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Citywalk | 沙鱼涌，一个有故事的小渔村

驱车前往深圳东部，在深惠高速路上有一个出口名为“土洋”。

土洋，今天是大鹏葵涌街道一个颇具特色的社区，吸引游人前往的则是这个社区辖下的一个小渔村——沙鱼涌。

沙鱼涌刚好位于葵涌河入海口，由于河流走到这里转了个弯，形成一块不大不小的河滩。海与河相连，使人一眼看上去，分不清哪里是河滩，哪里是海滩。

古村的主要建筑都位于河道一侧，而河两岸则是崇山峻岭。沙鱼涌既隐蔽安静，又舟楫繁忙；既与外面世界紧密联系，又是一处世外桃源。

沙鱼涌地理位置特殊，有五百年悠久历史

沙鱼涌很早就是一处海不扬波的天然港口。有研究认为，沙鱼涌的海滩贸易在明朝就已经兴起。

沙鱼涌位于葵涌南面，是连接深圳西部、香港wa和惠州以及更东的枢纽。明洪武二十七年，朝廷在大鹏设 “守御千户所”，并建 “大鹏守御千户所城”。于是，从地方行政中心南头到军事重地大鹏的公文和事务往来频繁，沙鱼涌恰好在其官道路线之上，其中一段可快捷通行的海路就是从沙头角到沙鱼涌。

1920年代前的沙鱼涌。

到1840年代，大清帝国的大门被英国的炮舰打开，今天的深港地区成为受影响最大、最早的地区，也成为东西方文明碰撞的最前沿。

沙鱼涌也深受这一变局的影响。1860年代，就有西人出没于沙鱼涌以及附近的葵涌墟。1879年，西人在葵涌建造教堂，后来再建学校，让附近的孩子可以就近读书。其中一段时间，教会和学校的负责人是中国首位瑞士留学回来的深圳籍陈明秀。可以说，陈明秀作为客家人，给同为葵涌和沙鱼涌带来了现代文明的种子。

1895年至1899年，谭钟麟任两广总督谭，特准开设香港至沙鱼涌的定期客货轮航线。航线开通后，沙鱼涌这个非对外开放的口岸实际上有了和外部世界的直接接触，成为海上通商贸易的重要交通通道。大鹏半岛包括东江流域的商人和民众通过沙鱼涌获得商业贸易以及工作的机会。沙鱼涌到惠州的淡水的距离不过数十华里，只需一天的脚力。特殊的位置优势，使得沙鱼涌在地区的经济活动中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1898年，英国政府和大清签订了《展拓香港界址专条》，中国将深圳河以南从深圳湾到大鹏湾的九龙半岛的全部土地和海域租与英国99年。这就意味着沙鱼涌外的海域实际上也归港英政府管辖，沙鱼涌陆地才属于中国。

于是不久，沙鱼涌这个弹丸之地，又有了九龙海关的分支机构沙鱼涌缉私关厂。

上个世纪初至三十年代，沙鱼涌迎来最繁荣的时代

沙鱼涌缉私关厂建立不久，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大清就已经走到了末路。在大清最后的岁月里，资料显示深圳尤其大鹏半岛陆地海域都是动荡不安。据不完全统计，沙鱼涌关厂至少两次因为被抢劫而不得不短暂关闭。

另一方面，沙鱼涌港口已经是海外与内地物资运输的重要中转站，大量远洋来的物资都是先运抵此地再发往各地。政权更迭的特殊时期也无法阻挡沙鱼涌变得越来越繁荣。

1920年代前的沙鱼涌。

民国初年，一场争夺沙鱼涌海滩的冲突在土洋村与葵涌镇其他17个村之间爆发了。

利、李是土洋的两家大姓。雍正年间，利氏家族从梅州一带前来垦荒，后定居土洋。李氏据说是从甘肃迁徙而来。据说，利、李两家世代通婚，关系一直十分和睦。土洋村附近的沙鱼涌海滩，也主要由这两大家族掌控。

17个村联名上告到新成立的中华民国宝安县政府，起诉当地村民独占海滩，属于“土霸洋盗”行为。官方实地调查后认为海滩应该属于土洋村。土洋村流传了这样一个说法，说从那以后“土霸洋盗”成了土洋人的符号，随后他们索性连地名也被改称为了“土洋”。

这个说法真实性如何还有待考据，历史上明清两代的地方志，确实没有“土洋”这个村名，说明它的“成名”不算太久。但是，上个世纪初至1930年代，沙鱼涌迎来了最为繁荣的时代。窄窄的葵涌河岸，挤满了海关、银行、典当、*场赌**、*院妓**、烟馆。每天，除了职员、海员，生意人，最多的是挑夫。毫不夸张说，这里诞生的的“棒棒军”比重庆要早半个世纪以上。小小海滩和河边的集市，每天居然有上万人活动。

1937年，日寇发动全面侵华战争。1938年，日军在大亚湾登陆，迅速北上进攻广州，并随即占领广东沿海多个港口，使得中国与海外的物资交流被迫中断。在这个情况下，很多国际援助资金、特殊的物资就从香港通过沙鱼涌。物资到达沙鱼涌后，主要由人力运往淡水，所以当时设立在淡水的运输公司也突然增加了很多，而且业务量暴增。

笔者曾经寻访过亚洲贸易集团的历史，这家总部位于香港的公司创始人廖安祥，人称“梅州大侠”，年轻时远赴香港谋生。1938年日军登陆大亚湾后，为了保障海外与中国的物资交流，也曾在淡水常见运输公司，公司拥有“300副扁担”，当时已经是很大的公司了，300人的运输队每天在沙鱼涌和淡水之间奔波，为当时抗战物资的流通做出了贡献。当然，这些商业活动也为年轻的廖安祥积累了财富，他用挣来的钱购买了两艘船。1941年底香港沦陷后，*共中**在周恩来、*承志廖**策划下，帮助在香港沦陷区的数百位爱国知识分子回到内地，廖安祥的船只运送了何香凝等一批著名知识分子和艺术家。这也是一段与沙鱼涌关系密切的佳话。

照片中立长者为廖安祥，拍摄时间为1972年，地点是深圳水库。

这里的国际邮件互换局，是中国邮政史上的奇迹

沙鱼涌村在抗日战争期间，还有一项永载青史的壮举——反法西斯的正义力量在此处秘密建立了一个国际邮件进出*交口**换局“沙鱼涌邮局”，肩负起了抗战通邮的重责。

“沙鱼涌邮局”是抗战时期南中国海唯一的秘密国际邮路。因为它的存在，中华邮政才能冲破日本侵略者铁桶式的*锁封**。

原来，1937年7月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的短短的几个月，我国沿海许多重要港口失陷。日军对我国海上交通实行全面*锁封**，我国与世界各国的联系受到严重影响。1939年6月，汕头沦陷，原由汕头港出入海外的梅州华侨归家无路，南洋各国侨汇路线严重受阻。

珠江口西岸的江门五邑，更是知名侨乡，当地人大多靠侨汇生活。由于日寇*锁封**，侨汇路线堵塞，很多江门的家庭一下陷入绝境，还有饿死人的传闻。

当时广州邮局香港分信处的“联邮组”负责国际邮件处理。在广州沦陷后，他们不断在广东沿海地区选择合适地方继续维持国际联邮工作。

“联邮组”先迁深圳湖贝、再移靠近澳门珠海的前山，最后选定了沙鱼涌，并于1939年10月18日改组成立为“沙鱼涌邮局”。

说到这里，我们必须要提到一个叫张新瑶的人。设立沙鱼涌邮局和开辟沙鱼涌邮路，他可谓居功至伟。

1937年，张新瑶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七军邮总视察段视察员。为了解决国际邮件互换的难题，他徒步从广东战时后方曲江（当时广东省政府临时迁至此处），沿兴梅线山区内陆至潮汕视察，勘探战时广东后方国统区出海邮路，最初选择揭阳流沙墟和沙鱼涌两处为出海邮件转运点，最确定在沙鱼涌，并将时在沙鱼涌的广州邮局香港分信处之联邮组，正式改组成立为“沙鱼涌邮局”。

为何最终选择沙鱼涌？因为沙鱼涌有着特别的地缘优势。第一，沙鱼涌是一个小渔村，不会引起特别注意；第二，沙鱼涌是河湾和海湾一体，从香港来的船只可以直接深入河道内，非常隐蔽；第三，按照中英1898年的勘界协议，沙鱼涌海域属于香港，如果遇到日机轰炸等紧急情况，可以马上将邮件或物资转移船上开到海域，暂未对英国宣战的日军就不敢去轰炸海面的船只。这是最主要的原因。

沙鱼涌通往惠州淡水的古道，今天部分路段仍得以保存。吴瑾辉摄影

沙鱼涌通往惠州淡水的古道，今天部分路段仍得以保存。吴瑾辉摄影

“沙鱼涌”是抗战期间进出口邮件的主要通道之一，它由一个默默无闻的小渔村，一跃成为国际邮件互换局，在我国邮政历史上享有大名，当时“沙鱼涌”只是一个互换局不对外营业，仅担负进出口的任务。不过它的价值不可估量。从1939年10月到1941年2月被日军占领前，定期往返于香港—南澳—叠福—沙鱼涌的香港轮船封发出口国际邮件达450多万件，接收进口国际邮件达30多万件。

顺便一说，今天存世的沙鱼涌邮戳、封、片、简因为数量少且邮品历史价值高，使得收藏市场价格不菲。目前市场发现的沙鱼涌邮戳、封、片、简总数近100余件，品相中上等的价格在十几年前的成交价都在5、6万元左右，如今市场价均在10万元左以上。

红色的沙鱼涌是东纵的心脏，如今建有北撤纪念亭

一夜成名，跻身二战时期全球邮路的一级中转名录的沙鱼涌，在抗战中还有更多可歌可泣的故事。

据《东江纵队志》记载，1938年10月广州沦陷后，*承志廖**曾指派曾生等人带领工人和青年学生共60多人从香港回到坪山，12月成立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在沿海地区开展抗日游击战争。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与东宝惠人民抗日游击大队两支队伍在东江流域开展抗日活动，先后收复淡水、葵涌、沙鱼涌和宝安县城南头，在淡水建立东江流域第一个抗日民主政权。游击队收复葵涌、沙鱼涌帮助恢复内地与香港、南洋的人员和物资交流。1940年9日，这两支队伍整编成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

1941年底，香港沦陷。1942年初，在南方局负责人周恩来亲自指挥下，策划三条线路帮助文化名人撤离香港。游击队通过东部秘密交通线，突破道道铁围，营救并护送大批文化名人和爱国民主人士从沙鱼涌登陆。

1943年12月2日，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扩编，在坪山成立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曾生任司令员，林平任政治委员，王作尧任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杨康华任政治部主任。下辖第2、第3、第5大队、惠阳大队、宝安大队、港九大队、护航大队，共3000余人。

沙鱼涌还是东江纵队的重要根据地。1943年12月至1945年5月，东纵司令部就设在土洋的一座天主教堂作为司令部，今天这里已经是省级*物文**保护单位，也是前来沙鱼涌的游客必定光临的红色打卡地。

1944年8月，*共中**广东省临时委员会和军政委员会在土洋村召开联席会议，作出６项重要决定，对加强广东*党**组织的建设和*队军**建设，全面发展广东的抗日武装斗争，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史称“土洋会议”。

抗日战争结束后，根据国共两*党**重庆谈判签署的协定，东江纵队主力需北撤烟台。1946年6月30日，在以曾生为首的北撤部队军政委员会的统一指挥下，北撤人员2583人在大鹏半岛的沙鱼涌登上美军三艘登陆舰开赴山东烟台。1985年9月，东纵北撤登船地点建立了东江纵队北撤纪念亭和纪念碑。

1950年代，曾经停泊在沙鱼涌外海的大型货轮日渐减少，沙鱼涌又回归到名副其实的渔村时代。1980年代，深圳经济特区建立，特区以“三天一层楼”速度飞速发展，“男渔女耕”的土洋也积极谋划新的发展方向。

1987年，土洋引进了第一家合资加工厂，不久工业就取代了农渔业。

沙鱼涌海滩。

如今，北撤纪念亭和纪念碑有了新的面貌，东江纵队司令部旧址也修缮一新并对外开放，陈列着东江纵队的大量史迹。沙鱼涌古村落在两年前也已完成了修缮，按照“保护与传承”、“修旧如旧”的原则进行了改造，如今成为颇具特色的旅游小镇。沙鱼涌以及土洋社区，如今已成为深圳人争相驱车前来观光旅游的好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