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从1915年进入大来洋行，由练习生而职員，而主任,而自任经理，总代理大来洋行的业务，前后近四十个年头。关于罗伯特·大来家族的垄断資本在我国的经济侵略活动，我是比較熟悉其内幕的。茲仅就記忆所及并参考手边的少許資料以及罗伯特·大来本人的自传,写出史实，以供研究中国近代史、帝国主义侵略史和洋行史者参考。
一、 罗伯特·大来的起家及其早期在中国的活动
大来洋行的創办人罗伯特·大来(Robert Dollar),曾与亨利·福特、考尔曼、杜邦、洛克菲勒等人齐名,被列为“創建美国的五十伟人”之一。在他的三百五十頁的回忆录里,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篇幅都涉及到他在中国的活动，这不啻是这个美国垄断资本集团对我国进行榨取和掠夺的自供状。为了便于了解他与我国淸末民初的政治和工商业的关系,有必要先将他的早年经历略予叙述。
罗伯特·大来于1844年出生于苏格兰法尔扣克,因家道貧寒，十二岁时即进机器鋪当学徒。1858年4月随父作为移民迁往加拿大渥太华,在一桶板厂作小工。1861年到伐木队里当厨房伙計,五年后当上了工头，傾着工人到三百哩外的林区伐木，学习了許多有关木材的知识。1872年开始与人合伙经营木材业务，由于紐約的经济恐慌波及加拿大,经营不利,并且还背了一身債。三年后清偿了债务，再事经营，自此一帆风順。当时加拿大的木材資源丰富，采伐販运的人不多,罗伯特·大来经营得法,不数年业务即飞跃发展。1880年开始向英国市場輸出方木，开展了国际貿易。由于国际市場要求大型的木材,1882年7月迁往美国密西根,在后来被称为大来村的地方建筑了机器鋸木厂,同时創立英加木材公司。1888年,为了扩大业务范围，便利海运，罗伯特·大来迁往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市，在旧金山市設立了罗伯特·大来公司。1893年开始投資航运事业,从最初买进的一条三百吨的“报童号”,逐渐发展成为拥有大批远洋航队的大来輪船公司，即是以后的“美国总統輪船公司”的前身。为了便于供应运往远东和中国的货物,罗伯特·大来在华盛顿州穆基忒峨还建筑了一座当时最大的锯木厂。
1901年,罗伯特·大来派遣他的“阿拉伯号”輪船,滿装六千五百吨木材远征中国,这是罗伯特·大来入侵远东的开始。
罗伯特·大来运到中国的这批木料都是方木，而且多半都是16"x16"以上的大料,不适合中国巿場需要,所以一半的貨沒能卖上好价,賠了本。因此,他便于1902年7月乘“中国号”经日本来到中国,逼訪了上海、广州、汕头、廈門、青岛、烟台、塘沽、天津、北京、秦皇島等地,詳細調查了巿場情况,尤其是对木材和航运以及进出口货物等,了解得更为详尽。
我国北方向例进口朝鮮木材,经由鴨綠江順流而下,至塘沽卸貨。南方則习慣进口日本的木材,而且多半是原木,很少利用大型方木;即使购进大型方木,也仍以人工把它鋸成小料和板片。南方城市建筑所需用的地板,也以大料改制,价格且远較大料为貴。当时在中国的洋商巿場,多半为英国、日本和德国所把持，木材这一.2.行比較起来尙未被人重視,是一个十分有发展前途的贸易。同时，庚子之役之后,北方的铁路、桥梁多被破坏,天津、北京的房屋焚毁亦甚多，处处大兴土木,需用木材量很大,有供不应求之势。
罗伯特·大来了解到这些情况,便决定在中国股行,全力开展木材贸易。在他回程时,来不及到达美国,便派“哈塞尔·大来号”从美国运一船枕木到天津来，回载則从日本运橡木去美国和墨西哥。
1903年，他再次来到中国，除去布置上海、天津的大来洋行与大来木行业务并赴南京洽售枕木外，还去过东北。当时他會計划投資鋪筑秦皇島至北京的直达铁路,并在旅順、大连、哈尔滨等地以煤油、面粉进口,来与当地的帝俄势力相竞争。
罗伯特·大来在两次中国之行以后，就陆续派遣他的子女和亲信来华,在上海、天津、汉口、北京、南京、燕湖、郑州、宜昌、重庆、青岛、广州、香港等地开设分支机构，购买地皮，建筑锯木厂和仓庫,利用其輪船与木材的联合企业,从此垄断了中国的进口木材市場垂五十年之久。
上海大来洋行是罗伯特·大来家族企业在远东的总机构，直接隶属于在美国的总行,于1902年建立，最初設立在四川路上一所古旧的小房子里,旋迁至四川路南京路口,后来在广东路近外滩自建七层大楼。四十年来，大部分时間是由他的三子哈罗德·大来任经理,全权处理远东各地分支机构的业务和人事。
大来洋行以航运与木材为主要业务，但也经营一般进出口、碼头、仓庫等业务。在其联合企业中，还有一个环球无线电公司，对外收攬电信，实际上是罗伯特·大来的耳目,同时也是美国政府的情报机构。
在进出口业务中，大来洋行會作为許多美国厂商的駐远东和駐华总经理(如花牌牛奶罐头、輪胎等),大至火車机車路軌，小至机器零件，无不经营,但是其主要业务則仍是航运与木材。由于卸下木材之后，不能以空船駛回美国，必须尽力設法联系回头货载。罗伯特·大来在1910年以前,回头货载是着眼于日本的橡木(即柞木)、硫黄、焦炭等及南洋的桃花心木与椰肉。1909年他在中国内地旅行时,在大冶发现江边有若干生铁待运日本,并进一步了解到每年运日生铁竟有几十万吨之多。他乃与汉冶萍公司进行联系，于1910年2月以美国西方钢铁公司代表的身份再来中国，至汉口与汉冶萍公司签訂了出口铁矿与铸铁块的合同。
1917年,大来派其美籍经理和我同赴山东、安徽等省，勘察铁矿区(当时山东的铁矿苗都裸露在地面上)。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德国在山东攫取的权利,多半被日本取代，大来曾想插足其中，自营铁矿,結果未能如願。
上海大来洋行木材部,是全国各分支机构木材业务的总枢紐。最初是利用华商木行以打开华东、华中、华南各地的銷路，把持民用木材市場。及至国民*党**在南京建都之后，大量枕木业务由南京铁道部招标掌握。大来洋行由于資力雄厚，往往在标价及条件上胜人一筹,其他标商多难与爭衡。
上海大来洋行在全盛时期有职員二三百人之多。职工一般是分为三个等級。第一等是美国人,由美国总公司派来,占据洋行中所有的主要职位。其次是上海当地的混血种洋人，多半作为美国人的助手,占据中等职員的位置。最低的是中国人,担任其他腾下来的工作,待遇最差。
二、罗伯特·大来策划的中美两国商会代表团互訪以及他的政治拉携活动
1908年，日本与美国之間因旧金山設立学校問題引起糾紛,大来公司的业务受到影响。罗伯特·大来乃以旧金山市商会会长的身份,于是年9月間组织了一个四十八人的代表团訪日，促成了日美貿易的恢复,从而受到了美国舆論的贊揚。
1909年4月，罗伯特·大来从美国来到上海,运用他在日本的成功经验，与中国总商会联系,提出希望中国商会能通过他邀請美国太平洋沿岸商埠的商会代表来华参观訪問。中国总商会表示同意,随即发出邀請,同时也建議组织中国代表团訪美。
1910年8月，罗伯特·大来以美国太平洋沿岸商埠商联会代表团团长身份率領代表三十人来我国参观訪問。中国方面由政府特派代表伍廷芳出面接待。代表团先后在上海、杭州、无錫、常州、鎭江、南京、汉口、北京、天津、唐山、烟台、福州、廈門、广州等地参观了所有的工矿企业，备受各地官商的招待。在北京时，曾由美国公使寇洪陪同見了摄政王。
罗伯特·大来率領代表团由香港起程返国后，他本人立即返凹上海,宴請中国总商会負責人和各地的商会会长,提出了如下的要求:1.美国借款給中国清政府;2.組织中美联合銀公司;3.互相組织博覽会，各派专人司理其事;4.建立中国船队。
罗伯特·大来还要求中美商人密切合作,互相提供来回货物，使航运船只能够航必滿载。经过多次商酌,最后双方签署了协定，其内容大致如下:
1.中美銀公司,資本一千万两，中美股东各占一半，在华盛頓与北京两地政府注册，設立总公司于太平洋沿岸的一大港口。中美銀公司除经营一般的銀行业务之外，还可以作为清政府的代理人，为建設铁路、創办工业和开发資源向美国借債。如果条件許可和需要,中美銀公司还可以开展信贷业务，发展为信托公司。
2.在中国与美国互設常駐博覽会，在两国的大城市建立永久性的商品展覽館,各派专人負責其事。
3.中美两国商会互派代表团駐在对方国家，代表可以携带商品样品至对方全国各地推銷,不得阻拦。
4.筹建中国商船队,由美国提供船只和技术人員。这一协定,旋因武昌起义而未能实现。
1910年罗伯特·大来在汉口与汉冶萍公司签訂铁矿石合同之后,回到上海,去杭州游覽时,适盛宣怀計划重修灵隐寺,向上海大来洋行訂购梁柱用大木二十八根。罗伯特·大来为了討好盛宣怀，以取得这个大买办官僚更多的帮助，乃即电美国挑选最大的美国紅松二十八根,由“梅西尔·大来号”装运来华,作为捐贈灵隐寺修复工程之用。这批大木在美国是比較罕見的,长达一百零五尺,粗端直径四十八寸,最大的一根重二十吨。大木运抵上海后,经运河运到杭州，在拱宸桥上岸，每根大木都以二百五十人扛抬赴灵隐，当时是頗为盛传的一件事。
此外，罗伯特·大来还曾捐盼武昌基督教青年会会所及設备，在上海也會捐赠女青年会大楼及上海西人青年会大楼。据說他还會建議美国政府退还庚子賠款以充教育中国青年之用，并且也还會以旧金山市商会会长的名义每年招待由中国去美国留学的青年。罗伯特·大来这些活动曾经受到美国总統塔夫脱的奖励，因为他的这些活动对于美国侵略中国显然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1911年罗伯特·大来又以美国太平洋沿岸各商埠总商会特使与巴拿馬太平洋国际博覽会特使的身份，再度来到中国。据上海时，恰值武昌起义，上海宣布独立，乃轉道赴南洋各地。1912年1月,孙中山先生在南京组织了临时政府,他才又回到上海。为了同当时的南方革命政权拉上关系,他即专程赴北京,与美国公使密議打电报要求美国政府承认南京政府，然后南下赴宁见孙中山先生商談美国承认中国与中国派遣商会代表訪美，以及参加1915年在旧金山举行的博覽会事。
2月間，大来在上海中华总商会的招待宴会上宣讀了美国太不洋沿岸商联会的請東，正式邀請中华总商会派遣五十人的代表团于3月底以前到达美国，并再次提出他对于中国当前急务的見解:1.借外款,兴实业;2.制訂銀行法;3.采用金本位。
不难看出,他是企图利用当时中国局面比較混乱、南京政府财政极端困难的时机,进一步来掌握中国财政经济的命运,以保持美国在华的利益与其本人在华的业务。但因当时国内的政治軍事尙不稳定，他这个企图又未能实現。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罗伯特·大来应威尔逊总統的邀請,前往华盛頓去起草紧急航运法案,年底又来到了中国，在上海、汉口略事安排之后，就专程赴北京作为副总統黎元洪的貴宾。据說黎元洪曾多次邀罗伯特·大来到其私宅談論外交、財政与一些有关的国策問题。当时袁世凯正在积极准备作皇帝，需要帝国主义支援，所以贈予了罗伯特·大来以大綬勛章。据說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大总統时,发出的第一个电报就是給罗伯特·大来报喜的,这也足以說明大来和黎元洪关系的密切。
1915年4月，中华总商会代表团粗成,一行十八人于9日由上海乘“滿洲号”輪船启程赴美。罗伯特·大来以特使的身份亲自陪同前往。代表团的一切行动,包括二十六个城市的接待工作,二百四十三个工厂的参观等，都是罗伯特·大来一手导演与布置的。在他的自传中曾有这样一段日記:“我們所花費在接待中国代表团身上的錢，早已几倍几十倍几百倍地赚了回来。通过他們这次来訪,做了許多生意,扩大了美国在中国的影响。”在罗伯特·大来給美国商联会的报告中还有这样一段話:“中国的商会代表团这次来訪,布置得很成功。自旧金山至紐約，沿途盛設招待，至紐約达最高峰,一切都可以說是尽善尽美。从商业的結果上看来,几票大生意做成了,有买有卖,尤其是在买的一方面更好。我們已经計划好了要建立一个輪船公司和一家銀行,这不仅是能增进两国的友誼，而最重要的却是发展了我們的事业,展望前途，无穷美景。”
紧接着这一次訪問,罗伯特·大来为了迎接新的大生意,特于1916年又建造一条七千吨的大船，花了双倍价格，要求尽快地出塢。据大来自己說:“处女航我就收回了一半船价，不到一年的工夫,我就賺回了这条船。”
三、大来輪船公司
大来輪船公司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以前是世界上唯一的客运货运环球航线,拥有二十余条远洋船只，其中八只系环球客运、货运输船,均为一万五千吨吨位;九只是同样吨位的太平洋东西两岸的客货輪;另外还有八艘专事运輸木料的輪船,其吨位自五千至八千吨。所有船只都以大来家族及其嫡系亲属人員的名字命名，如“罗伯特·大来号”、“梅威尔·大来号”、“貝茜·大来号”等等。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运輸事业飞跃发展,罗伯特·大来曾经自己精心设計,建造了几条适合于环球航运的大型客貨輪。但是，由于当时美国航运被拉伏莱特(La Follette)法案限制得太死,捐稅过重，运率太低,以至一条八千吨的货船，每年竟要开支一万七千美元以上，比任何一国的航运成本都要昂貴很多。再如鍋炉检查、海員法令等,也都予美国航运业以莫大的威胁。因此，美国船只有将近二百五十万吨都改挂了别国的旗子。罗伯特·大来也逐渐将大来輪船公司迁往加拿大,船籍遂由旧金山改为了温哥华,挂上英国船旗,雇用英国海員。
大战期間,运价驟涨,除木材等大路貨外,大来輪船公司的船只还攬載*火軍**及其他貴重貨物，而且凭借和美国当时的执政*党**一共和*党**的特殊关系,得到了很大的方便，因而营业日趋繁荣，最盛时上海港口每周都有大来的船只停泊。
上海是大来輪船公司远东航线的終点，罗伯特·大来为了扩展业务，在黄浦江上游白蓮涇地方购买了大片沿江荒地,建筑长达一千英尺的最新式的碼头以及仓庫、办公楼、职工宿舍等。
1929年年終,美国爆发了空前的经济危机,大来系統的企业全部被卷入，陷入了瘫痪状态。后来由共和*党**执政的美国政府投入一大笔资本(具体数字不詳),将大来輸船公司改名为“美国总統輪船公司”(American President Lines, Ine.)，将过去以大来家族命名的船只,一律改以美国总統的姓来命名,如“胡佛总統号”、“林肯总統号”、“柯立芝总統号”等等。这次经济危机过去之后，这一輪船公司的业务不久就好轉,成为美国的最大的航运公司。
大来家族是共和*党**人，自从1932年民主*党**的罗斯福当选总就后,美国总統輪船公司即被执政的民主*党**所控制。大来自然于心不甘,一直在寻找机会收回这个企业，恢复自营，但由于美国政府多年来始終为民主*党**所控制，因此未能如願。1948年他會竭力支持共和*党**的杜威与杜鲁門竞选,結果杜威失敗,杜鲁門继续执政。民主*党**政府就索兴以六百万元美金收购了大来的全部股权，把大来家族踢出了美国总統輪船公司。
四、天津大来木行
罗伯特·大来的联合企业在我国各地的分支机构很多，而以大来木行为名的,只是天津、汉口两处，其余的則都以大来洋行为名。
天津的大来木行建立較早,最初行址在今解放桥河沿;1923年售給了大陆銀行，另在河对岸买进一块地皮約二十亩，建立鋸木厂,按装新式电鋸(带鋸与圆鋸),自己进行加工，以供应当时华北地区市場的需要。同时，以美金五十万元买进了协隆洋行的房地产和全部生財,占地八亩有奇,1924年迁入作为公事房。
清末洋商经营木材贸易的，除大来木行外，还有英商祥泰木行、英商怡和洋行以及日商三井洋行，但大来所做的貿易額最大。因为限于手边的材料，无法列出从1900年大来木行开始建立至1928年极盛时代这一期間的木材进口数字，仅就海关关册統計数字来看，1900年进口木材总值为1,334,480海关两,1928 年則为18,761,458海关两,較1900年增加了十四倍。由此也可以大致看出大来木行历年的发展情况。罗伯特·大来在1913年时會经自己計算了一下,說他在过去十年間运到中国的木材有四十亿尺,这还只是初期阶段的情况。即以此早期数字作为根据，估計四十年中大来的木材营业額当有二十亿美元左右，其所获純利当有七亿美元之巨。大来木行之所以能够操纵垄断我国木材市場，获得如此巨大利潤,主要是由于它挟其雄厚資力和优越的条件,采用种种手段打击我国木商,排挤其他洋商。茲根据我在大来木行的亲身经历,撮述其主要情况如下。
木材的堆放方法有許多种，堆放的好坏直接影响到木材的质量,不論是虫蝕、水浸、色澤等,莫不与堆放有关。大来用一种特制的洋灰墩子垫底,洋灰墩子有四种号碼,根据木材的規格大小分別堆放,所以在出貨时往往比別家质高,容易为顾客所采用。
我国北方旧时建筑用的木材,絕大部分是东北松,也叫安东紅白松,也有华中和华南諸省的小木材如福建松、江西湖北杉木等，它們的尺寸都沒有固定的标准,在建筑中应用时极不方便，费力費时,而且伤耗很大。至于大来木行进口的美国松木,則是已经在国外加工过的木材,全部是按照一定的規格,制成大小长短不等的标准尺碼,全部有五百多种尺寸，而且这些标准尺碼多年不变，花色齐全，甚为土木工程师和包工人所乐于选用。因为它既便于設計，也便于施工,而且随用随购，随时可以送到工地，顾客旣不致积压資金,也用不着在购进之后再行加工。倘如需特殊尺寸的木材，則大来木行設有电鋸,可以随时按照所需要的尺寸代为加工,在指定时間交货，不致耽誤工时。
以前我国一向沒有制成的有固定尺寸的地板，而是随用随鋸，胡拼乱凑的居多,不是长短不齐,就是厚薄大小不一,施工起来,頗費周折。大来木行供应的龙凤笋地板漂亮整齐,厚薄一致,天津、北京以及国内許多城市中所用的地板，在过去有一大部分是大来供銷的。这种地板在美国购进时，其价格是低于美松方木和板片价格的。因为这些地板所用的并非整料，而是在制造方木时所鋸下来的树皮内层下脚料。但是这种地板运到中国之后，即指身一变,变成上等品了，不但不按方木价格論价,反而高于方木和板片价格二三成以上,一反一正，其利潤远远超过原价的百分之五十以上。
此外,一般地板尺寸的厚度与寬度是1"x4",14"x4"和1"x6"三种，普通建筑多半使用1"x4"的規格。在地板经刨光和加工龙凤笋之后，地板实际尺寸仅为34"x34"，即去掉四分之一吋厚度与四分之三时寬度，而售价則是按照刨光加工之前的毛料1"x4"計算价格。所以买主除去要負担刨光加工的費用之外，即在尺寸的耗損方面还得吃亏二成以上。这样，一里一外,几乎又是近百分之五十的利潤。
大来木行采取的这些手法，非行中人絕不能得知其奥妙。当大来与我国木材行业削价竞争时,表面上跌下几成,甚至是跌到血本之内,实际上仍有百分之几十的利潤可賺,而作为竞爭对手的我国木材行业，則往往因此而傾家蕩产。
美国松木分为头、二、三等貨，头等貨行銷英国和欧洲大陆諸国，向来不向我国出口。平常来我国的貨物,是二、三等貨的混合品,名义上是所謂二等货,卖二等貨价格，而实际上是三分之二的二等貨,三分之一的三等货，如同用水搀酒一样，白賺了三分之一的差价。
大来木行和天津其他经营木材的洋行之間,竞爭也十分激烈。天津洋商经营的进口木材种类虽多，但主要是美国松木。大来木行同英商祥泰木行、英商怡和洋行、日商三井洋行和人恒木行(久恒木行在名义上是华商，实际上是怡和洋行的美松門市部)之固的竞争,也主要是推銷美国松木的竞爭。特别是对于铁路局、矿务局及其他大量用户在訂购美国松木、铁道枕木、矿井支木等期货投标时,各家洋行更是互相条价兜攬,請客送礼,千方百計争取生意到手。例如售給开灤矿务局一船货,原开价是秦皇岛船边交貨,为了竞争,可以按原价改为矿上交货;原訂貨的条件可能是根据提貨单交付原木根数,而为了竞争,亦可不变訂价,改为按尺碼交货。此外，在門市售貨方面，更常在暗中以送貨上門、不收脚力、回佣放尺、降級求售等公开的秘密手法,相互倾軋。
这种互相竞争的局面在1927年至1928年周达到最高潮，其他各行家都亏蝕不堪,而大来木行实际上在自伐自运自的条件下，并沒有任何損失，比起其他仅靠买进卖出者根本不同。各行的华籍負責人在洋商授意之下，倡議大家联合，以結束这种同归于尽的局面。这对于大来木行說来,自然正中下怀。经过几度酝酿,五家木材进口商乃組成了美松門市售价評价委员会，由大来木行经理美国人西摩尔任主席，确定每月召开常会一次，如遇紧急事件，还可随时召集临时会議。每次开会的主要議程为:一、根据美国木材市場与国际运费水脚费率的涨落情况，討論并确定在天津或在华北地区美国松售价涨落的幅度,从而統一零售价格,不准巧立名目，变相落价。二、揭露和指責某成員的不規則行为,对于暗中杀价或其他爭夺业务情事等。三、調查了解各包工的資金和信用情况。
在这个委員会的控制下，天津木材市場的价格始基本上渐趋稳定。
这个委员会是洋商間傾軋竞争的产物，也即是各家洋商勾結起来进行垄断市場的工具。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各洋行忙于筹划自身的企业前途，这个委員会就逐渐无形解散。
大来木行在清末民初时代，买办楊起麟因盗用行中几万两款项,被控于法院,经变产赔偿,結果仍以尾数之差而被判处徒刑。自此以后，大来木行便自1916年起废除了买办的职位，而以非买办性的华帐房代替之。第一任华帐房主任孙捷三,是由为买办时期的职員升任的。华帐房沒有貼費,一切开支都由洋帐房拨款,实报实銷。在业务方面,华帐房因为不自行营业,所以实际上是大来木行的一个木材业务科，完全脱离了买办制度。
1924年,孙捷三因为失职而被辞，由我接任主任职务，直至1938年大来木行洋人撤退时为止。
华帐房主任是薪給制,另外有千分之五的佣金,由华帐房(即木材科)中同人自行分配。大来木行的中国籍职員已自半独立经营的买办制度过渡到純雇佣的职員制，当然也就談不上子承父业的世袭制了。大来施行这种制度效果很好，所以后来新設立的美籍洋行,便都依法效尤,形成一时风尚。
天津大来木行在最盛时期有中外行員四五十人，在木厂和电鋸房里每天还雇有临时工(即所謂“現錢工”)几十人。
大来木行不雇正式工,不論是到貨、归垛、碼垛、倒垛,都由脚行工头所雇定的临时工用人力扛抬。临时工人分为大工与小工两种。每日工作时間夏季为十小时以上，冬季为八小时以上。大来木行付給脚行的运輸費和扛抬碼垛費是按材积計算的，每一千年方英尺最高只給一元三角。这一元三角錢通过脚行工头的层层剝削,到工人手里只是一天三四角(小工)至七八角(大工)而已。
五、环球无线电公司
前面曾经提到,大来的联合企业内,有一个环球无线电公司(Globe Radio Co.,Inc.)。这家公司并不经营一般买卖,而是侵占我国电信权利，以收发无线电报为主要业务。当时外商在津经营这类业务的还有“美国无线电公司(American Radio Co.)”与“麦开无线电公司(MckayRadio Co.)”。表面上他們是一种商业机构，事实上他們还干着不可告人的勾当。这一秘密直至1948年我到美国去的时候才发觉出来，揭穿了多年的一个谜。
1948年，我在美国旧金山大来洋行总行时,他們引我到经理室后面的几間屋子里参观,那儿陈設着許多大型的无线电收发报机，許多人在忙碌地工作着。那位引导我参观的負責人問我:“你知道这些是什么嗎?”我說:“不知道。”他便告訴我說:“这是环球无线电公司,是我們的耳目,它为我們搜集着世界各地的商业情报。”他又說:“你要与全世界任何大的商埠通信都可以，我們可以在最快的时間内获得回音。”
当我由美国回来,途经馬尼拉时,該地大来公司的分行经理問我要不要向美国旧金山总行里的老朋友們通个信，我就拟了一个謝謝他們招待的电报給他。几分钟之后,对方就回电,祝我一路不安。原来这个分行内，也設着这样的一个电台。
从上述事实可以看出,美国商人在中国经营业务,居然还控制着自己的电信系統,这个电信系統当然是不会如此简单,只管商情而不涉及政治的。
环球无线电公司在天津一直经营到解放后的1952年，当时的负责人是陈铁生，在中外工商业者中間十分活跃。
六 、我冒用美商名义接办大来木行的经过
1915年初,当时我还只有十八岁,由于家境貧苦,无力求学,经亲友介绍到上海大来洋行当练习生,每月工资关銀十二两,从此开始了洋行生涯。当练习生期間,我白天工作,晚間在上海青年会英文商科夜校讀书,补习洋行中所需要的英語会話和一般商业英文，同时还学习英文速記法专門技术，学会了洋行中所需要的各种吃飯本領,把自己培养成为一个典型的洋行职員。1917年9月，我被派到天津大来木行当速記員。大来木行经理西·伊·西摩尔与美国总行、上海总行以及各地的分支机构往来的函件，多是由他口述,经我速記后以打字机打成公文发出的,所以我对于大来家族企业的内部情况，了解得比較詳細。
由于速記員主要是搞秘书工作,前途的发展有限,过了五年之后，我便向西摩尔提出，希望能学习到一些具体的木材商业业务，要求調到华帐房工作。前面曾经說到，天津大来木行的华帐房自1916年起,由于买办楊起麟盜用公款而改变了性质,成为木行中的业务部門,不再自負赢亏，然而实际上它却仍然起着买办的作用。西摩尔答应了我的要求,調派我在华帐房主任孙捷三手下任职員。两年后,孙捷三因失职被辞退,我即接任了主任职务。
在1927年以前，全国的政治重心在北京、天津，軍閥們把搶劫来的銀錢和刮地皮得来的財宝，爭先恐后地在天津租界内大兴土木,因而中外建筑工程公司成为市銷木材最好的对象。同时由于各铁路局、建設局、矿务局的总机构都在北方，所以官方用材也是我們业务上的一个重点。我担任大来华帐房主任以后，一改过去买办躺在*片鸦**烟榻上指挥的作风，将門市部的业务交給副主任呂蓮芳,我自己則亲自出馬，奔走于北京、天津以及华北各地的中外建筑公司、各大国产木行、各铁路局和建設局的采购处，以及各矿务局的材料科,推銷現貨,兜攬期貨,与同行間展开激烈的竞争。居然在几年之間,我作出了显著成績,营业額逐年銳增，从而获得了洋老板的欢心。1927年后,政治重心南移,加上又有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但由于我的努力经营,大来木行仍一直稳居于华北木材行业的首座,营业迄未襄退。这样,洋老板对我更加信任了。
抗日战争爆发后，大来总公司看到华北地区势必为日寇所控制，木材和航运业务也一定会受到很大的影响,但是他們对于盘踞多年的天津木材市場是不肯轻易放弃的。于是他們决定一面撒退,一面物色一个代理人，由他們在旧金山遙控,改变市銷为远洋出口。经过了一段时的酝酿，终于确定以我这个作了二十四年的忠实工具为最合适的代理人选,于是向我提出了代理的問題。
当洋老板向我提出代理問题时,我当然是喜之不胜、求之不得的。我曾经衡量过自己的积蓄与洋人們可能开出来的条件，滿以为宾东之間事情好商量,牛送半卖,自己一定能够扛下来。结果，条件出来了，却完全是我想像不到的:一、生财設备:美金五千元(包括两盘鋸,一个带鋸,一盘圆鋸,以及帐房和厂内的设备);二、代理保证金:大洋十万元(以之訂购美国松木);三、眼目完全按眼清理;四、职員人事完全由我接受;五、美商大来木行这块招牌可以奉借，然而必须要在美国商业部重行登記注册，按规章每年向美国政府报帐,必须由美国会計师查賬和填写表格,其費用为一千美金。
经过一番討价还价，关于生财設备，最后总算是卖了点交情，以二千美元談妥。至于代理保证金大洋十万元，名义上是用来訂购美国松木，实际上是要我以現金保证经常有十万元的货运到中国来，也就是在他們的手里，常年要把持住我的十万元现金。这是他們在垂死挣扎中还要抓一把泥沙的策略。当时我只有两万元积蓄,与他們所要求的数字相差太远。筹思再三，計无所出,最后终于不得不放弃独吞的念头,与老友严錫荣、王孟鍾、余嘯秋三人合伙经营，股本国币二十万元,先收一半,四人各出資四分之一,計每人二万五千元。他們三个人只出资金,不出人力,全部业务由我全权处理。
1938年3月我代表新的大来木行与旧业主签訂了代理协議书。当年7月1日,天津哈尔滨路九十九号挂上了一块新的招牌:“美商大来木行股份有限公司”。表面上是美国人委托我代为经营大来木行业务,我从华帐房主任一跃而为洋行的经理,掌握全权的经理;而实际上是我們几个人披上了洋商的外衣,在为美国垄断资本效力的前提下,继续操纵垄断天津的木材市場。
向美国政府商业部申請注册，主要条件是在公司的股东中必須有二名以上美国国籍的股东，每一美国股东的股本必須至少是美金一百元。我們乃請原大来木行经理馬凱和一位美国国籍的华侨朋友楊錦魁来担任股东,股金每人一百美元,完全由我們垫付奉送。经由在天津的美国律师伊文斯代为向美国政府商业部办理申請登記手续，手续费是美金二千元。
三四个月之后,美国的洋执照寄到了,我們便正式开业，我自己当经理,职员、工人仍旧是原来的全副班底。开业以后的几年,业务的确是蒸蒸日上,第一年的营业額就双倍于旣往的最高数字。这是因为我們沒有洋人掣肘,自己敢于作主，相信客戶,大胆放眼。我們当时有三套本錢:一套是存貨,以供巿銷,各种尺碼的貨都齐备，随售随补,既掌握了美国的市場价格,便不愁会有亏賠之虞。一套是賒眼,经常放在外面,旣拉住了客户的关系,也促进营业的发展。另一套是流水货,即常川流动于美国来华途中，或在市銷流动中。每一套都各为一百余万尺松木，約各为十万元美金。在这种情况下,生意是稳做的，沒有任何风险，纵然国际上或国内市場有所波动,也影响不了我們的营业。孰料好景不常,1941年12月8日珍珠港事件爆发了,我們引以为“荣”、夸耀于同儕的这个挂着“美商”招牌的企业,一夜之間变为“敌产”,所有财产全部立遭日軍封閉,营业停頓。
我原以为日美間的战争不会持入，所以还把行中的同人們全部維持着。但是经过一段相当长的时間,战事仍在持续，我这个冒名美商，假药当了药卖,其是有苦难言,进退維谷。我乃冒险写个呈文递交当时駐在天津海光寺的日軍防卫司合部，說明1938年时接办大来木行以及向美国登記的原委和前后经过的实际情况，請求启封,准于在天津市伪工商局重行登記为华商,继续营业。呈文投递后,过了三四个月时間,仍如石沉大海,杳无信息。有人給我介紹了一位中国通的日本麟記洋行经理神初与一，据說他的門路很多,在当时的日軍軍政各界都很吃得开,乃倩其代向日軍部疏通,除了請客送礼之外,并还會一次送給他伪联券一万元作为运动费。結果是经过一系列的調查传訊,最后总算获得批准启封,重办登記，恢复营业。
但是，当时因太平洋战争关系,美国木材无法运来天津，存货眼看着就要售罄,无从补充。至于国产木材,由于东三省早经敌人侵占,所有权利悉为日寇所掠夺殆尽,也难于插手。我只好和行中的职工們苦掙苦守,共渡难关。其他几家同行,除英商作为敌产被沒收外,其余的也都已经歇业，只有我們这一家仍旧維持残局，沒有散伙。
1945年8月日寇投降后,天津的木材巿場上,大来木行是碩果仅存的一家,沒有任何竞争对手,而且在业务上大来木行的全部人馬一个未动。我乃抓紧这个大好时机,立即与美国取得联系,以欢欣鼓舞的心情，在碼头上等待着第一批美国松木进口。不料想抗战胜利后，蔣、宋、孔、陈四大家族已经整个控制了我国的经济命脉，与战前相比，又不能同日而語。即以进出口行业而論,他們掌握住了“輸出入管理委員会”,所有进出口业务都需要先傾許可,而所发的許可又是四大家族的唾余,只能爭得一杯半杯残羹。同时，美国由于在战时大发横财,战后国内大兴土木,对于木材的需要量也激增,出口量削减很多。所以在这一个阶段内,大来木行只能勉强維持正常的营业而已。
此时,在天津有不少新兴的进出口貿易行,其中有几家虽也訂购美国松木,但数量微小，与大来不能相比。因为我掌握着亲友交我的自由外汇，可尽先利用美国出口限額尽量进口,大来木行仍旧保持着垄断的局面。一直到1952年，这个美国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工具,才向人民繳出了非法掠夺所得,宣告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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