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格兰启蒙运动中的商业社会观念》“通过概述隐藏的概念来探讨市场和法治的关系”。商业需要连续性和安全性，为了维持一个人人都是商人的社会，这一需求需要得到良好的保障。首先，商业取决于一系列期望和信念；其次，商业社会是陌生人之间交换，这种非人格化显示商业社会的“抽象”特征。因此，采取保障的恰当来源也是抽象的法治形式，而不是靠统治者颁布的具体是在的法令指导个人行为。斯密对此的表述是：“商业和制造业逐渐引入秩序和好政府，有了它们，这个国家居民每个人就有了自由和安全，此前他们与其邻邦几乎生活在连绵不断的战火之中，奴隶式地依附于他们的官员。”
而休谟说得更明白，行商坐贾、大小商贩“都渴望平等的法律，它们可以保证财产安全，保护他们免受君主*制专**以及贵族*政暴**”。源于法律框架的稳定性形成了安全，这是市场发展和契约及交换延展的先决条件。因此，这一先决条件必须有所保障，不因为权力的任性变化而受损。
因此，米勒指出，“富裕而优雅的民族”，“正义不偏不倚的实行几乎被视为最重要的事情”。只有生活在法治之下，个人才会对“信守契约”和“偿还债务”有信心。由于正义是商业社会的核心原则，休谟在《人性论》中做了独特而详细的分析。他确定了三条自然法或正义原则：占有的稳定性、经过同意的转让、信守承诺。这三者的重要特征即普遍性和稳定性。而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通过比较“蒙昧和野蛮民族”与“更开化的民族”后认为，前者境况让正义毫无规律，后者境况让“正义的自然情感”“准确而精确”地得以实现。在斯密这里，商业社会的政府有三种任务：抵御外部敌人、维持公共事务、“正义的严格实行”。此外，《苏格兰启蒙运动中的商业社会观念》还论及了苏格兰启蒙思想家对于商业与自由的看法。
大卫·休谟
要而言之，苏格兰人认为，社会制度是社会差异的核心因素，他们对于社会因或道德因社会科学般的论述让他们意识到，行为和价值很大程度上都是制度的产物。人类当然不完美，但没有不可逾越的障碍，人类找到了合作方式，而人类制度的真实存在就是这种合作的证明，而最好的合作在商业社会。卢梭设想的道德高尚的共和国，不仅与“人类的自然倾向”背道而驰，还将缺乏财富的物质福祉和个人自由的精神福祉。
不难发现，当下一些制度经济学家的思想，可以在苏格兰启蒙思想家这里找到源头。虽然法国大革命与卢梭等法国启蒙家的思想有无直接联系尚存争议，但苏格兰启蒙运动确实与大陆启蒙运动差异明显。低调而务实的改良一度造就英国的强大和繁荣，而激进的法国大革命，却让法国在现代化道路坎坷不平。
经济史家侯家驹先生在《中国经济史》中分析了中国古代经济制度之后认为：在*制专**体制下，经济是一种统制经济，或称权力经济。权力经济与资本主义无法相容。中国本来有三次出现资本主义的机会，但是，都因为皇权的肆意妄为而打断：汉武帝对外用兵，将重要产业收归国营，*躏蹂**产权，践踏*权人**，掠夺资本，扼杀了人类第一个可能趋于成熟的自由经济；南宋内因君懦臣嬉，坐失统一良机，外因蒙古崛起，受铁蹄践踏；明代因为沈总的矿监税监遍布天下，以及后来的边饷过重，导致经济夭折。显然，英国能产生资本主义，与1215年英格兰国王约翰签署大宪章之后君权受到约束有关，更与英格兰的法治传统，对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捍卫密不可分。试想：如果君主或国家可能剥夺和抢劫个人的财产，那么个人创造财富的动力从何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