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园林，是居住类建筑的延伸，是居住类建筑的一种高级文化形态。在建造观念上，其起源与发展在居住类建筑之后。在文化史上，是先有宫室营建文化，才有园林建构文化。不同于日本室町时代的“枯山水”多用作观与悟，中国园林具有可居、可游、可观、可悟的文化属性，其中，可居属性是最基本和首要的。
在构成园景之三大要素即建筑、山水道路与植物中，建筑的营构，是中国古典园林构景的主要手段，园林景观中的建筑物及其布局，首先是作为可居的空间环境而存在的，其次才是可游、可观、可悟的审美对象。所谓“无屋不成园”，厅、堂、亭、台、楼、阁、轩等，一般性地成为了中国园林构景的主旋律。明、清时，园林文化发展至巅峰，就园林景观中的建筑营构而言，更是达到了历史的综合水平并具有一定的时代新因素。在这一时期，最繁盛灿烂的当属皇家与私家园林两大类型。
就皇家园林而言，理性的秩序感是首先要突出和强调的，一定程度上是讲究轴线的宫室文化观念在园林空间中的延展。皇家园林自然不乏可居的“家”的特征，但同时又是王权的象征，因此会比一般园林更为广阔，某种意义上可看作宫殿的园林化和园林的宫殿化。它以儒家伦理为底色，在道家文化的氛围中，揉进佛释“语汇”，并不时采撷江南私家园林的精华来装扮自身，同时兼具多民族文化要素来彰显必要的包容性，将天子虽放逸于山水却不忘社稷家国及其道德修养的理念作为总体设计思路，较好地体现出君临天下、君拥天下的强烈文化意识与政治观念。
相比之下，私家园林多集中于江南，如苏州、南京、杭州、扬州及上海等地，这类园林本身的意义并不在于建筑个体，而在于其整体渗透出来的中国文人骨子里睥睨世俗的隐逸情怀，并在追求宁静、秀逸之气中得以实现。私家园林以苏州各园最具代表性。苏州古称平江，自晋室南渡，已有造园记载。东晋王献之所记“顾辟疆园”，被认为是苏州最早的私园实例。自晋至唐，苏州私园发展不快。五代时，由于苏州偏安东南一隅较少遭遇战乱，成为辟建私园的好去处，时有贵族钱镠父子两代皆在姑苏造园。《古今图书集成》云：“钱氏时，广陵王元璙（钱镠之子），实守姑苏，好治林圃”。有宋一代，苏州私园渐多。北宋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苏舜钦因支持新政，被朝中保守派弹劾，获罪谪职，于次年避居苏州，购城南一处废园而筑沧浪亭，并自撰《沧浪亭记》云：“家有园林，珍花奇石，曲池高台，鱼鸟留连，不觉日暮”。至明、清时，苏州私园建造之风极盛，绵延达三百年之久。著名的拙政园、留园、网师园、狮子林与怡园等，都建于或重修于这一历史时期。尤其明中叶之后，苏州的经济、文化更为繁荣，加上气候、地理条件良好，文化传统葱郁，使得这里成为私园重镇，且造园之风流播于苏南、浙越一带。
一般来说，中国园林尤其是江南文人园林，忌用直线，必“曲径通幽”之类才具诗意，其基本文化属性是老庄之道，以自然美糅合文人气质融入园林。如位于苏州城区东北隅的拙政园，该园始建于明正德年间，第一任园主为明代监察御史王献臣，后数易其主。明代书法家文征明在其《拙政园记》中有云，王献臣称“昔潘岳氏仕宦不达，故筑室种树，灌园鬻蔬，曰‘此亦拙者之为政'也；余自筮仕抵今，愈四十年，同时之人，或起家八坐，登三事，而吾仅以一郡倅，老退林下，其为政殆有拙于岳者，园所以识也”。文中潘岳乃失意之人，所作《闲居赋》意谓为官从政，踌躇满志，春风得意，是一人生境界；而无官可做，筑室植树，浇园种菜，逍遥自在，也不失为一“政”，是“拙者”之“政”，乃人生别一境界。潘、王二人自嘲为“拙者”，可见失意者心底之不平。此为“拙政”园名寓意。现存拙政园远香堂，是园内规模最大的明代建筑，其四面无墙而嵌装玲珑雅致、工艺精湛的长窗，夏迎临池荷风、馥香盈堂，遂取北宋周敦颐《爱莲说》中“香远益清”之意，借喻君子品性。濂溪先生独爱莲花，称之为“亭亭净植，出淤泥而不染”者也，其幽韵雅致，自比清高，正合失意者之人格与文化心态。
大凡文人园林，都追求山水和鸣、花木相依，回归于自然与建筑相谐调的境界。然而同样是“山水自然”，却仍可做到各具特色。恰如留园，原系明嘉靖年间遗园，曾有明太仆寺少卿徐泰时置东西两园，其中西园后为戒幢律寺，东园即发展为留园。留园之名始于清光绪初年，清嘉庆年间曾称为“寒碧庄”。园分四区，中区保存并重现了徐氏东园与寒碧庄时期较多历史遗构，文化价值最高。东、西、北三区为光绪初年官僚豪富盛康所扩建。园内建筑布置及规模、数量可谓恰到好处，其厅堂在苏州诸多园林中最为丰富宏敞。著名建筑学家刘敦桢认为，留园的建筑空间布置在美学上已达精湛程度，他说：“无论从鹤所入园，经五峰仙馆一区，至清风池馆、曲溪楼到达中部山池，或从园门进入，经曲溪楼、五峰仙馆进入东园，空间大小、明暗开合、高低参差对比，形成有节奏的空间联系，衬托出各庭院的特色，使园景富于变化和层次”。他又指出：“如从园门进入，先经过一段狭窄的曲廊、小院，视觉为之收敛。到达‘古木交柯’一带，空间略事扩大，南面以小院采光，布置小景三处，北面透过漏窗隐约可见园中山池亭阁。通过上一段小空间‘序幕’，绕至绿荫轩，豁然开朗，山池景物显得格外开阔明亮。由此往东，经曲溪楼等曲折紧凑的室内空间到达主厅五峰仙馆，顿觉室内宏敞开阔，都是对比手法的运用”。
此外，留园建筑空间布局的高妙之处还在于，以西北为山、中为池、东南为建筑的做法合乎“风水”观念。《周易》八卦方位以西北为乾位，东南为巽位，中为中宫之位。乾为阳、为父，可引申为祖。故“风水”中以西北为龙脉与祖山所在，留园选址以西北有山，正应“风水”之乾位。西北之山向东南延伸，有所谓“龙脉”流注于“龙穴”之意，这是留园中部掘地为池的“风水”文化观念的又一体现。而东南隅设建筑，又应在巽位上。《易传》有云，“巽为风”，“巽为入”。因此“风”自东南吹拂而“入”于“龙穴”，在古人看来也是吉利的。“风水”术颇重卦气，气自西北沿“龙脉”流注于“龙穴”，又从东南以“风”的自然形态吹“入”于“龙穴”，此乃生气灌注也。这种西北高而东南低的地形，冬季可挡西北寒风而春夏又无碍南风吹拂，其山背阴向阳，其水波光潋滟，使得整个园区在视觉上极具疏朗之感。
如果说留园是一段意境深幽，富有野韵的动人“旋律”，那么位于苏州带城桥南阔家头巷的网师园则是山水“合奏”的绝佳“蒙太奇”。网师园初为南宋官宦史正志万卷堂故址，后荒废而沉寂多年。清乾隆中叶得以重建。因南宋万卷堂别称“渔隐”，清代园主光禄寺少卿宋宗元遂借“渔隐”原意，自比渔夫，渔夫者，网师也，故而更名网师园。乾隆末年，该园再度遭废，后修复，奠定现存布局形制。该园既名“网师”，自然以“水趣”为主。水景居于园区中部，略呈方形，水面平静、聚蓄而不显得漫溢无际。水景使得该园充溢灵动、涵碧与清虚之气，建筑濒水而建者众，具有可人的亲水性格，如水阁、廊亭、小桥等都低临水面，拥有感人而宁和的文化气质。加之池岸低矮，以黄石筑就的水岸叠石被处理为洞穴吻水情状，虽半亩之水却给人水广波延、源头无尽之感。池中未植莲荷，上下一碧，清彻见底，山色天光，廊宇树影，倒映池中，素朴而清丽，实乃网师园理水营造的点睛之笔与绝妙之处。小山丛桂轩是园内主要建筑，为求在尺度上与水池和谐，其体量小巧，轩前后之叠石、湖石、花台等均缩小尺度，与水景相应。其余如蹈和馆、琴室、五峰书屋、集虚斋、看松读画轩等，亦有此特点。网师园建筑以造型精巧、雅致、秀逸见长，尤其临水亭阁，以小、低、瘦、透取胜。室内配以典雅、灵秀的家具陈设，处处推敲周到，不乏“以小见大”之意境。
网师园的文化主题，在诸多苏州私园中最能体现道家情思。道家的人生理想在出离俗世，寄情山林，放归田园，返朴归真。网师园以及其它江南文人园林，典型地彰显出老庄“任其自然”、遗世特立的文化品格，是一批寓含“出世”之思，展现在东方大地上的文化“标本”。
综上，中国古典园林的文化品格是颇为复杂的，其中，儒家的伦理观巧妙地糅合于佛家的“色空”观，亲和于道家的“天人合一”观。究其原因，在于中国文化发展至明、清，儒、释、道已走向调和。这个时代的中国园林类建筑，在技术或艺术层次上，皆达到中国古典建筑文化的巅峰，无论皇家园林还是私家园林亦或是墓园与寺观园林，在文化精神上，都有许多深邃的寄寓与喟叹。尤其作为私家园林的江南文人园，园境宁静而古雅，工巧已入化境，是中国文化的无价瑰宝，其意境饱含哲理美韵，是静虑与参悟的无上精神享受。文人园林的书卷气尤为葱郁，这种书卷气主要属于“庄禅”一路，是明、清文人士大夫中失意者文化心态的生动写照，也是那个特定时代文人人格的空间意象。
中国园林，一种出于人对大自然的依恋与向往而创造的广义的建筑空间，一种人欣赏人化的自然美的特殊方式，是人对大自然欣喜的回眸与复归，是人化的自然美、建筑美、山石道路植物美与人文因素的相互渗透的和谐统一。在精神文化意义上，是人及其人性的“返朴归真”，即人通过自身的实践、劳作与营构，不是离自然越来越远，而是回到“本然如此”的、自然而然的时空境界中。英国哲学家培根指出：“文明人类先建美宅，营园较迟，可见造园艺术比建筑更高一筹”。这种“更高一筹”的园林的文化境界，正是明代造园家计成在其《园冶》一书所说的“虽由人作，宛自天开”。“天开”者，自然也，本然如此也，“道”也。老庄所倡言的“道”，正是中国古典园林的基本文化品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