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哲学家不再胡说八道，东拉西扯，那么……
作为一名常年深耕在一线的考研政治老师，我也来谈谈对哲学的一些认知。欢迎大家批评指正！
柏拉图认为“存在”是个名词，且起着名词的作用：命名一个整体的、完全在场的对象或状态。亚里士多德持论相反：“存在”是个动词。只是它尽管它是个动词，但它呈现的范式和体现出的内涵，也让它更像个名词。
假如就停止在此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话谁也听不懂。于是亚里士多德有补充：好比建房，这是个过程，其间每一步骤都是必须，但每一步骤都不能称作建成。然而房子一旦建成，建筑这个动作也就完成了，建筑这个名词也就耸立了。
不知道没学过哲学的朋友是否读懂上述话题。极大可能给他们留下的印象就是无聊找聊，就是作古正经地胡说八道。
本人受过的哲学教育其实一直在提醒：我们生活的世界是实在的，这种实在也叫“存在”。正因为如此，我们的语言是对存在的反应，我们的思想是对存在的概括。我们的语言的准与失准，我们的思想的正确与错误，因此才获得了相应的合理性。
语言与其反应的存在相吻合，被认定为有用。思想与其概括的存在相符合，被认为是真理。我们就是这样的来界定有用无用和真理谬误的。
假如我们不得不面对“不存在”，譬如鬼魂之类，我们的语言怎样与它相吻合？我们的思想怎样与它相对应？
完全没有可能。因此面对不存在，我们可以胡说八道，更可以胡思乱想。
可是有些东西未必是“存在”，同时也未必是“不存在”。譬如推测中的外星文明，想象中的灵魂出窍，怎么说？怎么想？
这是哲学不能处理的难题。说那些东西不存在，缺乏不存在的实证。说那些东西存在，违背了承认存在的前提。
在无从下嘴的尴尬中，哲学可以将那些问题悬置起来，也可以说是将它抛到旁边去。哲学家们会说，那是信仰，信仰不属于哲学。信仰属于信者信、不信者吐血而亡的感性。哲学属于理性，理性得讲道理，哪怕道理是歪道理，歪歪道理也得歪着“讲”。
可是哲学的无趣也就由此而生。事实上人的已识与无知，表面上与所知对象有关，事实上也与对欲知内容的信仰有关。相信“存在”，思想和语言就会去论证和迎合存在。相信“不存在”，思想和语言就会去背离不存在。
现当代，哲学突然发现所谓存在与否的麻烦升格到了巨大级。任何关于存在或不存在的观点，都有强大的反对势力存在。海德格尔苦思“存在”的可及性，最后发现也不如将其列入“不存在”更合适，只好将它存留在人的思维领域，将其定义为类似存在与否高度存疑的鬼魂。
可是海德格尔的存疑无法超过传统哲学存在与思维的镜像界线。有“存在”就有对存在的反应，语言是直接的反应，思想是间接的反应，或语言与思想共同构成对存在的反应。“不存在”的东西正因其不存在，自然就不存在的镜像，其所谓存在无非是思维的构建，甚至编造。
真要是在镜像里出现鬼魂，那不会把人吓个半死！
可是，在镜像哲学里，时间就会被排除在存在之外。因为时间无镜像，空间才有。譬如将镜面朝向任何物体，镜子里就会出现那物体。尽管我们大体承认同时那物体的腐蚀、衰亡等时间流失一刻也没有停止，但类似的时间存在却无法映入镜面。
类似还有规律、本质等等。
事实上在我们的语言和思想中，存在着幻觉般的模棱两可世界。或说正因为幻觉般的模棱两可世界存在，我们的语言才不那么简单，我们的思想才不那么单纯。
甚至可以这么说，我们不简单是存在的一部分，更应当是想象的一部分。我们固然生活在存在的现实中，同时也生活在想象的世界中。现实与想象，存在与幻象，让我们同时存在其中。
历来怀疑存在真实性的人，未必比怀疑幻象真实性的人少多少。即使通常毫不怀疑存在的真实性的人，生活中也经常会有怀疑自己是否存在于幻象中的时候。
典型如庄子的“梦蝶”。那不是个简单的寓言，而是人真实的感受：庄子与蝴蝶，谁梦见谁？庄子梦蝶时，庄子在么？蝴蝶梦庄子时，蝴蝶在么？梦醒时的庄子不是梦中的庄子，无法回答。人不是蝴蝶，更说不清楚蝴蝶的梦。假如蝴蝶有梦的话。
何况我们还有文化。我们是文化人不是自然人。文化让我们与存在远离，文化让我们对存在的感知难以固定，文化让我们对存在的理解发生差异巨大的分歧，文化让我们在丢失意志自由的前提下保有对自我的顽强认同。
哲学课堂上获得的唯物唯心区别似乎非常明显，但也因太过明显而显得非常极端。事实上介于二者间的哲学观点极多，难以被归类的哲学家亦不少。因此在哲学课堂只学会判定唯物唯心，本身就走进了僵化的学习误区。
孩子问这是什么？父母答这是树。孩子再问，树是什么？父母答树是做家具的材料。孩子继续问，除了做家具树还能做什么？父母答树下还可乘凉。孩子再继续问……父母将被问到理屈词穷。
成年人的发问更比孩子之问更难以回答。成年人会问什么是人，什么是生命，什么是自由意志等肉眼不可见的存在。对这些成年人之问，成年人得到的回答往往越出肉眼可见：什么是人的问题只要回答，就会越出人类学，进入本体论。而那里，是人类争论的王国。
可是相信本质的追问能逼出本质的答案，这是成年人对求知的信念，也是成年人对知识的信仰。换言之，是成年人的宿命。
在康德那里，人留下了，本质溜走了。在海德格尔那里，人离开了，本质留下了。在布伯那里，人缩小为孤独的个体，进化让他不会孤独地存在。
于是在严格的科学控眼里，哲学家纯粹在胡说八道。照科恩的说法，这种胡说八道还是贩卖晦涩的典型。他们的思想也因无法实证、无法澄清而显得那般地贫瘠。
科恩甚至提出个鉴别胡说八道的办法：假如删去其中某句话，整句话的意思也不会改变，那么被删去的那句话就属于胡说八道。
遗憾是照科恩的办法行事，不仅所有的哲学都是胡说八道，所有的文学也难以幸免。“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著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这样的境界永远是文学无法达及的理想，也是哲学永远追求的远方。
有“民哲”熬制的心灵鸡汤飘荡着这样的气味：养猫者比养狗者更能挣钱。理由是养猫者更独立，养狗者更忠诚。这里面的逻辑是独立者更能挣钱，忠诚者不行。潜台词是，挣钱不能来实的。
单纯从道理上很难驳倒上述观点。甚至凭借一些似是而非的感觉，很可能会认同上述观点。
可是这是典型的胡说八道，真正的胡说八道。因为那些结论是能够得到实证证实或证伪：拿出统计数据即可。
不要用个例。任何不讲概率只讲个例都是耍流氓。真有人做过相关统计，得出的数据证明上述鸡汤有毒。
这也说明，任何号称“搞哲学”的人，企图在可实证的领域中下断语，他就可能遭遇来自实证方面的响亮耳光。这也就逼得哲学专业人士只能将自己严格限制在形而上的圈子里，做感兴趣者姑且看看，不感兴趣者抛冷眼的局外人。
不幸的是，运用数据分析不是多数人掌握的技能。这也就决定了多数人只会被那些似是而非蛊惑。尤其当故意胡说八道者将话题拉到无法证实或证伪的圈子里时，数据分析顿时失去用武之地，更让多数人只有迷茫或迷信。
何况人们遇到的太多问题，恰恰因其无法实证而无法统计。
今天手机上的推文和短视频，有太多是从所谓哲理大锅中熬制出来的鸡汤，其存在的空间恰恰因其永远无法实证而宽阔无比。
格雷厄姆·哈曼说，当代哲学本质是胡塞尔的现象学与海德格尔的存在论的变体，它让我们生活在无法证实或证伪的形而上学中。
格雷厄姆·哈曼的高论还有：当今社会，自然科学一统天下，甚至扮演了终极权威的角色。“不科学”成为非真理，甚至谬误的代名词。“合乎科学”，基本与“完全正确”等量齐观。然而事实上，自然科学管束不了人，解释不了人，引导不了人。且越是社会发达就越是这样。因此，现代人更加需要形而上学。
事实上，老早就有哲学家反对将哲学矮化为知识。譬如苏格拉底，他从不看重知识，宁可将自己的追求称作对智慧的爱，而不是智慧本身。
康德也认为只有思想才真正值得追求，当然得排除他自己关于物自体不可知的思想。在康德眼里，所有无生命的存在对于人类来说都是自在之物，其真相或真理，人类都无法得知。自然科学经常以为自己已知或接近已知，其实历史和事实一再证明，它们再伟大的理论和发现也无非是知其存在的皮毛。
尤其当人们看见天文望远镜所拍摄的图像，马上就会明白宇宙有多大，地球有多小，人类有多孤独，人类已经得到的那点理论或真理，有多么不值一提。
因此怀德海和拉图尔才提出相关主义。不问终极，不问本质，不问真相，只问是否彼此相关或与论证相关。将其中的道理说清楚了，也就足够“正确”了。假如“正确”一词可不那么严格地使用的话。
有一些现象，前人认为只是暂时未知，然而事实证明其完全可能永远不知。譬如万有引力的动力和世界本源的真相，牛顿孜孜以求而不得，爱因斯坦穷经皓首亦枉然。
因此总有一些被称作哲学问题的问题，成为代代重复的世纪之问。譬如上述万有引力动力和世界本源真相。因而总有企图深究这些问题的哲学家遭人嘲讽，甚至连累哲学本身遭人诟病。
哲学家有少数派，典型如斯宾诺莎、柏格森、叔本华、尼采等；也有多数派，典型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笛卡尔、康德、黑格尔、胡塞尔、海德格尔、萨特等。前者说的是他们的思想简单而怪异，后者说的是他们的思想复杂而深奥。然而不管他们属于哪派，都是不可证实和证伪领域的探索派。极而言之，都是打引号的胡说八道派。
只有那些自我标榜的实证哲学，如教育哲学、经济哲学、管理哲学、体育哲学甚至生活哲学“门”里的那些派，其代表人物才显得好像不那么胡说八道。但在相关学科的实证研究者眼里，他们那些观点仍然是风格怪异甚至是浅尝辄止的胡说八道。
近年在西方消亡已久的斯多葛派走俏，其主张的生活方式或生活实践，被今人猛地发现管用且好用。然而该哲学是否能适应今天的生活，也还是存在巨大的未知数。只是这个古老哲学流派得以复兴告诉人们：曾经，我们这个世界不缺愤世嫉俗者、怀疑一切者和坚韧不拔者，他们都是人中智者。
而今天，游走在城乡各地的，尤其是混迹于知识层的，更多是粗糙或精致的利己者。这些本在知识层或智慧层的人，成天念兹在兹的，竟是可以马上证实或证伪的理论。因为那些理论可以及时变现，可以为他们贡献金钱、名誉和地位。
从这个意义上说，当哲学不再探究形而上学了，哲学家不再胡说八道了，哲学和哲学家也就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