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纪实摄影，就绕不过玛格南图片社和它的创始人之一——罗伯特·卡帕。

罗伯特·卡帕（Robert Capa，1913年10月22日—1954年5月25日），生前被称为“世上最伟大的战地摄影师”，1954年在越南采访第一次印度*那支**战争时，因误踩地雷而身亡，将他短暂而传奇的一生定格在了41岁。

格尔塔镜头下的卡帕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就是他的故事。

一、从布达佩斯到柏林

罗伯特·卡帕原名安德鲁·弗里德曼（Endre Friedmann）出生于匈牙利布达佩斯的一个犹太家庭，在三个男孩中的老二；他的弟弟康奈尔，后来也成为了摄影师，并且不遗余力地为保存和发扬罗伯特·卡帕的摄影事业而努力。

高中时的卡帕酷爱阅读，很早就开始对社会事务和政治改革感兴趣，他经常参加街头*威示**活动，抗议政府的独裁统治。1931年晚春，因为被怀疑加入了*产党共**，17岁的卡帕被秘密警察盯上了, 最后只有远走他乡，成了一个政治*亡流**者。

1971年7月，卡帕进入柏林的德国政治学院，主修新闻学，以实现成为文字记者的理想。为了支付学费和生活费，卡帕设法在当地一所很有影响力的图片社——德夫特图片社找了一份兼职：跑腿、并做暗室助手。

正如卡帕的好友、美国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约翰·斯坦贝克多年后评论的：“卡帕知道自己在寻找什么，并且当他找到之后知道如何处理。”

图 片 社 的 老 板 西 蒙 • 盖特 曼 很 快 发 现 了这个年轻人对于摄影的天赋，就借给他一台徕卡相机 (徕卡相机最初问世于1925年的德国，是世界上最早的35mm相机，问世之初，因为又小又不显眼而一直被视为玩具)，有时候也会派他去做一些简单的采访工作。

1932年10月，卡帕接到一个重要的工作，到哥本哈根拍摄*亡流**的俄国革命家列夫 •托洛茨基给丹麦学生的演讲。由于当时的摄影师都使用大型相机，很容易成为目标而被拒于门外，而卡帕带着借来的那台不起眼的徕卡相机，顺利地与几个工人一起混入了会场，成功地完成了采访，这是他第一件成功的作品。

托洛斯基正在演讲

1933年1月，希特勒被任命为德国总理，柏林越来越不利的政治气氛，让卡帕无法继续留在刚刚勉强站住脚跟的柏林，他又一次选择了逃离。

二、从巴黎到巴塞罗那

1934年，卡帕来到巴黎。正是在这里，他遇到了很多同样热爱摄影的朋友，有志同道合的同龄人，肯在技术上提携他的贵人与前辈，还有他的灵魂伴侣、恋人与合作伙伴——格尔达·塔罗。

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的欧洲，还未完全从一战的创伤中愈合，又陷入法西斯与反法西斯两大阵营的对立，被笼罩在新的战争乌云中。

于是大批年轻的知识分子、作家、艺术家等文化名流，来到了气氛相对自由的巴黎。这里，正如当时也在巴黎的美国作家海明威所说， 是一场“流动的盛宴“。

当然，所谓盛宴，是指文化上的；象卡帕这样一名不文、初来乍到的年轻人，无法找到理想的工作，生活上自然也很困窘。

卡帕有着帅气的相貌和温和的性格，略深的肤色、浓密的黑发和眉毛、乌黑的大眼睛，还有那种有点慵懒、漫不经心的神情，从相貌到气质，都自带一种波西米亚风情。据说卡帕遗传了他父亲能说会道的天赋，因此总能得到别人得不到的资源。

当时，在德国和意大利，人们开始尝试用35mm小型相机进行拍摄， 1934年春，卡帕遇到了安德烈•科特兹（André Kertész，1894年7月2日—1985年9月28日），一位年近40享有盛名的匈牙利摄影，他是率先探索在艺术和新闻摄影中使用35毫米徕卡相机的领头人之一。

科特兹和他的妻子不仅在生活上关心卡帕，还热心教导他摄影。在科特兹的引导下，卡帕意识到徕卡相机作为纪实报道的工具所具有的前所未有的潜力。他携带徕卡相机混迹于巴黎人*阵民**线*行游**的人群中，抓拍照片，记录历史，又从巴黎走向战场。

1936年春天，人*阵民**线参加大选前后的*行游**和抗议活动-by 卡帕

科特兹还有两个学生，一位是来自巴黎近郊、后来被誉为现代新闻摄影之父亨利·卡蒂埃-布列松（Henri Cartier-Bresson，1908年8月22日—2004年8月3日），和大卫·西蒙（David Seymour；1911年11月20日—1956年11月10日）一位来自波兰的犹太人、后来同样英年早逝的战地摄影记者，三个年青人很快成为莫逆之交，他们相互学习，相互鼓励，与他们的导师科特兹一起跻身于摄影革命的领军人物之列，并在数年之后成立了以追求摄影的独立性和高质量为使命的玛格南图片社（Magnum Photos）。

卡帕和大卫·西摩在一起-by 亨利·卡蒂埃-布列松

一次，卡帕为给一家瑞士人寿保险公司拍摄宣传手册而到处物色模特。在一家咖啡馆，他遇到了年轻的瑞士难民露丝·瑟夫(Ruth Cerf)。虽然一开始对方对他并不信任，但还是同意去蒙帕纳斯公园为他拍照。

显然，露丝·瑟夫仍然不是完全信任这位英俊、黝黑、看起来有点象吉普赛人的年轻摄影师，她带上了她最好的朋友格尔达·塔罗（Gerda Taro，原名：格尔达·波荷雷勒，1910年8月1日—1937年7月26日，），一位精明漂亮、野心勃勃的来自德国的犹太姑娘，后来成为世界上第一位女性战地摄影师。

就这样，格尔达·塔罗与卡帕，两个几乎因为同样原因流落在异国他乡的年轻人第一次见面了，他们很快成为恋人和合作伙伴。格尔达成为卡帕的经纪人和助手，卡帕则成为格尔达的摄影老师。

那时，即使是在相对自由的巴黎，犹太人也越来越难找到工作。为了在一个对犹太人和自由派越来越敌对的欧洲以及支付更高报酬的美国市场中获得更多的工作和认可，两人在1936年虚构出“罗伯特·卡帕”这个名字，并共同使用这个名字在许多知名刊物投稿。按照格尔达对客户的说法，这个罗伯特卡帕是一个小有名气、富有的美国摄影师，这样他们可以得到很高的稿酬。

后来“卡帕”成为了安德烈的个人化名，格尔达也以“格尔达·塔罗”作为自己的化名，慢慢开始了自己的独立工作。

1936年7月，西班牙内战爆发。

在意识形态层面，卡帕和格尔达都对由工人、工会、社会主义者和穷人共同组成的反法西斯共和军所面临的困境怀有深切的同情；而这时，他们手头也有了一些积蓄，8月初，两人抵达巴塞罗那，开始报道西班牙内战。

在那里，卡帕拍摄了一名西班牙共和*党**武装人员被击中的照片——《倒下的士兵》，被称为史上最为伟大的战争照片之一，名声大噪

但同时，他也永远失去了自己的爱人与同志。1937年7月26日，在布鲁内特战役共和军撤退期间，格尔达·塔罗被共和军一辆坦克误撞，因伤势过重，第二天即离世。

战争的残酷就在于，它带走的不仅仅是镜头前倒下的无名的士兵，还有可能是身边最亲密的人。

没有人知道随后的那段时间，卡帕是如何在痛苦中挣扎的。人们只知道，17年后，卡帕死在越南的战争前线时，仍然随身携带着格尔达的照片。

工作中的格尔塔

虽然他说过一句话："I hope to stay unemployed as a war photographer till the end of my life." （我希望作为一名战地摄影师，直到生命的尽头都没有工作可做），但二十世纪的前半个世纪却充满了纷争与战火，因此他的工作也从来没有停止。

在他不算长的一生中，他参与报道了5场发生于20世纪的主要战争：包括西班牙内战、中国抗日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场、第一次中东战争以及第一次印支战争。

三、中国之行

1938年1月，荷兰电影导演卡帕尤里斯•伊文斯前往中国拍摄战争纪录片《四万万人》，作为其好友（两人都参加过西班牙内战），卡帕担任了该片摄影。

卡帕一行人先是乘船到达香港，再从香港飞往汉口的蒋介石临时政府。在那里，他们与蒋介石夫人宋美龄有了很多接触，在工作安排上也得到了蒋夫人的亲自过问：她将卡帕一行摄制人员的拍摄范围限制在汉口以内，并有专人“陪同”护送。

1938年4月，卡帕一行人到达苏州，记录下了中国抗日战争历史上重要的台儿庄战役。因为他们是外国人，没人敢答应他们上前线拍摄的要求，但他们还是抓住机会在台儿庄附近的小树林中拍摄了这场战斗，那是值得庆贺的第一场正面击溃日军的胜利。

卡帕坐在收缴的日军坦克上

卡帕在给《生活》杂志的报道中写到：“一次胜利使台儿庄成为中国最知名的村庄……历史上作为转折点的小城的名字有很多——滑铁卢、葛底斯堡、凡尔登，今天又增加了一个新的名字……”

虽然卡帕希望能拍摄一些毛*东泽**武装力量的情况，但最终未能成行。但在中国的半年时间里，他还是拍下了很多反应当时战况和中国民众生存情况的新闻照片，将惨痛的历史永远留存。

蒋夫人宋美龄-by卡帕

这幅中国士兵肖像被用作了当年《生活》杂志的封面

蒋介石下令炸毁郑州附近的黄河堤坝洪水，暂时阻止了日军的形成，却导致11座城市4000个村庄受灾，毁掉了4个省份的专家，导致200万人流离失所。

站在马克思像前的周恩来

四、诺曼底登陆

1939年9月，二战爆发，法国政府关押了许多被怀疑 为 同 情 左 派 分 子 的 人 士。卡帕离开巴黎前往纽约，成为《生活》杂志的随军记者，陆续报道了欧洲战场上的战事。而其中最著名的一次任务，则是他作为唯一的摄影记者，随第一批登陆部队登陆诺曼底。

1944年6月6日当日，卡帕带了三台相机：两台各装了一卷黑白胶卷的35mm康泰克斯单反相机、一台装了2.25英寸反转片的䘵莱福莱相机随军在奥马哈海滩登陆。

多年以后，卡帕在他的战争回忆录《轻微失焦》里回忆道：

“我拍完了照片，海水在我裤腿里冰凉。犹豫着，我想从钢柱旁走开，但*弹子**每次都把我赶了回来。我前面50码处，一艘烧得半焦的水陆两栖坦克挺出水面，给我提供了下一个藏身之处……在浮尸之间，我游到了它旁边，停下来又拍了几张照片，最后鼓足勇气，一跃到了岸上……

海滩的斜波给了我一些保护，因为我们都平趴着躲避机枪和来福枪*弹子**，但海潮帮把我们推向铁丝网上方，铁丝网那边枪声不断……我拿出我的第二台康泰克斯相机，头也不抬地开始了拍照……”

在第一次为时30分钟的战斗冲锋中，卡帕拍摄了106张底片。然而当这些底片被送到伦敦的暗房冲洗时，由于工作人员失误，76张黑白底片中，只有11张勉强能用。

但即使是下图这样略微失焦的图片，也让人们真切地感到了战争的残酷。正如卡帕的传记作者Richard Whelan在《Robert Capa in Spain》（罗伯特·卡帕在西班牙）一书中所指出的：“现代战争一大令人恐惧的倾向便是‘去人化’。士兵用*器武**进行大规模*伤杀**，只是因为他们学会了不把受害者看成个人，而是将其视作一个范畴——敌人。卡帕的策略是重新给战争赋予人性，强调饱受战争之苦的是独立的个体，这样观赏照片的人便会不禁感同身受。”

诺曼底登陆–18岁的士兵爱德华·雷根趴在沙滩上，卡帕最著名的战争照片之一

五、好莱坞往事

1944年8月25日，卡帕随着解放法国的装甲师回到了巴黎，他事业开始的地方。即使他于1946年入籍美国，巴黎仍是他周游世界的大本营。

1945年6月，来自瑞典的好莱坞女星英格丽·褒曼跟随新片《卡萨布兰卡》剧组去欧州进行劳军演出，下榻在凡登广场丽兹饭店。

在那里，她遇到了罗伯特·卡帕，一个她称为“有趣的、穿大兵服装拍照的人”。不久之后，两人在柏林再次相遇。

“我只对两种人有兴趣，一是逗我开心的人，一是让我事业有长进的人。”多年后，英格丽·褒曼在她的自传里这样写道。无疑，卡帕同时具备了这两件条件。

最主要的是，当时的英格丽·褒曼虽然在事业上如日中天（她刚因《煤气灯下》获得第一座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奖），她与第一任丈夫的婚姻却亮起了红灯。

于是，一个是正当红的影坛巨星，一个是不羁而爱冒险的战地摄影师，如电光石火般，两人坠入爱河。

卡帕跟随褒曼去了好莱坞，在那里逗留了几个月，打算成为一名导演兼制片人。

卡帕镜头下的褒曼

然而他很快就发现，已习惯了面对枪林弹雨的自己，无法融入浮华的好莱坞。相比于那个惨烈、满是废墟的战场，好莱坞像一个光怪陆离的梦，显得那么虚幻。

也许是这个原因，或者是因为格尔达的死让他觉得自己永远不能成家——一旦有了家室，他就不能再轻易地接受危险的任务了，他拒绝与褒曼结婚。

他说：“我不能固定在任何地方，如果他们说‘你明天去朝鲜’，而我们结婚生了孩子，那我就不能去朝鲜了。所以结婚是不可能的。居家过日子比死亡更糟。我还是只做你忠实的情人吧！"

褒曼在自传里回忆道：“他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自己只有很短暂的一生可过。而他不能顺从于一套不能逗自己开心的标准而荒废人生。”

于是，两人就象徐志摩的那首《偶尔》的诗中写的那样：“…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两个不同世界的人，即使在交会时有过美丽的光亮，终究是擦肩而过。

1946年，卡帕离开了褒曼去往土耳其，继续自己战地摄影师的旅程。

六、玛格南图片社

二战结束后，卡帕在巴黎过了一段相对平和与稳定的都市生活：下午去赛马场，晚上带着美女到夜总会，整晚打扑克。他性情温和，又擅长讲故事，因此结交了一大帮文艺圈的朋友。

1944年5月，卡帕在伦敦医院探望受了伤的欧内斯特海明威，当时他们正在等待盟军攻入法国的捷报。

同时，他为《假日》杂志撰写了大量在欧洲各地旅游和冒险的文章。写作似乎能带给他最大的满足感，他很喜欢他的文章题注:“ 文:罗伯特:卡帕，图:作者提供”。

1947年，卡帕和他的朋友们，亨利• 卡带埃一布列松、大卫• 西摩、乔治•罗杰和威廉• 范迪维特等人，合作成立了图片社“玛格南”，并且在巴黎与纽约均设立有办公室。这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图片社，而是一个“合作社”。

他们希望通过创建这个机构，保护摄影师的版权，提供更多的创作自由，同时也推动了摄影艺术的发展。自从成立起来，玛格南图片社一直以来都以其独立性、自由和高质量的摄影而闻名。

卡帕和朋友们在一起

1951年，卡帕成为图片社主席。

他投入了大量时间和精力指导图片社的运作，他最大的爱好就是邀请年轻的摄影师加入到图片社这个大家庭，如果能够，他愿意做任何事情在无论个人生活还是事业上帮助他们：

努力为他们争取拍摄任务，鼓励他们，借钱给他们，还带他们出去吃饭和参加聚会，就象他的恩师科特兹曾做过的一样。

北非战场上的巴顿将军

毕加索与他的儿子有记者曾询问卡帕如何才能让被摄者在拍摄脸部特写是保持如此放松和自然的表情卡帕回答说：“这很容易。喜欢这些人，并且告诉他们，让他们也喜欢你。”

七、生命的定格——越南

生活中总是有一些很讽刺的事，让你会怀疑命运弄人。

当年卡帕也许是厌倦了欧洲的纷繁战事，于1946年入籍美国，这个大洋另一边的富足与和平之地。然而1953年，因为被怀疑是*产党共**人，他的护照突然被吊销，他被困在巴黎几个月，无法旅行和工作，后来又因背痛而在伦敦住院治疗。

1954年4月，休养完毕的卡帕正准备去日本开始一个为期6周的工作，他又接到一份工作：《生活》杂志采访第一次印度*那支**战争的摄影师要返美休假，当时正是奠边府战役爆发不久，杂志社需要有人去接替越南战场的工作，进行为期30天的报道。

卡帕并没有立即接受这份工作，但考虑到他还有一大笔账单要支付，卡帕还是于5月2日飞到了曼谷，而就在他等待签证的时候，越盟已经于5月9日夺取 了奠边府。“ 我刚到河内。” 他和同事们写信吐槽道，“还没来得及摸相机，故事就结束了。”

可是既然来了，那怕是故事的尾声，也是值得描述的。当时越盟俘虏了几千名法国士兵，后来他们同意其中的750 来名伤员可以撤离，于是卡帕和一帮同行们立即出发去到越南北部的南定，采访这次行动。

5月25日早晨，卡帕带上他的工具登上了酒店外面的吉普车：装有黑白胶卷的康泰克斯相机和装有彩色胶卷的尼康相机，还有一把装了千邑的酒壶和一把装满冰茶的保温水壶。

他们跟随着部队，沿着从南定到太平的方向前进，行程经常会受到地雷和*击狙**手的干扰。

下午2:50，由于没有拍到想要的照片，卡帕跳下吉普车离开同伴，跟随一个小队进入稻田。他拍了一排士兵在稻田中行军的场景，而这也成了他人生中最后一张照片。

为了取得更好的效果，卡帕走到一个平缓的长满草的堤坝斜坡开始往上爬, 却不慎踩中了越盟的地雷，他的康泰克斯相机还缠在手上，尼康相机却被炸到了几英尺之外…

卡帕有一句名言："If your pictures aren't good enough, you're not close enough." （如果你的照片不够出色，那是因为你离拍摄对象不够近。）这一次，他真的太近了…

他被葬在纽约约克镇附近阿默天克的教友派公墓。在纪念仪式上，他的同行、美国知名摄影师爱德华• 斯泰肯评价道:“他懂得生活。他体验着生活的精华，以不惜一切的精神回报了生活... (他)英勇地、旺盛地生活过，带着罕有的气节。”

而对他的作品，约翰·斯坦贝克的这句评价可谓精辟：“卡帕的作品本身就是一颗伟大的心和压倒一切的悲鸣，没人能取代他没有人能代替这位优秀的艺术家，但我们很幸运的在他的作品中看到了他可贵的品质。”

这就是影像作品的特别之处吧，任时光流逝，我们总能在大师的作品中感受到他们可贵的遗产。

逝者也因此得到了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