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宋捷

陕西泉友会第四次例会专稿

引言

两汉时期是中国古代货币发展的重要阶段，金银货币的出现和使用丰富了当时的货币体系。对两汉金银货币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那个时代的经济面貌和社会发展。

第一部分 两汉金银货币的出土情况

近年来，随着考古工作的不断推进，两汉时期的金银货币陆续出土。这些出土的货币分布广泛，涵盖了多个地区。其中，一些重要的考古发现为我们研究两汉金银货币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在已发现的汉代金饼中, 以西汉时期金饼占绝大多数, 分布区域集中在陕西、河北、山东、江西等地。

1、双乳山汉墓

西汉金饼（长清博物馆藏）长清双乳山西汉济北王陵出土

1995至1996年，山东长清双乳山一号汉墓出土完整金饼19枚，这些金饼摆放于内棺墓主头下玉枕外侧。

正面中心内凹，边缘突出上卷，光滑；背面隆起，浇铸痕迹清晰，高低不平。正面多刻划有文字或符号，并有钤印。文字、符号与金饼的直径、重量都不尽相同。最小的直径62毫米，最大的67毫米；最轻的每枚178.5克，最重的246.9克，均重221克，可以视为度量衡制度在济北国的地方标准。

考古工作者认为双乳山汉墓墓主是济北王刘宽，刘宽于武帝天汉四年（前97年）继位，死于武帝后元二年，并且该墓出土的21枚五铢钱，在类型学上都具有汉武帝五铢特征，也印证了考古发掘者的推断。

图源《山东长清双乳山一号汉墓出土的钱币》任相宏

2、河北满城汉墓

1968年秋，河北满城汉墓出土金饼69枚，其中刘胜墓40枚，窦绾墓29枚。金饼含金量95~97%，重量160~180克。

图源河北博物院

汉代金饼的主要形式，平面呈圆形，柿饼状，正面较为光滑，中部内凹并有铸造冷却时形成的龟裂纹，背面凹凸不平，边缘处呈现水波纹。 大多镌刻着文字、戳记和符号。

3、安徽六安汉墓

1988年5月4日,安徽省六安地区砖瓦厂在取土过程中发现汉墓一座，出土一枚圆形铅饼。铅饼正面隆起,上铸有变形龙纹；背面内凹，外缘铸一周符号或字母，符号内侧有两方5×5毫米的阴文“少”字印戳。直径55、厚4～9毫米,重191克。

结合以往学者资料，被判定为“白金三品”之龙币。之前安徽六安地区还曾两次出土 白金三品：

1941年，寿县首次发现一枚龙币，并立刻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1986年,六安县一位农民在取土时一次挖出圆形龙币2枚、方形马币1枚、椭圆形龟币2枚、西汉五铢2枚。一次出土三种铅饼,国内未见先例。

据资料统计，我国自清代至20世纪90年代都有不同数量的铅制白金三品出土和发现,迄今见于文字记载的约有360枚之多。出土和发现地点涉及甘肃、陕西、河南、湖南、安徽、北京六个省市,其中以甘肃省出土数量最多。

按《史记》所记载的“白金三品”的材质应该是银锡，然而，事实上根据出土实物发现，这些所谓的“白金”多为铅质，所知存世确有铜质、银质白金三品，除铜质龙币外，其余均非常稀少。

4、海昏侯墓

南昌西汉海昏侯墓自2011年发掘以来，出土各类*物文**1万余件 (套) ，其数量之巨，种类之繁超过了同时期的许多诸侯王墓。特别是发掘出土的大量黄金，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在种类上，都可谓历次考古发掘之最。出土的黄金数量已达478件，总重量超120公斤。其中金饼385枚，马蹄金48枚 (大马蹄金17枚，小马蹄金31枚，) ，麟趾金25枚，金版20版。

摆放位置：

a、 主椁室西室最北部放置榻的地方及榻的底部，马蹄金和麟趾金排列整齐的放在同一长方形漆盒内，大马蹄金5枚，小马蹄金10枚，麟趾金10枚。金饼189枚

b、 刘贺墓主棺头厢及棺的南部放置有数个贴金箔漆箱和漆盒，内装有玉璧、金饼、马蹄金、麟趾金等物。清理出金饼96个，大马蹄金12个，小马蹄金21个 (其中有一个小马蹄金套置在大马蹄金内) ，麟趾金15个，另还有金板20块

c、 内棺底部出土金饼100枚。

5、河北定县八角廊中山怀王刘修墓

1973年5月发掘的河北定县40号汉墓为西汉中山怀王刘修之墓，出土的黄金货币包括小金饼40枚、大金饼2枚，掐丝贴花镶琉璃面大小马蹄金各2枚，掐丝贴花镶白玉麟趾金1枚。大金饼2枚，圆饼状，正面光滑，有冰裂纹，中心内凹，背面凸起，有不规则的波纹及不均匀瘤状凸点，多有坑洼或空洞现象。

其中小金饼40枚，均为锤击而成的薄片状，厚薄不均，一面凸，一面凹，边缘切割痕迹明显（图1、图2），有的切割较为规则，有的则锤击成不规则形状，有的还为折叠后重复锤打而成（图3、图4），平均枚重约 57．55g

以上资料来源《河北定县40号汉墓出土黄金货币及相关的几个问题》胡金华《中国钱币》2018年.03期

6、长沙望城区风篷岭汉墓

2006年10月, 长沙市*物文**考古研究所与望城县*物文**管理局对在长沙望城风篷岭山上M1号一座大型汉代墓葬进行了抢救性考古挖掘。先后出土了铜钱163枚, 均为西汉五铢钱, 金饼19块, 金饼的形状为圆形, 直径6-6.1厘米, 厚0.5厘米, 每块重250.5克, 正面略凸起, 有滴铸所产生的不规则空洞;背面内凹, 表面有冰裂纹, 刻划有“V”形标记。

7、十里铺新莽窖藏

1999年11月2日，在西安东北郊谭家乡北十里铺村二组新华砖厂，掘土机在取土过程中意外发现219枚金饼。这些金饼正面微微隆起，背面凹面上大多镌刻着文字、戳记和符号。

其中有51枚饼上刻有“Ⅴ”字戳记。此外，金饼上还发现了许多精致的戳印文字，它们分为方形和长方形，最小的仅2.3毫米见方，最大的也不过6.4毫米，字体为小篆，个别带有隶书的韵味。

这些文字中有“黄”、“长”、“吉”、“马”、“租”、“千”、“金”等字样，这些金饼的直径在56-65毫米之间，重量多在247克左右，其中达到或超过250克的有30枚，最重的甚至达到了254.4克。仅有一枚低于240克，重227.6克。

然而，这些金饼不可能是墓葬的陪葬品，北十里铺村砖厂暴露的汉墓以及附近的曹家村汉墓和尤家庄汉墓群等，它们的规模并不大，最多只能算是中小型墓葬。如果不是因为重大战争和王朝更迭等严重社会*乱动**，一般是不会将如此大量的金饼草率藏在这种地方。因此，专家猜测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很可能是西汉末年*翻推**王莽新朝的战乱中，由于某种特殊情况被埋藏在长安城东郊大道边这处墓葬区的。

据史书记载，王莽被杀时国库中黄金还高达70万斤，这是我国古代黄金积蓄量的最高峰，相当于古罗马全国黄金的总量。然而，《后汉书·冯异传》中提到，西汉末年王莽被杀后，国库中大量黄金散失民间，导致长安及三辅地区出现“黄金一斤，易豆五升”的极度贬值现象。这也说明了这些金饼可能是在那个动荡时期被埋藏的。

8、湖南常德出土一批东汉金银饼

2001年7月12日，湖南常德汉寿县龙阳针镇八角村的村民修水渠时，在一座半毁的东汉砖室墓中发现了一批金银饼。得知此事后，汉寿县*物文**管理与公安部门最终追缴了8枚金饼，总重达1628克；以及46枚银饼，总重9970克。从墓葬的形式和出土*物文**来看，这座墓葬应属于东汉时期。

湖南地区曾有西汉金饼出土的记录，但东汉时期的金饼却颇为罕见。尤其是这次发现的镂空金饼， 常德出土该批金饼分镂空金饼和实心金饼两种。镂空金饼以前未见，实心金饼，与以前实心金饼也有所不同。

湖南常德东汉墓出土龙虎钱文镂空金饼

龙虎钱纹镂空金饼 该金饼整体正面凹陷如锅底，范铸出规整的网状龟裂纹；底部均匀隆起，铸造出镂空的西为白虎、东为青龙、中间钱纹的图案。报告称“仅一枚直径6.6、厚1.8厘米，重244克。”

湖南常德东汉墓出土多孔镂空金饼

多孔镂空金饼 正面均匀凹陷，刻意铸造出整齐的龟裂纹；底部呈几何图形分布着13个圆孔和边缘的5个长方形孔。该型金饼有两枚，其中一枚“直径6.5、厚1.95厘米，重192克”。

实心金饼 常德出土5枚，形制粗糙，制作工艺原始，呈现坯饼状态。正面相对平整，边缘往中间有浅浅的凹陷；背面隆起，密布粗糙的颗粒和小坑。有一枚最规整的，凸起的底部经过捶打整形，不见颗粒和凹坑。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一枚如下图，直径4.55-4.75厘米，重210克

湖南常德东汉墓出土实心金饼

常德出土的实心金饼，形态原始，铸造粗糙。这种东汉实心金饼的原始程度甚至超过了战国A型实心金饼，显得更随意，外形更不统一，更像是作为财富贮藏的贵金属坯锭。（源自杨君《战国秦汉金饼货币类型考略》）

湖南常德出土银饼

常德还出土了一批汉代银饼，与白金三品的质地多为铅质不同，这次的是汉代真正意义上的白银货币的首次批量发现，笔者认为这些银饼很有可能是王莽的银货二品中朱提银或它银的一种。银饼上补铸银块的瘤状节梁，似乎是匠人们有意为之，或是为调节银饼轻重与防伪之用。而银饼上的刻画符号与墨书文字，当与重量有关。

第二部分 两汉金银货币的类型

第一类：汉武帝“白金三品”

实则是铅质虚值大钱，以“银锡”之名流传于世。

“白金”三品制造相当考究，其中龙币重八两，呈圆形，上面刻有龙纹，名为“白选”，价值高达三千文。次者重量稍轻，呈方形，上面刻有马纹，价值五百文。最轻者呈椭圆形，上面刻有龟纹，价值三百文。

据河北师范大学钱币学博士张睿琦研究，龙币的称谓“白选”一词，为西域货币上常见铭文“大王”的音译。龙币背面的文字，一直被认为是无法释读的外文，学者们观点各异，主要包括：希腊文、中国古刻画符、星图、拉丁文、吐火罗文、婆罗米文等。

关于白金三品的图案形制已有定论，龙、马、龟上的方形戳印是标注了铸币管理机构“少府”亦即简称为“少”的汉字。

图源《扬州汉墓出土“龙纹铅饼”初探》姜宝莲《中国*物文**报》2016.12.13

根据史料，白金三品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由政府发行、用于流通的法定银币。可以视为白银货币化的开端。然而，事实上根据出土实物发现，这些所谓的“白金”多为铅质，实际价值远低于所标明的铜钱兑换数，是一种典型的虚值货币。汉武帝此举的目的昭然若揭，他试图通过这种方式掠夺诸侯和富商大贾的财富，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

实际来说，新莽时期才是真正将白银定为货币的时期。始建国二年，王莽在第三次币制改革时，将黄金、白银、龟、贝、钱、布等都纳入货币体系，并明确规定了它们的价值。其中，白银被分为“朱提银”和“它银”两种，与铜钱的比值也得以确定。这一改革，无疑为后世的白银货币制度奠定了基石。

第二类：金银饼

1、金饼

这一闪烁着耀眼光芒的货币形式，是两汉时期经济繁荣的见证。凝结了当时人们的智慧和辛勤劳动，它们是价值与财富的象征，也是社会交易的重要媒介。

图源河北博物院 满城汉墓出土金饼69枚，其中刘胜墓40枚，窦绾墓29枚。金饼含金量95~97%，重量16~18克。

汉代金饼的主要形式，平面呈圆形，柿饼状，正面较为光滑，中部内凹并有铸造冷却时形成的龟裂纹，背面凹凸不平，边缘处呈现水波纹。 大多镌刻着文字、戳记和符号。

戳记：

刻划：

戳记+刻划+錾刻：

嵌入及刮削现象：

上图《 江西南昌西汉海昏侯刘贺墓出土部分金器的初步研究 》原载于 《*物文**》2020.6.25

墨书：

墨书金饼，正面中部内凹，布有龟裂纹，中心墨书：“……臣贺所奉元康□年酌黄金一斤” 图源海昏侯网站

2、银饼

银饼的产生要晚于金饼。战国时期，河南扶沟出土银质布币，除一枚空首外，其余均为实首。湖南长沙也曾出土过鎏金银质郢称。但学者认为，这一时期白银更多的是作为贵重金属，具有储存价值。尚不能够作为一般等价物充当货币角色。随着新莽朱提银与它银正式进入货币的种类，白银货币在真正意义上开始得到使用。银饼的出现，不仅丰富了货币的种类，在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经济的繁荣。

湖南常德出土银饼

襄樊樊城菜越三国墓银饼 (*物文**2010年第9期)

这是2010年左右湖北襄樊樊城区菜越三国墓出土银饼1件, 圆形, 正面隆起, 背面补铸有不规则银块, 直径58、唇厚3mm。银饼背面中间有一道形状不规则的节梁, 与上面我们讲过的湖南常德东汉墓出土的银饼极为相似。

常德出土银饼46件。均为圆饼状, 背面有凸起的瘤状物和节梁。

背面有刻划符号:

背面有墨书 “少二铢”：

素面银饼：

第三类 马蹄金和麟趾金

有关麟 趾金和马蹄金的记载首见于《汉书·武帝纪》:太始二年(公元前95年)三月,“诏曰:‘有司议曰,往者朕郊见上帝,西登陇首,获白麟以馈宗庙,渥洼水出天马,泰山见黄金,宜改故名。今更黄金为麟趾、褭蹏,以协瑞焉。’因以班赐诸侯王。”唐颜师古注引应劭曰:“获白麟有马瑞,古改铸黄金如麟趾、褭蹏,以协嘉祉也。……师古曰:既云宜改故名,又曰更黄金为麟趾、褭蹏,是则旧金虽以斤两为名,而官有常形制,亦由今时吉字金铤之类矣。武帝欲表祥瑞,故普改铸为麟足、马蹄之形,以易旧法尔。”

《汉书》的记载告诉我们两个基本事实:①太始二年以后,汉代的黄金铸币分别名为麟趾金、马蹄金,除此之外,未见其他称谓;②颜师古认为,当时的改铸是普遍的。故改铸后的黄金铸币只能称之为麟趾金或马蹄金。

图源海昏侯网站

马蹄金，分大、小两种，形制相似，均呈马蹄状，中空，斜壁，前壁高，后壁低，使顶部呈一斜面，底部较为规整。顶部镶嵌有琉璃或玉石，近口沿处外围一周饰有金丝掐成的一组纹饰，其下为数周横向水波纹。马蹄金底部或铸有或贴有“上”“中”或“下” 字。

海昏侯墓出土48枚马蹄金：

大马蹄金

小马蹄金

麟趾金，中空，斜壁，前壁高，后壁低，光面，底部呈椭圆形。顶部镶嵌琉璃或玉石，近口沿处有金丝掐成的纹饰，后壁靠近纹饰一端有金丝攒成的花蕾状凸起。麟趾金底部铸有“上”“中”或“下”字

第四类 金板

海昏侯墓出土20枚金板，平面呈长方形，表面较为粗糙，浇铸而成，边缘有浇道。这种金板大小轻重不一，表面有切削、嵌塞痕迹，完整者13块，尺寸相近，重量在814-1191克之间，另外7块有明显剪切痕迹。对这种金版专家多认为是黄金原料或用于装饰加工或用作财富储存。

金板基体主要成分为Au，含量约为99.9%

《江西南昌西汉海昏侯刘贺墓出土部分金器的初步研究》刘晟宇 张烨亮 黄希原载于《*物文**》2020.6.25

第五类 金银铸造的钱币

除了金饼、银饼等形式外，两汉时期还出现了一些金银铸造的钱币。1980年在陕西咸阳出土的金五铢, 其形制为方孔圆钱。钱的正面左右横书篆文“五铢”, “五”字交笔缓曲, 上下两横较长;“铢”字的金字头呈三角形, 朱旁上下两笔圆折。另外洛阳巩义市也出土了一枚金五铢, 其形制、铸文笔法和咸阳出土的都极其相似, 仅在重量和尺寸大小上略有差别。金五铢出土的虽然不多, 但金五铢的出现, 在古代金银货币发展史上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陕西历史博物馆馆藏品-金质五铢钱

所知一些钱币藏家还藏有银半两、银五铢等。此外，两汉时期还存在不少制作精美的鎏金花钱，偶尔还能见到错金工艺的花钱。说到这里，新莽时期还出现了世界上第一枚双金属货币：一刀平五千。同一枚钱币上，有黄金和青铜两种质地，采取错金工艺将两种金属镶嵌在一起。这些货币不仅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也反映了当时人们对金银材质的高度认可。它们或精致或粗犷，但无一不彰显着两汉时期金银铸币的独特魅力。这些货币的出现，不仅丰富了货币的种类，也进一步推动了当时经济的发展。

三、两汉金银货币的使用功能

汉代黄金铸币的主要功能，据前面所引《汉书·武帝纪》的记载可知,武帝太始二年改铸麟趾金、马蹄金的主要目的是“因以班赐诸侯王”,是皇帝赏赐臣下的重要手段之一,有关记载也证实了《汉书》这种说法的可靠性。

据统计,仅在西汉时期,有文字记载的、用于赏赐的黄金就高达80多万斤。赏赐以外,汉代的黄金还有馈赠、行贿、赎罪、上贡、酌金和存储等诸多用途,在上述功能中,除上贡、酌金和作为流通货币使用时需要足额,余者对于量值标准的要求都不是十分严格。

金币用途及以金为计量单位的文献举例：

表源《汉代黄金铸币计量标记研究 》王永波

由于金银货币的价值较高，它们在一些大宗交易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西汉初期,天下初定,通货紧缩,民生凋敝,百废待兴。经济、金融政策较为宽松。各诸侯国又处于事实上的割据或半割据的状态。汉王朝为与民休息,几次改革货币政策,令民放铸,黄金的开采熔铸也听任各国自便,导致各诸侯王和巨商大贾均可按照朝廷的规定,自由铸行货币、金饼。

对于富裕阶层而言，收藏和储备金银货币也成为一种保值和积累财富的方式。尤其西汉末期政局动荡、财政匮乏，黄金作为储藏手段的职能增加，在那个时代，金银货币被视为最安全的财富储备手段之一。许多富裕人家会将大量的金银货币藏在家中，以备不时之需。

在一些宗教仪式和祭祀活动中，金银货币也被用作奉献和祭祀的物品。“重祠而敬祭”是汉代宣扬的思想，皇室必须不定期举行祭礼仪式。非常重视祭祀之礼，汉代用于祭祀礼器物的形制、纹饰较于前代更加华丽，在规格和材质的选择上要求也更加严格。

关于酌金，是汉代在祭祀太庙时诸侯必须进献供奉的器物，酎金成分不足，很容易会受到削藩灭国的惩罚。

墨书金饼，正面中部内凹，布有龟裂纹，中心墨书：“……臣贺所奉元康□年酌黄金一斤”图源海昏侯网站

海昏侯墓出土大量酌金，前文提到“海昏侯臣贺、酎黄金”的墨书，便显示了出土的这些金饼与当时的酎金制度相关。可能正是由于刘贺没有回长安祭祖的机会。所以，不得“奉宗庙朝聘之礼”，只能把他生前准备的酎金死后全都带入了墓中。

两汉时期，金银货币不仅作为流通货币在市场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还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和社会价值。在那个时代，金银货币被赋予了多重意义，它们不仅是财富的象征，更是权力、地位和尊贵的标志。

四、汉代黄金的流失与消耗

东汉以后, 史传上曾经记载的巨量黄金悄然退出了文献记录，总结起来，或有几个因素。

1、两汉时期，在大多数场合，黄金一斤可值万钱。皇帝赏赐重臣，赏金可按钱数颁给。

2、清代赵翼认为:“后世黄金日少, 金价亦日贵。盖由中土产金之地, 已发掘净尽, 而自佛教入中国后, 塑像涂金, 大而通都大邑, 小而穷乡僻壤, 无不有佛寺, 即无不用金涂。以天下计, 无虑几千万万, 此最为耗金之蠹。加以风俗侈靡, 泥金写经, 贴金作榜, 积少成多, 日消月耗。古老言:黄金做器, 虽变坏而金自在, 一至泥金涂金则不复还本, 此所以日少一日也。东汉时期佛教兴起，黄金用途发生了重大改变，形制也从稳定的金饼变成了容易消耗的金铂、金泥。

3、巨量的对外贸易导致黄金外流。彭信威指出, 西汉黄金数量的减少, 是由于黄金的外流 (赏赐外人) 和贸易的入超 (向大宛买马、明珠琉璃) 。傅筑夫则认为, 黄金最大的泄漏, 乃是通过对外贸易而大量输出国外，但其比重微小，非黄金突然消失的主因。

贸易逆差导致的黄金流失说，多数学者认为不成立，因中外贸易规模不足以引发大量黄金外流。其实丝绸之路时期，黄金外流已存在。《汉书·地理志》卷28记载：南海诸国与汉贸易“市明珠、璧、流离、奇石、异物， 责黄金杂增而往。”“自大宛以西至安息，… …其地皆无丝漆，不知铸钱器。及汉使亡卒降，教铸作他兵器，得汉黄白金，辄以为器，不用为币。”

两汉时期，中国的出口产品以黄金和丝绸最为大宗，正所谓“黄金有价，珠玉无价”，这些周边国家出口的犀、象、珠矶，宝石等物， 都是价值连城的高价值商品，交易难免吃亏。南北朝时期，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后，豪门大族及封建帝王的奢靡生活对域外产品的需求急速增加，加剧了黄金外流。或许每起规模不大，但长期累积，数量不容忽视。

4、厚葬与存贮，西汉提倡厚葬,在帝王厚葬之风影响下, 一般达官、显贵也互相仿效。同时也有大量的黄金陪葬于帝王、皇后、皇太后陵寝以及分封在各地的诸侯王的墓室中。

比如海昏侯刘贺墓出土黄金重达250多斤。

河北满城汉墓, 出土金饼43枚, 包括汉代1两重的金饼40枚、1斤的大金饼3枚, 以及两件金缕玉衣 (金丝就重达1800多克) 和错金博山炉等金器。

江苏徐州楚王陵、山东曲阜鲁王陵、山东济南汉济北王刘宽墓、山东巨野红土山昌邑哀王刘髆墓等墓中, 都或多或少有黄金出土。

江苏盱眙出土了西汉窖藏的金器、金币, 其中仅马蹄金和金饼等黄金就达40多斤。西安十里铺发现了219枚金饼, 共计200多斤。河南扶沟古城村、江苏盱眙南窑庄、陕西咸阳、大连新金等地先后出土了数量不等的西汉马蹄金、麟趾金。这些出土信息不仅印证了史书上西汉“多金”的记载, 也表明黄金窖藏是西汉巨量黄金消失的重要原因。

进入东汉时期，帝王将相不再挥金如土，而是出现了守财奴般的形象，黄金的流通逐渐减少，成为一种珍稀物品。政局动荡、财政匮乏，使得黄金作为支付手段的职能减退，而作为储藏手段的职能增加。黄金不再是帝王将相的专属物品，流通中的金铸币也逐渐减少，史书上对于黄金的记录也相应减少。黄金的分散化以及支付手段的减退，反映了当时社会政治经济的动荡和变迁。

东汉以后，黄金的记载更为少见，虽然如此，史籍中也有很让人吃惊的地方。

《魏书》记载，北魏文成帝“于五级大寺内,为太祖已下五帝,铸释迦立像五,各长一丈六尺,都用赤金二十五万斤”。《南齐书》中写道“长沙寺僧业富沃，铸黄金为龙数千两埋土中，历相传付，称为下方黄铁。”《南史》记载，“谲俭云:埋金千斤于城内,欲以相赠。”

由此可见，宗教用途或用于窖藏作法从东汉到南北朝仍相当普遍。

第五部分 余绪

下图是一种被称为无文银钱的小型银饼。这种银饼中间有小孔，体型较薄，上面嵌塞有调节重量的银片。

这种银片是日本最早的银质货币。大约铸造时间相当于南北朝后期至唐代初期，主要出土于奈良地区，也是目前为止，日本发掘出土的最早的本土金属铸币。根据日本最早的史书《日本书纪》记载，天武天皇12年（683年），“从今以后，必用铜钱，勿用银钱。”这里的银钱，就是指无文银钱。而铜钱则是指日本最早的铜钱“富本”钱。

从形制上来看，日本的无文银钱与中国汉代银饼虽大小不一，但具有相当高的相似度，尤其是上面的补铸银块与中国汉代银饼上的几乎接近，者不能说没有受到中国钱币文化的影响。从汉武帝借鉴西方元素创新推出的白选龙币以及龟、马形状的白金三品，到日本的无文银钱，再从兹泉内化到萨尔马罕开元通宝，丝绸之路见证了各国货币文化之间的互动、传导与融汇，这一过程为当今货币文化带来了一下重要启示。丝绸之路货币文化的传承体现了历史的连续性和文化的传承价值，我们应当必须货币文化的传承与保护，使之成为连接过去与未来的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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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泉文库第卅七种《清钱编年谱》中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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