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金庸封笔之作的《鹿鼎记》，可以说是对其武侠小说创作的一次总结，作品中的主人公“韦小宝是一个特殊的人物。金庸把在香港观察到的丰富的社会经验化用到韦小宝身上，形成一个可以大大分析的人物。阿Q是一个引起争论的典型，韦小宝也是，不过是另外一种。”著名学者严家炎如是评论韦小宝。
金庸受《阿Q正传》影响，试图以韦小宝来描写“国民性格”:“写这部书时，我经常想起鲁迅的《阿Q正传》所强调的中国人的精神胜利。精神胜利的意念在中国的确相当悠久而普遍，但是却不是中国所独有的。有时走访国外，我也常发现:几乎每个地方的人民都有他们精神胜利的方式。所以我试图从另一角度去探索中国人所特有的一面性格。”纵观全书，作者充分运用韦小宝这个人物，通过一系列民族文化心理的分析，实现对“国民性格”的批判。
鲁迅笔下的阿Q以精神胜利法著称，阿Q也叫“阿桂”，韦小宝又叫“小桂子”，他们都是“桂”家的，虽然一个是民国时期的一介小民，一个是康熙年间的王公大臣，相隔250年，但其共同的自乐心理都是精神胜利法。
精神胜利法是传统的中国社会各阶层所共有的社会心理现象。就下层贫农来说，他们受剥削受压迫凌辱，如果没有自得其乐的精神胜利和精神安慰来支撑自己，恐怕是很难宁静地生活下去的。阿Q挨了赵太爷的打，回到土谷祠，忿忿地躺下了，后来想:“现在的世界太不成话，儿子打老子⋯⋯”，于是忽而想到赵太爷的威风，而现在是他的老子了，便自己也渐渐地得意起来，爬起身，唱着《小孤孀上坟》。韦小宝不也是这样吗？他偷偷地坐一把龙椅，便发出“做皇帝也没什么了不起”的感慨，但他又终于不敢久坐，听到有人进来，吓得赶紧缩在一排书架头，惊出一身冷汗。如果说这身冷汗能把他惊醒倒也罢了，偏偏他还要讨点便宜，看到鳌拜跪着给康熙叩头，于是将身子稍稍斜出，斜对鳌拜，心道:“你又向皇帝叩头，又向老子叩头，什么满洲第一勇士，第二勇士，有什么了不起，还不是向我韦小宝叩头？”他用这种精神胜利法来使自己处于一种“优胜”状态，这种自尊其实是弱小者的麻木*慰自**和自我陶醉。
韦小宝以自己是“天下一大小滑头”而自豪，恰如阿Q的“第一个能自轻自贱的人”。这种精神胜利法对他来说几乎是无时不在的，在五台山做主持时，与茅十八被海公公所擒后扔进花轿时，⋯⋯可以说随处可见。唯其如此，韦小宝才成其为韦小宝，在韦小宝身上，我们可以读到另一个阿Q，一个飞黄腾达了的阿Q。
自李宗吾于民国元年提出厚黑学以来，影响力不绝，反观韦小宝的所作所为，其实也无非“厚黑”两字而已。韦小宝没有文化，但听的书多，看的戏多，深受戏文影响，从民间文化中获取人生经验、社会经验、历史经验。凡事从对己有无利弊考虑，有危险就逃跑、躲避，这确实是代表了古往今来相当部分国民的心态。另外，从小他陪伴康熙嬉戏解闷和凭借从*院妓***场赌**学来且提炼的说谎、溜须、行骗、赌博和察颜观色等本领，屡建奇功，赢得康熙的宠幸和封赏。他拯救过康熙，但也援救过天地会群英和顾炎武等大儒，既非汉奸走狗，又非英雄，倒像个高明的流氓和赌棍。他把宫庭当*院妓**，将政治斗争视作*场赌**下注和戏院演戏，他不学无术又毫无廉耻之心，事急时敢于不择手段去施用撒石灰进别人眼睛和抓别人下阴等下三滥伎俩。这一切难道不是古今那些政客靠吹牛拍马，招摇撞骗的权术投机走红的写照么？难道不是对市民阶层中那种讨好上司，利用关系，明哲保身和企望发财的心理的揭露？金庸在《韦小宝这小家伙》一文中说:“韦小宝自小在*院妓**中长大，*院妓**是最不讲道德的地方。后来他进了皇宫，皇宫又是最不讲道德的地方。在教养上，他是一个文明社会中的野蛮人。为了谋求生存和取得胜利，对于他是没有什么不可做的，偷抢拐骗，吹牛溜须，什么都干，做这些坏事，做来心安理得之至。吃人部落中的蛮人，决不会以为吃人肉有什么不该。”
韦小宝除了懂得一些从说书者嘴中听来的忠义外，几乎是个彻头彻尾的无德无行者，然而，韦小宝所表现出的人性，你只要反省一下自己，想一下你的朋友，你几乎都可以在自己，在他们的身上，发现或多或少都有一点韦小宝的影子。说谎使诈这些皆为人之天性，只是因为平常有道德规范观念压抑，如到非常时候，高级知识分子也会使出低级手段，平日里道貌岸然的绅士，私底下却是个下流胚子的人也甚多。韦小宝有的优点，我们却不见得具备。没有人能说韦小宝坏，因为他和我们每个人一样，是个真正的人，不是虚有的英雄、大侠，他的行为，我们未必没有。韦小宝所表现出的人性，寻之以古代皆有，证之以现代亦比比皆是。这就是金庸伟大的地方，他透过韦小宝，捕捉到中国人永远存在的人性。而事实上，整个世界的人类所表现的人性，岂不都表现在韦小宝的身上？
审视韦小宝，给我们的一个非常强烈的感觉是他似乎不是武侠世界里的人物，而是一部世情小说的主人公，这与当时作者的反传统意识有很大关系。20世纪60年代中期西方国家爆发了大规模的反传统青年运动，这股思潮也波及到了香港。金庸在“韦小宝这小家伙”身上表现的反传统意识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反传统民族观
金庸小说的历史背景大多选在社会动荡不安或民族矛盾异常激烈或民族战争长年不断的年代。他有7部小说以历史上的民族关系为题材，“民族——国家”问题在金庸小说的叙事行为中，是一个不可忽视的主题。对于作家来说，如何把握和理解民族关系，体现着作者的民族观。金庸后期与前期的小说相比，民族观有所改变。起初是一面倒宣扬民族大义，到后来经过深入的反省，爱国爱民的情怀并未有减，但却是理智得多，对于盲目的“民族大义”及其衍生的愚忠思想作出了质疑。金庸自己也说:“我初期所写的小说，汉人皇朝的正统观念很强。到了后期，中华民族各族一视同仁的观念成为基调，那是我的历史观念比较有了些进步之故。这在《天龙八部》、《白马啸西风》、《鹿鼎记》*特中**别明显。”
《鹿鼎记》中体现的民族观是通过韦小宝这个痞子对顾炎武这个学者提出的。其中心是:如果要在中国建立一个统一的政权，应取的价值标准是人民的生活状况和人民对政权的态度，而不是皇帝的民族成分。康熙的励精图治，勤政爱民，比明朝的汉人皇帝哪个不好？连顾炎武、吕留良等大儒也无法辩驳。如果说，金庸在《天》中是以悲剧的形式批判民族中心主义，那么，在《鹿》中则是以喜剧的形式彻底嘲讽了民族中心主义自以为天经地义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书末天地会让韦小宝加入反清复明大业，让他回家去问问娘:“老子是汉人还是满人？为了不可忘记自己的祖宗。”韦小宝最后问当*女妓**的母亲，才知道当时娘标致得很，每天都有好几个客人，有汉人、满官，还有蒙古武官，回子和*藏西**喇嘛，只是没有红毛鬼。韦小宝闹了半天，才知道自己真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儿子，那民族团结自是非搞不可了。如此的戏谑，倒道出了一个朴素的真理:看人切不可从出身去看。金庸前期的民族情结，就在这严厉的批判和喜剧的嘲弄前消解殆尽。
(二)反武侠
经过艰苦的探索，金庸终于在1960年代末写出了自己最满意的武侠小说——全反自我的反武侠小说《鹿鼎记》。读完小说，我们不难发现，其实这就是金庸的《唐·吉诃德》，韦小宝就是其中的主人公:他的所作所为，正如唐·吉诃德，完全是反武侠的，故事的结局，也是对武侠小说的一个极大的反讽，武侠小说走到这里，如同山穷水尽的骑士传奇，实在没有太大发展的必要了。自此，金庸正式宣布封笔，不再写作武侠小说。
金庸在十五部小说中塑造了一系列读者耳熟能详的大侠:从郭靖、杨过到萧峰、令狐冲，金庸不但赋予大侠比传闻更令人梦寐难忘的形象和血肉，也留给了庸碌如你我，一个追求理想、正义、完美人生的标竿。但是，侠既是由虚生实，在光彩夺目的火树银花之后，侠必然如火中凤凰振翅飞去,回返那鸿蒙未开的空无。所以，金庸借一位因缘际会发迹的泼皮无赖——小宝，将侠作个总结。如果说，萧峰是金庸武侠作品中，一位空前绝后、最后一个引人注目的英雄人物，那么，此后侠士便自江湖匿迹，而在《鹿》里完全宣告死亡！金庸在塑造了一位顶天立地的英雄萧峰之后，发觉真正的大侠在现实生活中其实无法生存，太理想化，所以他才回归现实，选择了韦小宝，一位出生在*院妓**的小无赖，缕绘其偷、拐、骗、杀，起伏的一生，写出一个百无一能，但却伶牙俐齿的市民无赖形象，以其一次又一次的逢凶化吉，一步又一步的高升得意，嘻笑怒骂于这个不属于侠的，只听信空说而不看重实做的现实世界，裸现了人性全部的弱点。因此，韦小宝是金庸武侠发展到极致的产物，从另外一个角度揭示了人们对于侠的重新的深刻思考。所以金庸将《鹿》作为最后之作——这部“不是武侠小说的武侠小说”，作为金庸向侠士告别的咏唱，而曲音的哀凉早于萧峰身世揭露之后，向无限苍穹扩散！
在《鹿鼎记》中，金庸几乎是对自己以往的作品作了一个全盘大否定。在这部小说中，我们看到的是求保命而抛却侠义，是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窝里斗”，是市井小人得势于朝庭，是对女性变态、疯狂的占有欲⋯⋯一句话，看到的是全部的国民劣根性和萎缩了的民族生命力。韦小宝出身于*院妓**，却正因此而能飞黄腾达。因为皇宫就如*院妓**一样是天下最虚伪的去处。天地会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好比是*场官**，而韦小宝从政的秘诀是从嫖客对*女妓**的手段演化而来的。韦小宝不是侠，只不过是带一点侠义因素的市井无赖，在生死关头就丢弃节气、信义、廉耻、亲人、朋友、情人⋯⋯可他却对康熙讲义气，甘冒杀头的危险，放弃到手的无尽财富，这是因为“英雄好汉什么都能做，就是不能不讲义气，大丈夫死就死好了。”但是天地会英雄好汉呢？小宝刚当上青木堂香主，谈到如何去沐府谈判，众英雄但求明哲保身，把小宝一个孩子当挡箭牌;韦小宝不懂“反清复明”大业，可是上自郑王爷府，下到反清复明的三派江湖豪杰，为了争扳倒清朝以后谁是正统，闹个死去活来，兵刃相见，反清复明大业倒不重要了;韦小宝用尽一切可以使用的权谋心术来占有更多的女性，以致于堕落成一个色情狂，不过皇帝不也是借众多的女人来炫耀自己独一无二的政治地位？换句话说，占有多少女性差不多体现着旧*场官**的权力和地位。
韦小宝这一形象不仅体现了作者对“国民性格”的批判，以及作者的反传统意识，还有其独特的民族传统文化意义与现实政治意义。韦小宝这一形象是一个极为独特的典型形象。他已不再是一位“武侠人物”，因为他既不会“武功”，又不是一位江湖上的“侠客”，而是一位生于市井、混迹于宫庭的传奇人物。这一人物形象的特殊意义，首先在于他是中华民族的“民族文化”的一种结晶，一种代表及其典型性格。他的阿谀奉承、溜须拍马、厚颜无耻、营私舞弊、见风使舵等等不良习性，正是我们民族文化性格中的糟粕的集中体现。有意味的是，这一人物的“文化”根基并非来自于书本(韦小宝目不识丁)而来自于市井间的社会生活及其痛苦人生。他爱看戏文、精于赌博，这就是他的“思想观念”与“行为方式”的两个基本源头和基础。其次，韦小宝的经历也正证明了这种性
格是无论从市井到官府，从*院妓**到宫廷，从江山到“江湖”，都能畅通无阻的“通行证”。这就大大地深化了小说的主题，揭示了封建文化的本质。再次，这一人物性格的诞生，因是中国封建文化，包括朝野市井与江湖浸染的结果，同时也来源于现实生活与痛苦人生的经验教训。更进一步说，这种性格是文化环境的产物。韦小宝之所以会这样以及之所以要这样，说穿了无非是为了要“保卫自己”，为了要“混下去”，也就是说是一种生存的本能与文化环境的双重产物，是一种扭曲的、变态的性格，他的根源，当在“文化”中去找寻。最后，值得注意的是，这个人物固然谈不上是什么“好人”或“善人”，不是什么侠客或忠臣，同时他也不是一种简单的“坏人”、“恶人”或者“奸徒”，而是一种复杂的、扭曲的文化性格，值得玩味，也值得深思。
金庸为使韦小宝的性格能体现“国民性格”和精神胜利法，就尽量铺陈强调其能耐和功绩。从*院妓**、*场赌**到京城、台湾，从皇帝到反清复明义士，从政治、经济到军事、外交，从中国到俄国，韦小宝处处逢凶化吉，遇难呈祥，次次旗开得胜，威望日增。皇帝赏识他，侠士敬重他，大儒顾炎武劝他当皇帝，台湾人民对他顶礼膜拜，甚至他能改变俄罗斯女摄政王索菲亚的命运，成为女王的*夫情**，主持签订中外关系史上第一个正式条约。借用小说常用的一句话:真是匪夷所思！也许作者和支持者会反驳，这是“历史童话”，“英雄史诗”！我说，孙悟空本领非凡，纵有七十二变，还有败于如来佛紧箍咒的时候，所有的人都识不破小流氓的庐山真面目，被玩弄于股掌之上，也有些离谱。毛病就出在选材不严，夸张失度。读者容易产生雷同、重迭之感，情节的展开就越显拖沓，从而影响了人物性格的刻画和人物形象的真实性及典型意义。作者提到的《阿Q正传》写阿Q的事并不多，仅家世姓氏、谋生手段、优胜纪略、续优胜纪略、恋爱风波、革命与不准革命以及大团圆结局，且写得精炼，并无刻意铺叙渲染。可见不凭数量取胜而贵在开掘的重要。不断有读者问:“《鹿》是不是别人写的？”我以为这便是选材不严，夸张失度带来的弊端。
金庸为我们提供的，不仅仅是韦小宝这样一个形象，而且是一种“韦小宝现象”。如果说儒、道、佛思想和韦小宝现象两种影响都存在于社会的各个层面而各有偏重的话，倒是后者更具有普遍意义，更值得我们重视。正是从这层意义来讲，韦小宝这个小家伙是“说不尽的韦小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