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钱钟书的长篇小说《围城》出版。《围城》很有钱钟书本人性格的特点-讽刺和、幽默，被誉为“新儒林外史”。就小说而言，有的人读来没有什么印象。真正大放异彩的著作在后头，《管锥编》！
钱钟书与杨绛
与《围城》相比，《管锥编》的书名起得十分谦虚。实际上，《管锥编》是一本巨著。刚开始写作时，钱钟书夫妇刚从干校回来不久，还没有住所。（年轻一代人想了解干校生活，请看杨绛先生写的《干校六记》）俩人暂住在社科院学部的办公室。书桌是两用的，白天用来写作，晚上铺上被褥睡觉。在这样的生活环境下，写出这样的博学巨著，放眼古今，也是屈指可数。
管锥编 1979年版本
今天与之相较，许多所谓的学者，整天大喊大叫待遇低、住房差等诸多“冤屈”，斯文扫地。不但没见他们什么像样著作面世，反而制造一篇一篇学术垃圾。这类人仅仅把学者当成一个谋生手段而已。
当时没有电脑和图书馆供使用，钱钟书单凭脑袋引经据典。据后来学者核对，钱先生的引文书籍达两千余种，引文几乎无误。其中，很多西方典籍的引文，很多在中国无处可找。这样博闻强识的聪慧头脑，真是不可思议。
演员陈道明说，“在钱钟书家里能闻得到书香”。事实上，钱先生家里几乎没有藏书。他看书盈千累万，都是记在脑子里，唯有这样，一通百通，方能臻达化界。
钱钟书笔记冗复之病，重览《宋书》，有可以补充《管锥编》的内容。
对一个大学者而言，写作的物质环境还不是最紧要的。最最紧要的是，当时“*革文**”尚未结束，他不趋炎附势，也不钻营，而是根本不理会过去几十年来的意识形态，上来直接“自说自话”。至于何以能如此“胆大妄为”，钱先生说，“天机不可泄露”。
《管锥编》出版后，钱钟书才名大震，“声名从兹大，汩没一朝伸”。但这对钱先生而言似乎什么影响也没有，他继续守素抱朴，读书著述，修订和增补他四十年代的旧作《谈艺录》。一样是旁征博引，一样是阐幽发微。
环顾域中，今日谁还能有此气节，有此才华！
#钱老的《管锥编》有没有能看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