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戒烟！谁信啊？！反正我不信！”那天，我将准备戒烟的想法告诉爱人，还没等道出原因，爱人就不屑地摇了摇头，直接给下了定论。
“夫轻诺必寡信，多易必多难。”下决心戒烟，已经不止一回两回了，可回回都是以失败告终。
于“瘾君子”而言，戒烟是一场精神高地上的“放下”与“拿起”的决斗。马克吐温自嘲道：“戒烟是世界上最容易的事情，我已戒过一千次。”老舍说：“要我戒烟，宁可上吊。”可想而知，戒烟并非易事。曾有人感叹，戒烟真的太难了！然而，这一次我是铁了心要与“烟魔”一决雌雄。
掐指一算，我的烟龄已有30余年。烟不离嘴，每天少则一两包，多则两三包。无论是在时间上，还是在数量上，将自己划入“老烟枪”行列，想必大家是不会有意见的。
父亲和母亲是地地道道的农民，也是不折不扣的烟民，打小我就在烟雾缭绕的环境中生长，庆幸的是，单薄的身体并未受到影响，也没有染上不好的习惯。直至后来参军入伍、军校毕业也没有碰过香烟。不碰的原因，不外乎两点：其一是深知吸烟危害健康，之二是经济状况不允许。后来想想，其一不过是一时的托词，之二才是真正的原因。
第一次吸烟，是在连队当指导员的时候。海南天气炎热，只有到了晚上，习习海风才会带来些许凉意。待熄灯号响起，学习训练了一天的战士们“卧倒”了，我和连长便会坐下来，分析连队一天的工作情况，梳理战士的思想脉络，商议第二天的训练安排。椰影婆娑，促膝长谈，我们议工作、聊人生、谈理想。海南的夜总是很长，即使有再多的心事，都会被这茫茫的长夜淹没。
连长是湖南人，长我几岁，喜欢抽烟。我注意到，他每到情绪高涨之际，或情绪低落之时，会很自然地给自己点上一支烟，狠狠吸上几口，然后沉默，然后继续着他的情绪。有时，也会随手递我一支。我一次又一次地拱手拒绝，坚决“不越雷池”半步。最终击溃这道“防线”是因为连队一名老兵的一场婚变。
老兵的老家在湘西大山里，转改志愿兵后，经人介绍在县城里找了一位城里的女孩。婚后，地方领导考虑其是边防军人的家属，按特殊情况将其从企业调到县广播电台工作。郎才女貌，后院稳定，前方安心，故事本应画上圆满的句号，可谁能想到会事与愿违呢？婚后第一次探亲，老兵想给爱人一个惊喜，事先未告知回乡行程。那天，老兵下车后，顾不上旅途疲劳，扛着行李一路小跑直奔县城的爱人宿舍。时值中午，老兵敲开家门，本想来个熊抱，可一看床上还躺着个男人，怀里那颗火热的心，瞬间掉入冰窟，继而化为满腔怒火……
老兵的故事，深深地触动了我。那段时间，我常常思考有关边防军人婚姻的问题，是因为自己不仅身在其中，而且有责任做好连队官兵的思想工作，保证连队的稳定。我们的官兵舍身为国守边关，愿意嫁给他们的姑娘本来就不多，然而在他们有幸成家之后，有的“后院”却起了火。连自己的幸福都无力捍卫，他们又如何能保家卫国呢？苦闷、纠结、忧虑，时时困扰着我。那天晚上，连长见我闷闷不乐，便递过一支烟，我没有拒绝。点上烟，深深地吸了一口，一种轻松、一种释放、一种飘然，浸袭着我的每一个细胞，那是一种我的人生中从未有过的体验。
时隔不久，我被选进政治机关分管干部工作。全团干部的探亲申请、归队销假，都由我一人代为审批、注销。那个年代，部队风气纯朴，官兵感情真挚，上下级关系融洽。在我们部队有个不成文的习惯，无论是男女干部，归队销假会给你捎上一包家乡特产的香烟，而且都会当着你的面打开，抽出一支并非常热情地给点上。干部离开时，已经打开的那包香烟说啥也不会带走的，这是礼貌，也是战友情谊。我这个本来就没有烟瘾的“菜鸟”，办公桌上总会有一两包开了封的香烟。海南空气湿度较大，尤其是到了雨季，伸手抓把空气，手心都能出现几滴水珠。可想而知，一包拆了塑封的香烟，在如此潮湿的环境下，放不了多久便会变潮变味。在“*队军**要忍耐”的年代，官兵的工资少得可怜。记得当时我每个月的薪金，加上海岛补助，七七八八加起来也就二百来块。这一包烟怎么也值上三块五块的，农民的孩子不忍心浪费啊！日复一日，渐渐地有了烟瘾。
第一次戒烟，是三年后的事了。战友在省城海口给我介绍了一个对象，说是知识分子家庭，人家姑娘大学毕业在一个大公司上班，想找个军人，不在乎长相、家庭、收入，但要求男方不吸烟。“这不是故意刁难么，在机关工作的大男人中有几个不抽烟的?”觉得这事没戏，心里便打起了退堂鼓。战友似乎看出了我的心事，劝解我道：“如此好的家境，一不嫌弃你的收入低，二不嫌弃你的个头矮，三不嫌弃你的家庭穷。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社会是多么的难得啊！鱼和熊掌，如何取舍？你自己惦量。”
部队官兵找对象本来就不易，能遇上条件优越的就更难了。思想上经过一番激烈的斗争之后，我决定舍“鱼”。于是，当天晚上就将香烟、打火机、火柴、烟嘴以及烟灰缸等与吸烟有关的家什，统统扔进了楼下的垃圾箱。离开时，对着垃圾箱，我举起右手庄严地与亲密的“伙伴们”深情地告别。
或许是因为太在乎，在与姑娘交往的过程中，我强行克制自己的本性，努力包裹人性中的弱点。一段时间后，渐渐发现，我们彼此的“三观”存在较大的差异。比如，在消费上，我提倡节俭，她喜欢奢侈；再如，我喜欢安静，她偏爱喧嚣；又如，我的志向是献身国防，她的目标是多挣钱挣大钱。最让人接受不了的是，明明是她自己也有烟瘾，却让我戒烟……
作家宫崎骏曾说过，有时你不得不放弃一些人，不是你不在乎，而是他们不在乎。罢，罢，罢，这样的人不娶也罢！一段不对称的“爱情”就此了断。当初是因为“熊掌”而弃“鱼”，既然丢弃了“熊掌”，不抓回“鱼”总感觉对不起自己。就这样，第一次戒烟宣告失败。
第二次戒烟是“非典”那年。2003年4月初，组织指派我以总部巡视员的身份，赴沈阳军区某考点进行*队军**专业技术干部外语和计算机考试的巡视工作。因为该考点参试单位多、人员分布广、考试时间长，情况非常复杂，考风考纪方面存在不少问题，在全军是出了名挂了号的。经过与考场负责人的共同努力，考试接近尾声，考场未出现违规违纪问题。将近半个月时间，我丝毫不敢懈怠，天天紧绷神经坚持在考场巡视巡查。头一次来沈阳，却没有时间去趟“九·一八”历史博物馆。考场负责同志似乎看出了我的心事，特地安排并陪同前往。
开车返回，途经沈阳人民医院附近时，一辆*用军**越野车从我们侧面飞速而来，司机躲闪不及……然后，我就住进了人民医院，脑袋上缝了11针，九小时后才醒过来。
我是总部的巡视员，代表着总部执行任务。因此，肇事方与考点设置单位都比较紧张。当时陪同我的领导当年在提升的节骨眼上，肇事方是刚从军校毕业不久的排长，如果将此事报告总部，这两名同志无疑会受到影响。考虑再三，我向组织上隐瞒了自己遭遇车祸一事。
出院时，因颅内损伤比较严重，医生交待务必戒烟限酒，否则会影响正常恢复，留下后遗症。为了健康，我不得不进行第二次戒烟。
回到北京时，疫情已非常严重，大街上车辆、行人稀少，饭店、商场已闭门多日，人人都佩戴了口罩。大疫面前，没有旁观者。身为医生的爱人，主动申请去了抗击“非典”一线。这一去，就是仨月。由于疫情突发，对“非典”缺乏足够的认知，人们普遍存在恐慌、焦虑、无奈的心理。于我而言，还多了恐惧与担忧。
那些日子，常听到一线医护人员被感染，甚至倒在“战位”的讯息。爱人随军不久，刚有个稳定的工作，女儿还在上幼儿园……
那段日子，我压力的确很大，夜里像烙烧饼似的，翻来覆去，整宿整宿地睡不着觉。就这样，一天又一天，一夜又一夜，苦苦煎熬着。听医生的话，烟是不抽了，可烟瘾还在啊。漫漫长夜，我再也无法控制自己情绪，打开柜子，撕开香烟密封条，“咔嚓”一声，给自己点燃了一支烟……
第三次促使我戒烟的是因为“仕途”。我所在单位的“大领导”是位女将军，有时部门领导会让我们几个在机关工作时间比较长的“老同志”，直接呈文给“大领导”批示。一天下午，我敲门喊报告，在得到“大领导”同意后我进了办公室。距离“大领导”大概还有四五米远，她抬头问了句：“你抽烟吧？”我停下脚步连声说“是”。或许是“久居兰室不闻其香，久居鲍市不闻其臭”的缘故，抽烟人沉湎其中而浑然不觉。从“大领导”那张严肃的脸上，我读到了威严，看到了对抽烟人的厌恶与反感。
在机关工作，不能离领导太远，太远了领导目光触及不到，你也就少了被钦点提携的可能；又不能太近，太近了容易暴露缺点和毛病，有可能失去进步的机会。实际上，远与近这个度呢，个人是不好把控的，想见“大领导”对机关里的小人物来说，哪有那么容易呢！
天赐良机，一个近距离接触“大领导”机会来到了我的面前。那一年，“大领导”带领机关工作组对驻京某医院*党**委班子进行全面考核，我有幸成为其中一员。为树立良好形象，“大领导”与考核组全体人员一起乘坐一辆车，每天早出晚归。我扒拉一下名单，考核组一行的11人中，唯独我一人抽烟。放下名单，我在想，距离五米的宽敞房间“大领导”都能闻到烟味，这车内狭小密闭的空间，会将如何？答案不言而喻。为了车内空气的清新，为了改变“大领导”的印象，我再一次下定决心，忍痛割舍那个令“大领导”厌恶的“坏习惯”……
一晃几个月过去了。有一次，我作为业务部门的工作人员，参加了*党**委常委宴请专家活动。席间，有一位给“海里”的大*长首**当保健医生的老同志，掏出香烟，准备点上。这时，坐在主位上的“大领导”不客气地责问了一句：“您是*长首**的保健医生，难道不知道吸烟影响健康吗？”这位老同志放下香烟，不紧不慢地说：“据我们内部统计，吸烟有四大好处，一大坏处。”“吸烟还有好处？”“大领导”不解地问道。“是的，凡事皆有两面性。其四大好处，一是得直肠癌的概率很低，二是口腔不会生溃疡，三是很难感染‘非典'病毒，四是不易得老年痴呆；一大坏处是得肺癌的机率，比不吸烟的人高25%”。老同志滔滔不绝，列举了不少鲜为人知的案例，颠覆了席间所有人对吸烟的认知。
到了年底，在干部批量调整中，虽然我的名字出现在方案中，但最终并未能如己所愿。在心情跌入谷底之际，想想那位老同志的“四好一坏”理论，我在苦闷中再一次拿起了被自己生生放下的“东西”……
常言道，事不过三。三次信誓旦旦戒烟，三次无果而终。多年来，一直认为香烟可以激发创作灵感，从而写出优秀的作品。仔细想想，从事文学创作的人，有几个不抽烟的，比如鲁迅、三毛、林徽因，再如路遥、莫言、周庆荣……我觉得自己这辈子是戒不掉香烟了！
去年四月，爱人在北京某医院住院手术。作为丈夫，守候在妻子病床前，是应尽的义务，更是一份责任。这是家全国知名的大医院，不仅医疗水平高，而且管理严格。与其他医院一样，住院大楼及病房内，是严禁吸烟的。由于疫情的原因，医院住院部采取了封闭式管理，凡是进了住院大楼的人，住院期间一律不得离开病区。刚入院因为要配合医生做术前准备，第一天，在忙碌中岔开了“烟瘾”。第二天上午8点，爱人准时进了手术室。据行管床医生讲，手术并不复杂，一般两个小时左右就能回到病房。我按照医院的要求，独自在病房里等待。
两个小时过去了，爱人却没有回到病房。我焦急地走出病房，朝着通向手术室的方向不停地张望着。当班的护士见状，解释说，病情不同手术的难度也不一样，两小时只是大概时间，让我回去听电话，如果电话铃不响，说明一切正常。回到病房，我盯着床头的电话，非常害怕电话铃声突然响起。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时钟在不紧不慢地向前走着。
吸烟的人在这样的几种情况下，会情不自禁抽上几口。一是遇到了高兴的事儿心情顺溜时；二是碰到不开心的事儿焦虑烦恼时；三是精神高度紧张时；四是身心极度疲劳时。此时此刻，我顾不上许多，关上房门，闪进卫生间，打开排风扇，麻利地点燃一支烟，三口两口，转眼间只剩个烟屁股。
11点28分，医护人员将爱人推进了病房。趁爱人熟睡之际，值班护士示意我来到值班室。我估摸着，护士肯定是给家属交待注意事项，手术中有些事儿不便当着病人的面讲。进了值班室，护士阴着脸，厉声问道：“您在病房的卫生间吸烟了？”“我……我……”我支支吾吾，一时语塞，虽没有正面回答，但从结巴的语调中已给出了答案。“看样子您应该是个领导，昨天办手续时给您讲得明明白白的，什么事儿可以做，什么规矩不能破！”“国有国法，院有院规，领导要带头做好，您说是吧？”……
看上去，小姑娘也就二十来岁，头头是道，环环相扣，好一顿数落。要知道，这些话伤害性虽不大，羞辱性却极强。怎么说，咱大小也是个领导，想不到为了一支烟，给比我女儿还要小两岁的孩子给“教育”了。
晚上待爱人休息后，我躺在窄窄的简易床上，翻来覆去，耳边萦绕着那位小护士义正辞严的训斥，久久难以入眠。脑洞大开，想到了远在江苏家大业大、腰缠万贯的战友何靖，痛下决心戒烟的艰难历程，最终取得成功的鲜活事例；想起了华君武先生的经典四联漫画——《决心》，下决心戒烟者，把烟嘴从楼上扔下去，然后立刻反悔的他飞奔下楼，在楼下安然接住了落下的烟嘴。其决心改变的速度之快，超过了自由落体……
去年五月的一个午后，我将戒烟的想法告诉了爱人。刚开始，爱人怎么也不相信我能戒掉抽了30年、尼古丁早已渗透血液而形成严重依赖的香烟。然而，时间证明了一切。在戒烟的过程中，不仅经历了爱人去疫情隔离点工作一个月的寂寞，而且还碰到了一些闹心事的烦恼。然而，我始终信守诺言，坚守底线，不越雷池半步。400多天过去了，今天即使是世界上顶级的雪茄摆在我面前，也动摇不了我的决心与信念。
“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其实，人生中许多事情，如同戒烟一样，不带目的去坚持，反而会变得简单容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