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2012年，华特迪士尼以40.5亿美元收购卢卡斯影业，并向外界宣布对《星战》系列电影的重启。随后，从2015年开始，《星战》系列的后传三部曲、两部衍生电影接续上映，开启了系列的新阶段。作为欧美文化中影响力巨大的题材，后传三部曲的重启的确获得了极大的上座率、引发了全美观众的关注。

在院线电影地媒介特性从“冷”不断变“热”地过程中，高度依赖评分网站、社交媒体口碑带动首映后票房表现的好莱坞大片面对巨大、分裂的观众人群，保守的叙事策略依旧被“觉醒”的社交媒体口诛笔伐，成为意识形态交锋的话语素材。《星战》后传三部曲的叙事策略无法避免其文本被“极化”话语的“劫持”，正是其意识形态功能普遍弱化甚至失效的表现。

创作背景：从“政治正确”到话语分裂

迪士尼收购卢卡斯影业后，废除了以往庞杂的衍生故事，重新规划“正史宇宙”，并推出了新的跨媒介品牌策略：将新的院线电影三部曲作为吸收新粉丝，召回老粉丝的大招牌，将新衍生动画、剧集和外传电影作为提升粘性的后招。

然而，在“极化”的审美话语下，后传三部曲的但评价却两极分化。在主要网络评分网站上，其口碑一路下跌。从2015年上映的《星球大战：原力觉醒》的7.9分，到2019年年底上映的三部曲最后一部《星球大战：天行者崛起》的6.9分，评分创新三部曲最低。

在口碑受累下，三部曲的票房也一路走低。除了故事缺乏创新、前后两次更换导演编剧导致剧情衔接不顺畅、过度展现视觉特效但情节难胜推敲等问题引发观众不满以外，随着三部曲在院线逐一上映，绝对主角的女性设置和正面角色的种族多元化设置，在近年来美国社会的反“政治正确”的话语不断加剧，社会舆情分裂对立表现在电影等大众消费文艺作品的背景下逐渐从加分项成为了极具争议性的内容。

星战粉丝对电影严重分化的要求体现出美国观众围绕“政治正确”问题的冲突，很多粉丝在社交媒体上要求迪士尼“停止制造政治正确的叙事”。新三部曲在满足传统粉丝对星战传统叙事的情怀消费需求与符合“政治正确”之间摇摆不定，造成了两边不讨好的局面。

要解释《星战》的叙事策略如何无法避免其在社交媒体、评分网站上陷入两边不讨好的“极化”审视，就要分析好莱坞审美话语的“极化”根源，即美国意识形态的“极化”。如反文化运动，文化多元主义带来的长期影响，衍生出的身份政治，这些最终成为一套规范美国政治、文化生活的“政治正确”逻辑。

在这套规范下，“女性主义、平等主义、全球化等文化激进主义声势浩大”，其要求不断推进而逐渐偏离现实，在美国的社会生活中扮演压迫性的力量。不断激进的自由主义对“多样性”的要求也影响了奥斯卡，后者在2020年宣布，从2024年起参加奥斯卡最佳电影奖评选的电影的演员、剧组和发行公司必须采用一定比例的少数族裔、性少数人群。

奥斯卡金像奖作为美国乃至全球影响力最大的电影奖项，多年来在不断迎合美国主流价值观的过程中，成为捍卫美国“政治正确”的重要符号。近年来对奥斯卡的认知逐渐与“小众化”“精英化”的标签挂钩，其最佳电影选择也引发越来越多的争议，观众的评价走向分化。

2020年年初，被誉为“奥斯卡风向标”的金球奖将最佳电影颁给了以技术与画面表现见长的《1917》，也预示着美国电影“政治正确”为先的批评时代接近尾声。无论是电影或是电视剧的制作都需要更加避免将自身陷入这个无解争议的漩涡中，避免对作品的讨论成为政治见解的恶*交性**锋，需要以更加优良的制作水平和巧妙地叙事吸引观众，尽可能地隐藏观众意识形态层面的冲突的现实。

叙事策略和意识形态功能的失效

后传三部曲在叙事策略上有意识地避免鲜明地、偏向某一种文化或意识形态的表达方式。一方面其作为一个跨媒体视听产品的一部分，以商业成功的需求驱动，明显的倾向会带来商业风险；另一方面，由于整个创作过程与卢卡斯影业时期天差地别，本传、前传三部曲时期深受卢卡斯个人创作理念的影响也被杜绝了。

后传三部曲顺时地讲述了续接于本传三部曲后的故事：银河帝国被击败后，其残余势力遁入边缘星区积蓄力量，而正义一方组建的“新共和国”则采取削减*队军**、弱化中央权力的政策，这导致银河帝国的后继者“第一秩序”不断崛起，并开发出新的强大*器武**，最终重创了新共和国，并试图重建帝国。

本传三部曲中的主角在故事中继续登场，并建立“抵抗组织”，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抵抗第一秩序，并屡次陷入绝境。几位年轻的主角经历了自己的“英雄之路”，发现了自己的潜力与责任，加入了抵抗组织，探访了隐居的大师，习得了与邪恶对抗的力量，也了解了自身的身份——肩负拯救世界重任的英雄，最终击败了邪恶力量。

分析后传三部曲的叙事脉络，故事的最鲜明的一个线索就是各个主角的身份之谜。两位主要角色：芬恩和蕾伊都在故事中长期面对身份、身世的模糊不清，并努力寻找对自身所处位置的认同。这条叙事线索的建立是对本传三部曲中主角的身份之谜揭露的呼应，对“星战迷”粉丝社群的市场迎合。

但不同于本传三部曲中对身份线索的处理偏隐藏化，作为“包袱”在特定情节进程中“抖露”从而产生宫廷戏剧情节中常见的戏剧化效果——主角卢克·天行者乃是大反派达斯·维达的儿子，这个设定直到本传三部曲中的第二部结尾，在父子交战中才被揭露，“我是你的父亲”的场景与台词成为一个文化模因而对美国互联网文化产生了长期的影响。

后传三部曲上映后，其中两部的导演艾布拉姆斯和合作编剧克里斯·特里奥回答了一些关于影片的高热度话题，其中之一就是关于主角身份之谜的解释。编剧指出，这部电影是关于身份认同的问题，“人们不是发现自己的身份，而是创造自己的身份”。

影片的人物发展确实围绕这一主要线索进行呈现，从而响应了好莱坞对“政治正确”和“身份政治”话语的创作规范的要求。事实上好莱坞在左翼自由主义不断极化，“政治正确”的话语成为主流话语的过程中，也不断成为这种话语再生产和规范化的工具。

以围绕“身份政治”的话语冲突为例，对于几个主要角色的身份，影片将其对自身认同的发掘与原力的“光明面”绑定，形成了从身份认同到“正义认同”的叙事逻辑。而这种弥合性的处理虽然高度融入了情节设置的戏剧冲突之中，也在影像奇观的加持下有着一定的可信度，却成为了“极化”的双方都用以批驳对方价值观的文本资源。

《曼达洛人》的意识形态的扩展

在《曼达洛人》之前，华特迪士尼就推出了多部“外传”与衍生剧集作为院线电影的补充，不断充实大银幕之外的作品丰富程度。因为该剧是《星球大战》系列四十余年来第一次推出真人剧集，观众期待己久，加之美国电视剧行业的升级浪潮，华特迪士尼对该剧的投资超过了单集1000万美元，所以剧集开播以来便获得了极高的关注度。

西部片类型的叙事范式流变过程中，行动对象从正义、和平等道德目标，逐渐转化为个人诉求的实现，标志着美国的个人主义内核的坍塌与英雄形象的瓦解。《曼达洛人》中，主角的行动对象在第一集中体现得淋滴尽致——卧薪尝胆、拿钱办事，不论悬赏对象是否无辜，一句“无论是死是活，我都会带着你去领赏钱”道出了赏金猎人的冷酷无情。

当他发现自己的悬赏目标是一个孩子，而其他赏金猎人的任务都是直接杀死孩子时，心存善念的他决定凭一己之力保护孩子性命。此时，行动的对象开始发生了改变，赏金不再是唯一的目的，良心的召唤也开始影响着曼达洛人。

主角的行动对象的包装与设定也是《曼达洛人》对反“政治正确”话语的巧妙回应。以普罗普的行动范畴角度分析“孩子”这个角色，在曼达洛人将他作为悬赏目标追索时，他是被争夺的“公主”角色，缺乏自保和自主能力，当曼达洛人陷入险境时，他又成为了“助手”角色，以强大的实力帮助曼达洛人脱险。

通过在不同情节下，角色的变奏使得孩子不再只是主角的行动客体，而被赋予了丰富的含义。年逾五十但由于寿命漫长而实则只是步履蹒跚的孩童，但即使如此却可以掌握强大的力量，这样的角色设置暗示这个孩子将来的实力可能远远超过主角，也可以在未来的诸多危急关头拯救主角于水火，其角色含义远远超越了“被保护者”或是“助手”，从而脱离了西部片的叙事角色范式。

华特迪士尼《星球大战》的院线新三部曲虽然因难以应对分化的粉丝群体而口碑失利，但同期推出的剧集《曼达洛人》则准确拿捏了观众的诉求，并在“政治正确”原则与反“政治正确”的话语夹缝中，通过对传统《星战》叙事模式的回归、对人物形象的巧妙塑造，找到了一条通向商业成功的独特路径。

总结

高概念的好莱坞作品常常能起到弥合意识形态分裂的“世俗神话”效果，但这需要适当的叙事策略和创作者对自身社会文化状况的充分体认、精确把握。主流好莱坞影视作品的核心要素是商业成功，在面对一个意识形态话语高度分化的国内市场，华特迪士尼采取的“保守化”策略虽然保证了影片的票房和口碑，但也减少了影片的思想内涵，削弱了影片的意识形态功能。

面对国内电影产业的升级、网剧的崛起带来的机遇，更好发挥影片意识形态功能的广阔前景正等待被探索。国内影视制作者需要在保证影片商业成功的同时，重视作品的意识形态功能和文化思想内涵，避免在商业逻辑的驱使下导致的“主流价值观的边缘化、情感展示的外在化、捕捉生活的浅表化”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