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鲍勃·迪伦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向世界证明了歌词这一特殊文体，也蕴含着丰富的文学性。对广大中国听众而言，歌词甚至可以越过旋律，成为评判一首歌曲的主要标准。这可能与中国古典诗词配乐而歌的传统有关，旋律再朗朗上口，只要歌词“上不得台面”，就难免受到鄙夷。
其实也可以这么说：要评价一首歌的音乐性，不一定人人都有这个专业素养；但评价一首歌的文学性，大家总能诌几句出来。
因此，流行音乐的歌词，往往会受到更多的关注和更苛刻的要求，旋律、配器、编曲、演唱技巧，反而都要往后排。所以歌词的变迁，其实很能反映大众对流行音乐的审美取向。在这个乐坛萧条的年代，流行歌曲的“出圈”，往往也与歌词有着莫大的关系。
一、华语歌词的黄金期
华语流行音乐曾经辉煌过，但如今却被戏称为“糊坛”。大家去KTV 点歌，还在唱十年前的“金曲”，或者二十年前的“经典”。
（1）
上世纪八十年代，有两个名字随着歌声飞入千家万户——邓丽君和崔健。当时，内地文艺正百废待兴，人们对慷慨激昂的革命歌曲已经审美疲劳。邓丽君甜美细腻的歌声就像一阵春风，唤醒了人们对美与情的向往。
邓丽君所演唱的歌词，大致能分为三种类型：
第一种是改编民歌。民歌的生命力是非常顽强的，经历了时间的考验，被口口相传的歌谣有其特殊的美。民歌的音乐性和文学性也能够相统一，许多民歌的歌词稍微整理一下便有现代诗的品格。事实上，民歌也一直是现代白话新诗的一个生长点，为新诗本土化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等民歌体新诗，融合了西北民歌“信天游”的特点，语言质朴，又不失柔婉清丽，风靡一时。邓丽君的民歌改编了江苏的《天涯歌女》，台湾的《阿里山的姑娘》等作品，在歌词中添加比喻和象征的修辞，增加其美感，又适当运用语气词，使其郎朗上口，比如“阿里山的姑娘美如水呀/阿里山的少年壮如山哎……碧水常围着青山转哎”，这些歌词歌颂青年男女单纯美好的爱情，表达人们朴素而充满希冀的生活愿景，与改革开放初期的社会氛围是相一致的。
第二种则是古诗词。邓丽君的《但愿人长久》《在水一方》等作品都脱胎于古典诗词，为古诗词配上现代音乐，被广大影视作品纷纷采用。将古典诗词作为流行音乐的歌词，也从侧面反映了改革开放初期的思想潮流。当时文学艺术界陆续发起了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文化寻根的思潮。中国传统文化在经历长期的*压打**之后，再一次回到人民大众的视野当中。精致、优雅、充满古典文化气息的诗词之美，也代表着那个时代大众的审美取向，人们乐意从这些歌词中获取审美享受。
第三种则是现代情歌。《甜蜜蜜》《月亮代表我的心》等歌词，因为大胆表露爱意，在进入大陆后仍被视为靡靡之音，黄色歌曲。上世纪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音乐这一艺术形式几乎完全抛弃了有关爱情的内容，而邓丽君的到来刚好触动了人们渴望爱情又不敢表露的怀春心境。人情人性的舒展，与思想解放的潮流是一齐到来的，邓丽君的现代情歌，一反之前统一乐坛的宏大叙事，以私密的、柔美的情感叙事，赢得了人们的心。
（2）
就在邓丽君传唱大江南北稍后一点，大街小巷都*放播**着甜蜜的港台情歌，八十年代中期，崔健携带着《一无所有》登上舞台，石破天惊。可以说，崔健的歌词不再是社会氛围的单纯映射，而是对时代的思考和质问，有了更深的思想性。
周国平说：“《一无所有》在当时之所以能够收振聋发聩之效，是因为它触及了解放的更本质的方面。当许多人陶醉于解放所带来的实惠之时，崔健站在解放的终点上极目四望，他看到的不是歌舞升平，而是失去传统之后的荒凉，荒凉中的自由，以及自由中的追求。”
崔健是生长在红旗下的一代人，对从小接受的红色传统教育有自己的反思。很多人在他的歌词中看到反抗，但反抗本身并不是一种价值观，只是一种姿态。崔健的歌词，可贵就可贵在他没有停留在反抗的姿态上，而是追求一种真实的存在。崔健经历了思想解放，也经历了市场化之后的传统沦丧。在传统价值观崩溃之际，崔健忠实地反映了个体生命的迷惘和苦恼，继而在歌词中追寻自己的“存在”，拒绝虚假的生活。《从头再来》中，他写道“我想要离开，我想要存在/我想要死去之后从头再来”，从这样的歌词中，体现出崔健那一代人的人格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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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是在八十年代后期，香港流行文化席卷内地。以林夕为代表的作词人，甚至越过歌手，出现在公众视野中。林夕的歌词，将情歌拔高到另一层次，“于小眉目处写人生”。他出身于香港中文大学，深受《红楼梦》、张爱玲的影响，其词作既体现了都市生活中的暧昧关系和现实感，又营造了古典文化强烈的悲情氛围。
首先，林夕的歌词有一个大时代大都市的背影，都市群像是他描绘的一个主要对象。比如《赤子》，就将香港回归时期“小我”与“大我”的情感变化描写的十分细腻。其次，林夕的一部分情歌打破了甜软纯美的窠臼，显得阴冷甚至肃杀，反映了人性在爱情里比较阴暗的一面。这也使他的歌词很有现实感和故事感，心理描绘上佳。
虽然林夕的歌词忠实反映了他个人的价值观和人生哲学，即无永恒与必然，人人都是孤岛。但这并非一种私人写作，反而是城市化进程中人们生活方式、心态转变的总括。他写出了这个时代都市男女的本真面貌。
（4）
进入千禧年后，方文山的名字搭载着“中国风”进入人们的耳朵。按照流行乐约定俗成的定义，中国风歌曲需要包涵六大要素：古辞赋、古文化、古旋律、新唱法、新编曲、新和声。第一首中国风歌曲，就是周杰伦2003年出品的《东风破》。而他的中国风代表作，《东风破》《青花瓷》《发如雪》的歌词，都出自方文山之手。
方文山利用古典意象，营造出歌词的东方新境界，收获雅俗共赏的审美享受。这样的审美取向与新世纪大众文化的消费理念脱不开关系。
20世纪初，社会学家维布伦提出“夸示性消费”的概念，指现代社会“有闲阶层”奢侈的生活方式，他们认为“要提高消费者的美誉，就必须进行非必需品的消费，甚至进行财富的夸示性的攀比与挥霍，以此为自己博取名望，彰显出自己与众不同的身份价值”。这样的消费概念不仅可以运用到香水、时装、包包等物质层面的商品上，也可以运用到文化艺术商品上，比如看电影、看舞台剧、看美术展、听交响乐等。中国风流行歌曲的客户定位是时尚的城镇年轻人，这些人大多受过一定教育，虽然也是在流行乐中寻求浪漫的爱情表达，但歌词隽永含蓄的美感，苍凉的意境，却能给他们凸显自身优越感的文化要素。这也是一种夸示性因素。
中国风歌曲的六大要素中，唯有“古辞赋”是最明显的，最能为人所判断的。所以又衍生出纯以歌词取胜的“古风填词”、“古风歌曲”，比如古风歌曲《上邪》。后者多是网友因爱好自发创作。即使歌曲的旋律、编曲、和声等，都不符合“中国风”的要求，但只要歌词到位，也能收获“夸示性”的消费快感。
二、被抛弃的文学性
2010年后，华语音乐被分割成两部分。一面是实体唱片业崩溃，不仅新人歌手出不来，就连天王天后的新歌热度也大不如前。垂直娱乐网站分走了传统媒体的流量与话语权，而自媒体和社交媒体的出现更是令传统的音乐出版模式雪上加霜，乐坛整体低迷；而另一面是网络歌曲的兴盛，4G短视频时代使音乐成为网络社交的一环，流行歌曲的功能不再仅仅是被欣赏，被传唱。歌曲的内容好坏不再为人注意，在这一结构下，传播指数才是最重要的。
而90后00 后生长于一个信息爆炸，娱乐方式多元化的时代。他们不会从收音机里收听同一个音乐电台，也不会收看同一个电视台的打歌节目，毕竟互联网已经形成了一个个由不同兴趣爱好形成的社群小圈子，大家都关注着完全不同的舞台。唱摇滚的、玩乐队的、唱民谣的……还有粉丝经济下的流量歌手霸榜，大家都维持着“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状态。
唯一能打破这种传播壁垒的流行乐是什么呢？
没错，就是被赋予了社交功能的“抖音神曲”。
不管你平时喜欢听什么类型的音乐，又对抖音神曲抱着怎样的态度，在社交媒体的狂轰滥炸下，怎么也会哼两句“海草海草”或者“我们一起学猫叫”。
由“抖音神曲”为代表的一系列网络社交歌曲的歌词，大多都完全抛弃了文学性。
前文提到过，一首歌曲同时具有文学性和音乐性。而且这两者不是泾渭分明的，不是说音乐性就只体现在旋律上，文学性只体现在歌词上。很多没有歌词的纯音乐，古典乐，也有文学性，有人文内涵。但对于大多数利用和弦套路写出来的流行歌曲而言，它的歌词的确是其文学性的重要载体。
然而歌词是一种冷媒介。
加拿大传播学者马歇尔·麦克卢汉根据媒介提供信息的清晰度或明确度及信息接受者想象力的发挥程度及信息接收活动中的参与程度，将媒介划分成为冷媒介与热媒介。热媒介意味着“高清晰度”，信息能够清晰地到达人体的某一感官，信息接受者在接受过程众参与度低，想象力发挥程度也低。冷媒介则意味着“低清晰度”，信息不能够清晰直观地到达感官，需要传播对象在接受过程中发挥想象力，参与程度高。
当我们在接收一首歌曲时，旋律是最先被听到的，非常清晰。而歌词需要阅读、理解、体会，再与旋律所表达意境相结合，才能完成这一审美活动。
很显然，59秒的抖音视频并不会给你体会歌词的机会，流行乐的文学性就此被完全抛弃。什么意象，什么意境，都没有浅显上口重要，押韵就完事儿了，甚至能够为了押韵牺牲语言逻辑。
就拿红极一时的《离人愁》来说，就不提它嫁接《烟花易冷》《清明雨上》《红尘客栈》的旋律了，只说歌词——歌词处处是硬伤啊！
比如第一句，“春去白了华发落寞了思量”，华发本来就是白发的意思，又说“白了华发”，典型的语义重复。头发本来就白了，你还想怎么白？
还有“今人比枯叶瘦花黄”，不是人人乱调字序都能调出“香稻啄馀鹦鹉粒”的。“比枯叶”还说得过去，“瘦花黄”是什么东西？“花黄”和“黄花”可不是一回事。前者指女子贴于额上的面饰，是魏晋至隋唐时期流行的化妆方式，学过《木兰辞》的都知道“对镜贴花黄”。“黄花”则指菊花，菊花花瓣细弱，迎风娇展，当得起一个“瘦”字，李清照有词云：“人比黄花瘦”。可“花黄”又该怎么“瘦”呢？这句词随手改成“今人比枯叶褪残妆”于逻辑层面而言都更加通顺流畅。
可见作词人完全没过脑子。
虽然抖音用户在选择配乐的时候也不关心歌词有没有过脑子……
虽然词作质量下乘，然而抖音神曲带来的影响力却不容小觑。之前湖南台的综艺节目“声入人心”，主打高逼格的美声唱法和比较小众的音乐剧。节目选手都极具专业素养，唱功了得，却在小年夜的舞台上被安排唱“嘴巴嘟嘟”“小星星”这样毫无意义和价值的弱智歌词。
流行音乐和听众，是相互塑造的关系。抛弃了文学性的音乐，本来就先天不足。听众的宽容，再一次拉低了流行乐制造的底线。如此劣币驱逐良币，只会恶性循环。曾几何时，我们还能听到真正具有东方韵律和美感的中国风歌词，听到李宗盛的人生感悟，听到林夕的饮食男女。但看如今的华语流行音乐，词作已然成为致命的短板。
三、华语流行的未来
曾经有人说，中国听众与其说是在听歌，不如说是在听歌词。许多给大家留下深刻印象的流行歌曲，歌词一定是出彩的。真正依靠编曲、技巧等音乐性的东西流行起来的，无一不是一代天王，开启了华语流行的新领域，比如周杰伦（而周董的歌词也不会掉链子）。
所以说，消费者听流行就听歌词，其实是一种难以改变的积习。近几年来比较“出圈”的正经流行歌曲，或多或少也搭上了好词作的东风，比如毛不易的《消愁》《无问》，歌词有内容，有美感，足以引发共鸣。再如宝石Gem的《野狼Disco》，虽然被吐槽“土嗨”，但其歌词忠实反映了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东北文化，黑土地上的乐观和幽默跃然纸上；粤语feat与东北腔的对话也很有巧思，碰撞出了时代感——这才是《野狼Disco》霸屏的重要原因。陈伟霆诠释的粤语部分，是锦上添花，而非点石成金，这首歌底子本来就好。
但无论是唱作人毛不易，还是个人风格浓烈的宝石Gem，或者唱跳俱佳的陈伟霆，他们的作品都很难有十年前流行金曲那样广泛的传唱度了。
毕竟在一个社会分工精细化的时代，人们的娱乐也开始接受垂直细分，大家各玩儿各的，诞生天王巨星的土壤已经不复存在。流行音乐的类型逐渐多元化，不同类型的风格，对词作也有了不同的要求。举个例子，林夕也能写rap，但很可能写得不如他的都市情歌好。
曾经实体唱片业的崩溃，给华语乐坛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损失。但经过十年打磨，已经逐渐完成数字化转型，受众也有了“付费听歌”的意识，版权保护逐渐走上正轨。有一大批音乐人，或许小众，或许有旺盛的人气，具有才华或资源上的优势，能够制造出好听的流行音乐。
但词作需要深耕，需要人生感悟，需要灵感天赋。如今，更需要与垂直细分的不同音乐领域相吻合。这不是一朝一夕能够达成的目标，还需要更完善的审美教育，以及吸引人才的行业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