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兴起了一股肯定旅游之风，但在这股旅游的大潮中，其中的游人，却是各有其类。关于游人的分类，既取决于人们的生活层次，也受到不同的认知者的见识制约，所以所言乃至所分各不相同。
明朝人的旅游，从文人自己的体验来细分，实在可以分为很多种类。
从旅游的群体而言，大体可以分为以下四类：
第一类是贵人之游，其实就是那些仕宦 大老 的出游。他们凭借自己的地位与特权，出游之时，有随从，所到之处，有供给与迎送。正如史料所言：“旌斾所向，郊迎负弩，候其游踪，供张夙具。”
第二类是豪士之游，他们凭借自己雄厚的财力，一路游玩，到处结客，所行尽是一些豪奢之举。正如史料所言：“载宝而行，倾财结客，舟车丝竹，不移而具。”
第三类是布衣之游，凭借的是他们的高名与长技出游，不用自己的资粮，即可游遍天下的名山大川。正如史料所言：“恃其高名，卸其长技，王公倒屣，群彦捧杖。”
布衣之游又可分为三类：
一是因人之游。
在明代，贵人做官需要有书记帮忙，贵人出游需要有人作伴侣，那么就必须带一些文人骚客作为随从，而那些文人骚客也因此不费自己的资斧得以登览山川。这就是因人之游。
二是作客之游。
在明代，也有一些人靠作客打秋风过日子。如某处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知府、知县，是他们父兄的门生、同年甚至亲戚，他们就跋涉千里，希望靠这一层的关系去分润膏泽，而顺便也可以沿路作登临之游。这就是作客之游。
三是独往之游。
所谓独往之游，顾名思义就是一人凭借自己的赀力外出游览，贵人不敢相挈，俗士不能追随，只要准备好舂粮，就可以完全凭着自己的兴趣出游，作一个完整的游客，尽管难免有地主寡情之事，但也无憾。
第四类是一般民众的旅游。其主要的表现形式，则远者为朝山进香或庙会，近则为岁时节日，用文人士大夫的眼光来看，群众性的旅游不过是一种“哄游”而已，却也是他们休闲化生活风尚的一种反映。
上面所说当然都是属于游人亲临其地的旅游，游屐确实到了真山真水的地方。其实，人的财力有限，精力也有限，在无奈之下，于是也就有一些读书人想出了所谓的“梦游”与“卧游”。
所谓梦游，就是在梦中游历日夜思念的景点，通常是一些所谓仙人出入的名山仙境。这是一种比较特殊的旅游景象，旅游者形体不动，并没有亲临其景、亲历其地，却可以宣称其内心已经游历了这些地方，所以又称为“神游”“卧游”。
在中国的很多旅行家中，大多把神游视为旅游的最高境界。明人陈献章的《梦游天台》一诗，就是最好的例证。诗云：“路入天台第八重，洞门刚与赤城通。脚根点到虹桥下，一笑那知是梦中。”陈献章也曾梦游衡山，还在梦中见到了南极老人，醒后还作诗一首，以纪其事。
晚明大量的地理或方志一类著述的出现，固然适应了晚明士人的闲适生活，而很多博物类书籍的刊刻，或许也是为了迎合当时的“实学”思潮，改变理学家固有的狭隘心胸，开拓心智，但又不得不承认，此类著作的盛行，不能不说是为了供一些有识之士“卧游”。
正如明末来到中国的意大利传教士艾儒略所言，作为一个饱具知识的读书士人，周游“四远”则是他们的一生所抱的“雅志”。至于他们周游四方的目的，则是各不相同，概括起来，有下面这些：
或为采风问俗，以弘教化；或为搜珍觅宝，以充美观；或穷此疆尔界，以察地形；或访圣贤名流，以资师友；或通有无贸迁，以求赢羡；或考群方万国山川形胜，以证经传子史之载纪；或探奇览秀，以富襟怀，以开神智。
上面所述，基本包括了明代旅游所具的几种形式。诸如宦游，其中的采风问俗，显然有其弘扬教化的政治目的；学术性的考察与游历，其目的是为了印证经传子史；师友间的交游，其目的是为了互相有所补益；商游，他们在江湖上奔走，是为了赢利；纯粹的文人雅士之游，是为了荡涤自己的心胸。
尽管旅游的形式乃至目的不同，但无不会面临下面这样的问题：道里跋涉之劳瘁，舟车赀费之经营，以致寇贼风波意外之警。再加上人寿有限，一生遍历八荒，壮游天下，往往不能如愿。于是，也就有了“卧游”一说的滥觞。
“卧游”观念在中国的文人士大夫中可谓根深蒂固，很多地理学著作的刊刻，无不是为了迎合这种心态，以满足人们的好奇。这种观念的盛行，固然因其客观的条件所致，但无可否认的是，它同样使士人的视野局限于书本知识的考察，而不再去做实地的探求。
万历年间罗曰褧所著《咸宾录》，就是适应这种观念的代表作。此书所收资料相当丰富，根据原书所开列的《引用诸书目录》，共计有345种之多。但是，作者并不熟悉国外的地理实况，也无实地游历的经验，所以书中所辑录的一些外国风土人情的资料，就不免有以讹传讹之处。
尽管如此，此书刊刻，一方面是适应了明人“好谈边防”的风气，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迎合士人卧游的需要，所以书中所录之详瞻，要非《海语》《赤雅》诸书可比。
明代士大夫“卧游”观念之顽固，同样从《职方外纪》一书的流播过程及其所产生的影响力的局限性中可以得到证实。
毫无疑问，《职方外纪》一书，为17世纪的中国读者提供了大量的前所未知的外部世界的情况。令人感到惊奇的是，在此书被当时的读书人所广泛知晓以后的200年间，除了康熙四十六年（1707）中国教士樊守义曾陪同欧洲修士艾逊爵游历过欧洲意大利外，竟没有一个中国人走出国门，根据《职方外纪》所提供的“海道”和世界各地的情况，作一次冒险的世界性的航行和游历。
直至清乾隆四十七年（1782），才出现了广东人谢清高乘搭外国商船，游历亚、欧、非、美洲各地，这是第一位出游世界的中国人。值得引起注意的是，谢清高的周游世界，并非出于一种好奇甚至探险，也没有受到传教士世界地理的影响和启迪，而仅仅是为了谋生才出洋。
为什么《职方外纪》问世以后，长期以来中国竟没有人到世界各地去亲历一番，以证实记载是否真实？当然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般的论者认为，从《职方外纪》本身看，主要是由于它存在着两个根本性的缺点，就是它的宗教神学观点和欧洲中心观点，与中国人的传统观念格格不入，导致中国人对它缺少兴趣。这无疑是事实，但除此之外，也与中国文化中士人崇尚“卧游”的观念有关。
【本文来源于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狂欢时代：生活在明朝》，因篇幅限制，有所删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