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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作者:

陈曦(南开大学旅游与服务学院)

白长虹(南开大学商学院)

陈晔(南开大学旅游与服务学院)

徐进(南开大学旅游与服务学院)

文章刊发:《管理世界》2023年第10期

文章主要内容

摘要:在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新时期,我国目的地政府纷纷加快数字治理变革,推动旅游服务供给体系高质量发展,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品质化、多样化、个性化旅游消费需求。然而,现有研究尚未对实践中差异化数字治理模式和多元服务供给路径的形成机制作出充分解释。本文采用归纳性案例分析和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结合的方法,根植于我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重要旅游城市的实践经验展开综合案例研究。研究发现:(1)数字治理对高质量旅游服务供给的作用受到数据共建共享、数字基础设施、注意力分配、动态能力、智慧应用场景及旅游经济水平等关键技术、组织和环境要素影响;(2)全国视角下,存在3种数字治理驱动的高质量旅游服务供给模式:政府作为数字平台建设者推动的多元共创型、政府作为数字技术使用者推动的数据驱动型、政府作为创新生态优化者推动的自主创新型;(3)区域视角下,东部地区兼有多种模式;中部地区以数据驱动型模式为主;西部地区以多元共创型模式为主。本文扩充了数字经济时代下对旅游目的地政府角色与职能转变的认识,为目的地数字治理与服务供给高质量发展的多元路径提供了新的理论框架与实践工具。

关键词:数字治理 旅游业高质量发展 旅游目的地服务 数字文旅

一、本文研究背景与意义

数字技术正加速激发旅游业生态融合与业态创新。截至2022年12月,我国在线旅行预订用户规模已达4.23亿人。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推动游客行为的深度转型,呈现出愈发明显的个性消费、小众消费、精准消费、网络外部性等新型数字消费特征;同时,文旅消费数据的平台化呈现链接了海量消费者与服务生产者,实现供需两侧的精准匹配。面对数字经济时代下“大众旅游、小众消费”的挑战和机遇,我国目的地政府纷纷加快数字治理变革,扩大数字文旅服务供给,拓展文旅消费空间,培育目的地旅游服务核心竞争力。例如,杭州市政府以“城市大脑”文旅大数据系统为核心,创新打造“多游一小时”“文旅一码通”“一健借阅”等公共服务;西安市协同互联网企业营造数字文博之城,以大唐不夜城、“云上国宝”音乐会、“你好兵马俑”智慧服务平台等场景助力文化遗产焕新;上海市则着眼于打造国际数字之都,加速落地国际新文创电竞中心、大世界展演空间、全球动漫文化体验馆等新兴文旅产业项目。诸多实践现象表明,数字经济正推动政府职能转变的实质性突破,由基础性公共服务转向个性化、特色化、品质化服务供给。

本文旨在回答以下问题:中国数字经济背景下,数字治理对旅游目的地服务供给的作用受到哪些关键因素的影响?要素如何协同引致差异化治理角色和供给结构的形成,从而提升目的地服务供给对游客需求的适配性,充分激发数字治理在目的地服务供给高质量发展中的作用?

二、主要内容

本研究从基于归纳方法的要素识别和基于QCA方法的要素组态分析两部分展开,研究思路如下:(1)既有文献并未阐明数字经济时代下我国旅游目的地治理情境中,哪些要素影响数字治理对旅游目的地服务供给的作用。因此,本文第一部分采集了我国31座重要旅游城市的定性资料(包括政府访谈一手资料、政府内部工作总结及媒体报道等二手资料等),通过对实践现象的归纳识别关键要素。(2)实践和研究都表明,单一要素的净效应分析不能充分解释数字治理对旅游目的地服务供给的复杂影响关系。而组态理论采取“案例是条件变量的组态”这一整体性视角,在案例层面展开比较分析,适合探究多重要素与目的地服务供给间的复杂因果关系。因此,第二部分进一步基于31座城市归纳所得要素对相同样本展开QCA分析,并结合定性资料来揭示技术、组织和环境要素协同产生的差异化数字治理组态及其驱动的旅游服务供给模式。

三、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基于归纳分析识别出影响数字治理对高质量旅游目的地服务供给作用的关键要素,包括数据共建共享、数字基础设施、注意力分配、动态能力、智慧应用场景和旅游经济水平。(2)在全国视角下,洞悉出3种数字治理驱动的高质量旅游目的地服务供给模式:政府作为数字平台建设者推动的多元共创型、政府作为数字技术使用者推动的数据驱动型、政府作为创新生态优化者推动的自主创新型。在区域视角下,我国东、中、西部地区进一步呈现出差异化路径:东部地区在技术、组织、环境表现都较好的情况下发展兼具多元共创型和数据驱动型的服务供给模式,或在供需环境表现极佳的情况下发展自主创新型服务供给模式;中部地区在环境受限的情况下,发展数据驱动型服务供给模式;西部地区在数据建设水平受限的情况下,发展多元共创型服务供给模式。

本文尝试为目的地政府提供数字治理战略路线图。政府可审视目的地6要素表现和发展水平,参考要素组态相近的发展模式,培育起既适应数字经济时代发展特点、又契合目的地特征的创新创造活力。依据研究结论,对不同旅游目的地数字治理实践提出如下启示:第一,以智能集约数字平台培育数字化韧性,在数字不确定时代中行稳致远;第二,精耕细作避免“数字陷阱”,多措并举促进文旅提质升级;第三,“众智以为智、众能以为能”,政企联动解锁全民创造力;第四,优化涉旅数字化创新生态,助力市场主体纾困解难。

四、边际贡献与未来拓展

本文主要边际贡献如下:第一,立足于我国31个重要旅游城市,在技术-组织—环境的整体视角下,归纳出影响数字治理对高质量旅游目的地服务供给作用的6个关键要素,有利于更加全面、切实地认识数字治理现象。第二,本文先依据对现有文献的总结,将政府在旅游服务供给中的治理角色分为“数字技术使用者”及“数字平台建设者”。在此基础上,本文深化拓展了对这两种治理角色的形成机制及其对高质量旅游服务供给的驱动路径的认识,并提出“创新生态优化者”这一新角色。该结果扩充了对数字时代旅游目的地高质量服务供给中政府角色与职能转变的认识。

未来研究中,首先可以将样本进一步聚焦于典范案例,对精细化指标(例如数据管理和运用成熟度、政府社交媒体洞察力、数字创新生态等)展开组态分析,深化理论并提供更具指导性和可操作性的实践启示。其次值得分别对不同治理模式的标杆城市展开案例研究,深刻揭示理论机制。例如,政府作为主导型和引导型数字平台建设者如何实现高质量旅游服务供给?政府作为数字技术者如何通过数据治理驱动高质量服务供给?政府作为创新生态优化者如何释放市场主体自主创新活力?最后,可通过跨组态案例对比研究探究不同模式的共性逻辑和差异化表现。例如,不同目的地政府如何激发不同主体、不同形式、不同类型的优质服务创造?

五、写作、投稿、修改的过程

城市作为极富创造力的旅游目的地之一,既是催生文旅内容和消费场景创新的活力之源,也是提升人民幸福感的重要载体。近年来,我国城市政府积极拥抱数字经济时代的文旅发展特征,通过构建新机制、打造新空间、共享新知识、创造新资源、培育新消费、激活新产业等多维战略,赋予城市独特的魅力,涌现出一大批高质量旅游服务供给案例。诸多独特鲜活的案例启发了作者团队的思考:这些现象背后隐藏着哪些关键的共性特征?不同目的地政府如何因地制宜选择适宜的数字治理模式,来有效激发城市文旅创造力,实现高质量旅游目的地服务供给?带着实践中洞察的问题,作者团队开启了对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城市的系统调研。在此,真诚感谢三十几座城市政府部门的支持。通过深入的资料收集与分析,我们逐步揭示出旅游目的地数字治理规律,并最终勾勒出几种各具特色的数字治理与高质量服务供给模式。文章经过多次打磨后投稿至《管理世界》期刊。在此过程中,感谢三位匿名外审专家及终审专家鞭辟入里的修改意见,从行文逻辑、理论对话、方法衔接、组态阐释、研究贡献等方方面面作出细致指导,在多轮修改后极大地提升了文章质量。最后,感谢编辑部老师在投稿流程中的高效沟通和在论文刊发前的数轮校稿工作,使得文章的规范性和可读性得到切实增强,也让我们深刻感受到了《管理世界》的严谨、专业与负责。

文章刊发:

陈曦、白长虹、陈晔、徐进:《数字治理与高质量旅游目的地服务供给——基于31座中国城市的综合案例研究》,《管理世界》,2023年第10期,第126~14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