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义仓制度简介
义仓制度，是唐朝建立的用于赈灾的制度，关于义仓的具体运作方法，《旧唐书》志29有详细的记载：
贞观二年四月，尚书左丞戴胄上言曰：“水旱凶灾，前圣之所不免。国无九年储畜，《礼经》之所明诫。今丧乱之后，户口凋残，每岁纳租，未实仓廪。随时出给，才供当年，若有凶灾，将何赈恤？故隋开皇立制，天下之人，节级输粟，多为社仓，终于文皇，得无饥馑。及大业中年，国用不足，并贷社仓之物，以充官费，故至末涂，无以支给。今请自王公已下，爰及众庶，计所垦田稼穑顷亩，至秋熟，准其见在苗以理劝课，尽令出粟。稻麦之乡，亦同此税。各纳所在，为言义仓。若年谷不登，百姓饥馑，当所州县，随便取给。”太宗曰：“既为百姓预作储贮，官为举掌，以备凶年，非朕所须，横生赋敛。利人之事，深是可嘉。宜下所司，议立条制。”户部尚书韩仲良奏：“王公已下垦田，亩纳二升。其粟麦粳稻之属，各依土地。贮之州县，以备凶年。”可之。自是天下州县，始置义仓，每有饥馑，则开仓赈给。
可见，太宗最初设置义仓，其目的是很专一的，就是荒年赈灾用的，属于专“款”专用。
义仓
二、义仓粮被挪用的时间
义仓制度直到高宗时期，还能比较严格的坚持，但是此后逐渐废弛，义仓粮逐渐被挪作他用。
关于义仓粮的挪用时间，史料记载并不一致。
《旧唐书》志29：以至高宗、则天，数十年间，义仓不许杂用。其后公私窘迫，渐贷义仓支用。自中宗神龙之后，天下义仓费用向尽。（《通典》食货典记载与此一致）
《新唐书》志42：自太宗时置义仓及常平仓以备凶荒，高宗以后，稍假义仓以给他费，至神龙中略尽。
按照《旧唐书》的记载，义仓在武则天时期并未被挪用，义仓的挪用始于中宗神龙年间；而按照《新唐书》的记载，义仓在高宗以后、即武则天时期就已经开始被挪用，到中宗神龙年间已挪用殆尽。
那么哪一条记载相对准确呢？
笔者在《全唐文》中查到一条史料，可为佐证。
据《全唐文》卷465陆贽“均节赋税恤百姓六条”记载：
贞观初，戴胄建积谷备灾之议，太宗悦焉，因命有司，详立条制，所在贮粟，号为义仓。丰则敛藏，俭则散给，历高宗之代，五六十载，人赖其资。国步中艰，斯制亦弛。开元之际，渐复修崇。
这里有2点值得我们注意：
第一，义仓制度的严格执行，“历高宗之代”，没提武则天。
唐高宗李治
第二，义仓制度严格执行的时间大约是“五六十载”，上文已经提到，唐代义仓制度始建于太宗贞观二年（公元628年），后推50年，是高宗末期的仪凤三年（公元678年），后推60年是武则天掌权的垂拱四年（公元688年）。
有了这条史料佐证，笔者认为，《新唐书》的记载相对准确，义仓制度的严格执行，止于高宗后期。到了武则天时期，义仓粮已经不专用于赈灾，而开始被逐渐挪用了。
武则天
三、挪用义仓粮的原因
武则天为何挪用义仓粮呢？
笔者认为，原因不止一个，但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支出庞大、国用不足，即《旧唐书》说的“公私窘迫”，《全唐文》说的“国步中艰”。
唐代国用不足，应始于高宗末期，据《新唐书》志41记载，“永淳（公元682年）以后，给用益不足。加以武后之乱，纪纲大坏，民不胜其毒”。
这一时期唐朝支出庞大、国用不足具体到什么程度了呢？笔者举几个例子：
1、狄仁杰和韦嗣立上疏
据《旧唐书》列传39记载，狄仁杰于神功元年（公元697年）上疏：
狄仁杰
近者国家频岁出师，所费滋广，西戍四镇，东戍安东，调发日加，百姓虚弊。开守西域，事等石田，费用不支，有损无益，转输靡绝，杼轴殆空。越碛逾海，分兵防守，行役既久，怨旷亦多。
方今关东饥馑，蜀、汉逃亡，江、淮以南，徵求不息。人不复业，则相率为盗，本根一摇，忧患不浅。
另据《旧唐书》列传38记载，韦嗣立于长安年间（公元701年-704年）上疏：
今天下户口，亡逃过半，租调既减，国用不足。
2、唐代漕运情况
武则天时期支出庞大的问题，还可以通过这一时期的漕运情况得到佐证。
据《新唐书》志43记载，“高祖、太宗之时，用物有节而易赡，水陆漕运，岁不过二十万石，故漕事简。自高宗已后，岁益增多，而功利繁兴，民亦罹其弊矣”。
具体增多到何种程度呢？据《全唐文》卷211陈子昂万岁通天元年（公元696年）“上军国机要事”记载，“即日江南、淮南诸州租船数千艘，已至巩、洛，计有百馀万斛”，按照斛石相通的观点，公元696年某一次的漕运粮已达100余万石（斛），是太宗时期1年总漕运量的5倍。
陈子昂
从上面的记载，可以看出，武则天时期、特别是后期，朝廷的支出已经非常庞大，为此而挪用义仓粮也就顺理成章了。
以上是笔者对于武则天时期挪用义仓粮的一点浅显的分析，欢迎大家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