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画师 Jillian Tamaki 绘
科尔姆•托宾是爱尔兰的小说家、散文家、记者。他的小说细腻、克制、深沉，像爱尔兰的雪。他笔下的人物多徘徊在异乡和家之间，在无家可归时说：“我们在世上的时间、一切的可能、所有复杂的问题和心血来潮的冲动，都在这一小片沙滩上化为乌有，然后往后退去，回到空荡荡的家，我们正是从这个家中鼓起勇气，带着不明所以的力量，独自出发。”（《空荡荡的家》）
托宾本人和他笔下的小说人物一样，是远离故乡的人。20世纪90年代初，托宾踏上从西欧到东欧的旅程，参观城镇的*行游**和庆典活动，感受各地特有的文化气息。他在旅行途中接触到社会各个阶层的人，有神甫，也有从政者，有思想开明的人，也有固执己见的人。从波兰到立陶宛，从克罗地亚到爱尔兰，从法国到西班牙，托宾用敏锐的笔触记录下自己作为旁观者的思考。
这些思考收录在今年11月出版的《走到世界尽头》中。这是他早期的非虚构作品。2015年12月11日，科尔姆·托宾在衡山·和集的写作课中谈到，在创作故事的时候，应该存在一个lost space——我们离开了一个城市，才想去写那个城市。“写作者更像一个鬼魂，他无处不在，他不仅在形形色色的人物中间穿梭，也驻足于人们内在的心灵。当我们创作一篇小说时，首先是回到一处真实的空间，想象那个城市、那一条街道、那一间旧房，我们想到最深刻的是什么？……笔下人物生活以及故事发展的场景，是我们异常熟悉，甚至生活过的地方。”
这本托宾的非虚构作品或许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感受他的作品。今天我们来分享这本书中的一篇《土生子》。
土生子
我仍记得那个清晨，火车驶进恩尼斯科西站。我妈妈和舅妈从露德回来了。那时大概是一九六〇年或是一九六一年，我不是五岁就是六岁。我记得，那时我跑到火车上，发现遮帘被放了下来。我妈妈和舅妈在睡觉，她们都累了。她们刚经由陆路到露德旅游回来呢。
“陆路”这个词，和“天主教大教堂”“导游”“横穿法国”这些新词一样，在她们讲起法国之旅之后，也变得不再新奇。那儿竟没有橘子汽水，公交车也热得够呛，每个人都渴得要死。一瓶橙汁得花不少钱，不过也物有所值。毕竟法国太热了。
印着火炬*行游**、圣女伯尔纳德和露德圣母的明信片陆续寄来。她们还带了一些有提手的大塑料瓶，也有体积小些、形状像露德圣母的蓝色螺纹盖瓶子，里面都装满了露德圣水。这是我对爱尔兰之外的世界最早的印象。我的父母叔嫂们常去露德，有时还会跨越国境到西班牙的圣塞巴斯蒂安去。我的姑姑就曾去罗马和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朝圣。我家中后屋里的壁炉架上，放着他们带回来的纪念品——托莱多的黄金制成的烟灰缸，套着皮质剑鞘的小装饰剑，还有一个小圣像。
他们会不断讲起欧洲大陆的奇闻异事。大人们说，露德人用咖啡和卷饼做早餐。法国人不喝茶。我仿佛还能看见我安静地坐着、看他们讨论的样子。有人会说，可你就想喝杯茶。其他人会点头，同时想起自己经历过的折磨、外国经历以及恐惧之物，说也奇怪，它们就是很难忘。接着可能还会沉默一阵，有人会接着说，不过露德的确是独一无二的，想想*行游**与夜晚的火炬，还有病人被带到大教堂去的情形。大家都会赞同，沉思着以忧郁却又矜持的姿态点头。他们会说，你觉得你有麻烦，可你总会碰到更惨的人。
在恩尼斯科西的大教堂里，历代主教的名字会被写在从祭坛两旁的高墙挂下的画卷上。男孩们聚拢后，神父会开始赐福，他的声音会回荡在巨大空寂、几近昏暗的教堂里，他会说，死亡将会来临，而审判亦随之而来，现在好孩子们，扪心自问，找出自己的罪愆。
我们这座新哥特式大教堂位于主干道的尽头，是权力的中心。它是普金的手笔，屹立于我们头上，比城里那座新教教堂宏伟得多，这可是十九世纪爱尔兰天主教会富强之势的象征。但如果我暂时忽略其宏伟威严，而专心想想我童年时置身此处的样子——比如耶稣*天升**日时孩子们的弥撒，或是随便哪个周日的十点钟弥撒，我能记起的只有数小时里都不得安宁的无聊感。
话虽如此，在这里你可以看见所有的人。你会注意到店铺主人们在最后时刻骄傲地走上中心通道，也会注意到商人们穿上了他们的新衣服。那时我是祭台助手，跟在一个脚穿木套鞋分发圣餐的神父身后。我因此能近距离地观察到每个人的舌尖动作。有人会用力伸出舌头，好像抽皮带一样；还有人会小心翼翼地吐出舌头，仿佛那是不愿示人的身体*处私**。有的人舌头很宽，形似鳎鱼和比目鱼，有的人舌头却又窄又厚。人的舌质亦各不相同，比方说舌头表面的小皱褶和细痕，舌头的颜色亦不同，有人是粉色，而有人的粉色嘴唇上还会有棕色和灰色的涡。有的人虽然很努力，也还是没法一直伸着舌头，只好先缩回去，好像有人要就此攻击他一样。神父会等着他再次伸出舌头，我也就站在那里看着。
在一本出版于一九四六年庆祝教堂百年纪念日的书里，有篇冠以《教堂记录的分析》这个平凡名字的回顾了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建教堂时人们的捐赠。“名字列成了表格，有些还会注明行业或专业，还有捐赠者的地址，他捐赠的数额——别无他物……这些条目诞生时，大饥荒正横扫爱尔兰。不少人捐的钱并不多，却帮助建起了大教堂。不久后他们会忆起闪闪发亮的河流淌过绿野之间，还会想到那正对着溪谷的寂静的教堂墓地，他们的骸骨永远不会安葬此处——这只会让饥饿、死亡和流离失所变得更孤苦。”
文章将旧档案里名字列了出来，他们的姓氏伴随着我长大：拜恩，博格，克利福德，邓普赛，亨德里克，基欧，罗什，沃尔什，斯塔夫，辛诺特，卡伦。到了一九四六年，历经一个世纪的时移事往，文章的作者还是能数出城中好几个当初捐赠者的亲戚：“史兰尼街上的客栈老板戴维·拜恩，他的两个姐妹拜恩小姐还有肯尼迪太太，前几年死在恩尼斯科西。丹尼斯·拜恩是奥特拉塔德的M·恩尼斯太太的兄弟，他被逐出了巴里奥利。这事让这一带的人深感不悦。住在香农的保罗·博格是集市广场的丹·博格先生的祖父。木匠派特里克·克利福德在新街有座房屋，现在他儿子住在这儿……布朗伍德的哈里斯夫人的后代依旧住在原来的地方，布朗伍德的莫斯·哈普家的后代也是如此……”
过往并不遥远，而是生动可感的。我常常觉得，捐赠者名单能和一百年后的城镇联系起来令人宽慰，因为比教堂更早诞生的建筑几乎没有留下来，也没有什么档案文献。天主教阶级崛起，纵使饥荒正席卷更低阶级的人们，新兴的商人阶级们还是打算建造一座教堂，好作为其权力的纪念碑，历史这才开始变得清晰可见。在恩尼斯科西，一八四六年以前天主教徒可是几近沉寂的。我知道了，我曾祖辈的男人们，有一位在城里的小岛路上开了家小旅馆，我有副眼镜上还刻了它的名字，另外一位在教堂附近做磨石生意，有一位在城外拥有小农场，还有一位来自三十里开外的农场上。他们的不少事情，我可以得知，或者想象，但是他们之前的人，我就无从得知，也无从想象了。有了这座教堂，时间才开始变得真实而可以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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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尔姆•托宾对旅程的描述具有读者熟知的小说家的简练和智慧。这是一部在不同政治环境下欧洲天主教精神的记录，也是一场探寻自身信仰的内省的朝圣。
——《每日电讯报》
《走到世界尽头》
〔爱尔兰〕科尔姆•托宾 著
温峰宁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99读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