

“三国政府一致同意，在最近的将来，根据当时之情况，在可能限度以内，可以分别考虑与芬、罗、保、匈建立外交关系。”

此外，会议讨论了日本问题，发表公报，确定要日本无条件投降的原则等。

总之，从雅尔塔到波获坦，美苏之间主要争执就是东欧问题。

简单说来，苏联认为势力范围已经划定，美英都不甘心。“自由选举”是它们的斗争口号，但是实际上这是双方军力所及结果，所以美英也无可奈何。

6、原*弹子**

8月6日、10日，美国向日本广岛和长崎投掷了两颗原*弹子**。

这是人类第一次使用核*器武**，大约也是最后一次。有的历史学家认为“冷战”从这里开始。

杜鲁门到波茨坦开会第二天，接到国内密电，原*弹子**爆炸成功。他意识到，从此美国手里拥有了“无敌的轰炸力量”，似乎在谈判桌上也可气粗一些。

这一情况在当时是“绝密”，在美国只有很小圈子里的人知道。当然，由于英国最早开始此项研制，丘吉尔从一开始就参与了这一秘密。在波茨坦会议上，美英既要严守秘密，又按捺不住要对苏联显示一下力量。

于是，有一次，杜鲁门以“顺便提到”的口气告诉斯大林，美国拥有一种破坏力巨大的新*器武**。斯大林当时不动声色，只是说，听到这消息很高兴，希望美国好好运用它来对付日本。

实际上苏联当时已经在开始研制核*器武**，听到这个消息后，斯大林对国内发出指示，要该项计划加速进行。

在杜鲁门告诉斯大林此事的当天（或前一天），美国陆军部根据总统批示已向战略空军大队司令斯波茨将军发出了指令：

在8月3日之后，在气候条件允许下，在广岛、小仓、新潟、长崎四个城市之一投掷这种“特种*弹炸**”。7月26日美、英、中三国根据波茨坦公告向日本发出最后通牒，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7月28日，东京电台宣布日本决心作战到底。

美国于是按计划于8月6日向广岛投掷了第一颗震惊世界的原*弹子**。日本仍无投降表示，三天之后，8月9日，杜鲁门又下令在长椅投下了第二颗原*弹子**。同一天，苏联宜布对日本处于作战状态，同时苏联*队军**迅速越过边界，进入中国东北地区。

8月10日，东京电台宜布，日本政府发出致美、英、中、苏照会，表示在保留天皇为日本最高统治者的条件下，接受波获坦公告。

杜鲁门作出使用原*弹子**的决策。美国投掷原*弹子**后，在外交上取得了主动，在军事上改变了作战部署。

苏联参战变得不那么重要了，因而也不必为此对苏联作出更多的让步。已经达成的协议无法收回，以后美国的态度就日趋强硬。

当时中苏谈判正在进行，这一谈判本是美国授意国民*党**政府进行的。

前期杜鲁门政府主要是压国民*党**政府，接受雅尔塔协定中关于远东的秘密条款。后期，美国转而警告中方不得对苏联做过多的让步。

苏联当时正在逼中国政府同意所谓“战利品”原则〈即凡日本在东北地区曾用来支持关东军作战的企业财产，都可视为红军占领地的苏联的“战利品”，由苏联处置。出于对中国的“友好”，苏联可考虑退回一部分，或与中国合营)。

对日作战本是苏联一张王牌，苏联曾声称要在中苏就此问题达成协议后再参战。

但是在美国使用原*弹子**之后，苏联于8月8日宣布8月9日参战，这个日子恰好又是德国投降后三个月。苏联宣称是它遵守诺言，美国认为是原*弹子**促使苏联下决心赶上“末班车”。

从长远看，从此以后核军备竞赛成为美苏关系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冷战”的一项重要内容；它使战后的大国外交具有了不同于过去历史上任何时候的模式；它改变了各国对防务、安全问题的传统考虑；它使人类受到毁灭的威胁；它又实际上消除了美苏之间发生热战的可能，从而阻止了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在战后美国确定其外交战略格局时，原子*器武**是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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