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有山有水的休宁，背靠的却不是山水。
车进休宁城区时，一幅巨型广告非常惹眼——“欢迎来到全国第一状元县”。
一问才知，此县从唐武德五年（公元622年）正式开科取士，到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废止科举的1300年间，有案可稽的有名有姓的状元为649位。其中从宋嘉定十年（1217年）到光绪六年（1880年），休宁籍状元有19位，自诩比例居全国之首。
1300多年太长，从宋嘉定到光绪这600多年的比例之首是如何排出来的？
也令人可疑。
中国就没有讲求数据精细严谨的苛刻的传统，大都是云里雾里的大约、大概。
但毕竟状元是中国科举制度下显赫的特殊产物。
它是全社会各阶层推崇备至的偶像，考取状元更是读书人梦寐以求的最高理想。
一旦登榜，名利双丰收。
无疑，它也是阶层流动、草根逆袭的最有亮度的光芒。
即便在今天，这种文化影响在中国依旧根深蒂固，“准状元”——高考文理省市第一，也是轰动一时、荣耀乡里的事情；更何况是会直接被皇帝任用的殿试头名呢？
一个面积不过2000多平方公里、人口不过十七八万的山区小县，何以出了这么多状元呢？
原以为偏僻和贫穷为主因。
在休宁盘桓两日，尤其是看了气势磅礴的“状元博物馆”后，才略知其中的缘由。
休宁虽僻处安徽南陲，但介于浙赣两省之间，抱于黄山白岳之中，是新安江、富春江、钱塘江三江的源头，又是古徽州一府六县的地理中心和水陆交通枢纽。
水路两线构织的“交通网”，联通了山外的世界，尤其是县境内“川平山开，洲渚隐现”“烟风晴露，落日溪光”，美不胜收。
生长在如此优美的自然环境中，“其民雅驯，其俗简易，游宦东南者皆以徽为乐土，尤在于休宁”。
此外，休宁居古徽州六县之中，既贴近“程朱阙里”篁墩，又与朱熹桑梓之邦婺源为邻，深受程朱理学的濡染，素来敦人伦、重教育。
从明朝成化年间休宁知县欧阳旦颁布的《教民条例》，到清雍正年间的《茗洲吴氏家典》，无一不显现出休宁官府和士绅平民对教育的热衷。
历史上徽墨、歙砚、徽纸及徽笔制作业的高度发达，为徽州学人吟诗赋词、舞文弄墨提供了极大便利。
明*开代**始，“贾为厚利，儒为名高”是大多数徽商奉行的准则。
他们除了不断向朝廷和官府捐银报效外，把商业利润的很大一部分投资教育，培养子弟和同族学子通过科举进入封建政府的各级政权。
与此同时，商人雄厚的财力和浪迹天涯的流动性，又为他们的子弟延请名师、四方游学、广交名士、扩大视野、增长见识创造了有利条件。
江山代有才人出。虽然状元随着其所依附的封建科举制度走进了历史，但在孕育了19位文武状元的休宁，至今仍以它独特的文化乳汁哺育着新的人才茁壮成长。
有一个数据倒是确凿的。
新中国的70多位皖籍院士中，休宁籍的就占6位。
在县域这一层级，该是当之无愧的比例之首。
这该是何等显赫的事情啊！
在全国独树一帜的“状元博物馆”前徜徉，感觉休宁人对发展的一种急切，欲待做起状元文章。
建馆、立牌坊、竖华表，这块投入很大。
但状元的名气、品牌资源，如何能赚来银子呢？
仔细想，不管当地人如何总结，我以为休宁人的气定神闲，独处一处的凝心；对子弟的教育倾注全心全意，确乎是其成为状元大县的人文传统；发展旅游与文化业，打造江南原生态乡村与小城镇的第一品牌，比什么都主要。
如果仅仅靠状元来吆喝，企图以此兴盛发财，将来发不了财不说，把出状元的风水人情也丢掉了，那才真是可惜呢。
拿状元搭台唱戏，将正剧说成了德云社那样水准的相声，四环五环的跑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