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乾隆年间，为了培养八旗子弟的尚武精神，不允许他们坐轿子骑马。
然后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坐马车。
乾隆皇帝别无选择，只能规定王爷和一品大官可以坐轿子，其余不能骑马的人永远不会轻饶。
后来嘉庆当皇帝的时候，直隶提督的兵马小册子里写着18名轿夫，士兵变成了抬轿子给别人。
乾隆还规定，每个八旗子弟每年都要打靶，1人10发*弹子**，结果所有的目标都没有。
按照规定，作为“大清国本”的骑射训练是一个月四次，但却是“十人上马半数落，露牙裂腿骨折”。
八旗官兵每年还要举行阵法表演，练习“十进九连环”阵法，即交替使用火器轰击的方阵。然而，“演奏的阵图每年都是旧的，没有改进。”基本上就是走过场。
但是自从嘉庆皇帝之后，这个过场就没有了，可想而知当时八旗子弟的战斗力有多差。
在夏天，圆明园的守卫实际上是在嘉庆皇帝不光着胳膊睡在门口的时候。
有人说他们被动怠工，说我们至少工作，谁说不能躺下看门。
嘉庆八年二月，一位名叫陈德的47岁厨师刺杀了皇帝。当时有100多名侍卫，但只有6人上前守卫，6人打一人，其中一人被刺伤三次。皇帝受到了极大的刺激，大量护卫被免职降罪。
02
天下承平日久，赌博风气高涨。
当时盛京军营有十几个*场赌**，军官带头赌博。北京也有很多*场赌**。嘉庆亲自召见兵部尚书明亮，因为他家有人开了*场赌**，然后叫大学士禄康检查。 然后发现有人在大学士家开*场赌**。
嘉庆只能换两个人去查。后来两兄弟都降职了，但还是不愁吃喝。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嘉庆发现有13起北京*场赌**被审理，但其他高级官员手下的*场赌**仍在开放。
后来，我受不了了了。我把一些八旗子弟送回东北双城堡开垦（现在叫双城子，离哈尔滨很近）。我希望他们能再次拥有*力武**。
但是这群习惯了享受的八旗子弟受不了东北的苦寒，很快就逃回了很多。
嘉庆只能以身作则，砍了几个带头人，但没用，那就不了了之了。
嘉庆还重新开门参加科举，希望他们能为国家做出贡献。直到圆明园光明殿复试，乡试只考一诗一文(有多少汉族学生一辈子都没有机会)。
但即使这么简单，很多八旗子弟还是考不上。
当时，礼亲王昭莲看不见。他指责许多宗室拒绝当官，只愿意在家吃喝。架子很大。他整天穿着晚装，整天和那些市场上的流氓混在一起。他们还说他们是宗室，这使得下面的官员不敢照顾他们。
03
还有一件很搞笑的事，嘉庆皇帝为了保持八旗子弟的尚武精神，规定八旗子弟不得看戏。
但是御史和顺告诉皇帝，他骑马的时候，在舞台上看到六个旗人唱歌。
嘉庆下令与戏园老板一起逮捕这六个人。
结果戏园老板说和顺经常来看戏，但是抢不到好位置，于是一怒之下就把抢到好位置的六个人全部举报。
和顺反驳说，他来剧院只是为了收集更多的证据，让自己看起来像个无间道。
嘉庆知道后气得半死，一怒之下，把和顺送到伊犁当苦差。
04
太舒服会腐化，有很多宗室去唱戏逗鸟赌博闲工，最后连满语都不会说。
清初，由于皇室的重视，满语一度占上风，不懂满语的汉臣需要翻译才能参与朝政：
“国初，满大臣不懂汉语，所以每部置启心郎一员，以熟悉国语的汉员为基础，职正三品，每遇事，座在其中参加。”
满语在清朝全盛时期出现了明显的衰微迹象。
第一个放弃汉语的是驻扎在全国各地的八旗士兵。他们最初混合了满蒙古语，对满语没有特殊的感觉。他们在中国驻扎了很长一段时间，每天用中文交流，这使得他们在进入海关后不久就逐渐忘记了满语。
康熙曾言：
“我不虚其不知满语，但恐后生孩子渐习汉语，竟忘满语，也不得而知。”
在这句话中，到了他执政的最后一年，不仅是驻防在外的旗人，连京城附近的八旗子弟也已经不熟悉满语了：
“鹿巷满汉都用汉语，从此清人后生小儿多不能清语。”
雍正年间，八旗子弟满语水平退化进一步加快。
据载，驻扎在广州的八旗子弟：
“听说稀少，耳音不熟悉，语气更不方便。”
特别令皇帝震惊的是，京畿道内的旗人也公开违反了祖训。
如果说之前的谣言还是道听途说，这一次是皇帝亲耳听到的:
"近见选出的侍卫、护军，弃其应习之清语，反以汉语相互戏谑。"
为此，皇帝降旨，要求旗手“以清语、拉弓、搏斗等技巧，专心学习”，并建立翻译考试制度，以“国语骑射”为旗手奖惩标准。
即便如此，满语退化的速度也没有延缓。
乾隆时期，皇帝重申宗室子弟“如果有不会说清语的人，他们会管理宗族的王公，教他们治病，在家里治病”。可见宫廷内外满语的生活环境并不乐观。
后来乾隆看清了情况，知道满语危机的积重难返。他退而求其次，放松了驻扎在各地的旗手的要求:
“八旗人在其他省份住了很长一段时间，在当地语音中，虽然几乎没有随和，但旗人的姿势不能改变。”
到目前为止，对于清朝来说，只有东北故地的满语还没有沦陷，包括北京附近的其他地方，满语已经名存实亡。
乾隆晚年，甚至朝中满洲大臣也转而用汉语提交奏折。
康雍乾之后，大清国运急转直下，满语命运也岌岌可危。
嘉庆对此无能为力，只能下令重申祖训:
“我朝列圣垂训，命后无改衣冠，以清语骑射为重。圣谟是深远的，我的子孙一直遵守。”
这套说辞没有效果，因为满语甚至逐渐在宫廷中不再流行。
同治年间，皇帝偶尔呼吁宫人用满语换白马，没有人能解决左右近侍，只有醇亲王能理解。
难怪文廷式在《闻尘偶记》中感慨不已：
"王公大臣通语者，百无二，三。"
巧合的是，刘体智在《异辞录》中提到了“满汉同化”：
“皇帝的典学，尚知国语，余则来自王公大臣以下，不知道为什么。清末，满大臣带领引见，太后前易，皇帝前难，太后不懂国语。”
可悲可笑可叹！
05
八旗也分为财富和贫穷。宗室生活很好，但底层的八旗一言难尽。
清初，八旗子弟是一个非常珍贵的称号。通过大规模的圈地活动，他们掠夺了许多肥沃的土地作为旗地，并根据不同的等级分配给八旗官兵。
即使是地位最低的披甲人也可以分为两栋房子，耕地30亩，月薪22银，年米10多石，出征时一定数量的银米津贴(称为行粮)。
但是一旦不打仗，就停止圈地，然后随着八旗人口的不断增加，一些八旗子弟就活不下去了。
从那以后，财*变政**得越来越紧张。1853年，清朝取消了对八旗士兵一个月的奖励。10年后，规定八旗骑兵学校以下只支付60%的工资，养殖士兵只支付70%的工资。同时，还规定30%的工资是发制钱的，银钱兑换上又刮了一道油水。
直到1885年，京师八旗才恢复全额工资，而当地驻防八旗直到清朝灭亡才收到不到70%的工资。而且，越往后，扣缴和欠款越严重。20世纪初，东北八旗甚至只能送到不到40%的粮食。
事实上，*片鸦**战争期间，八旗兵仍然只是“生计倍形崩溃”，即生计困难。
光绪年间，反复克扣的八旗兵，没有湘军、淮军、绿营等各种非法收入，已进入崩溃区间。钱粮勉强够夫妻生存需要，孩子多了就穷。
据当时日本人记载，八旗人饥寒贫穷占十分之七八。许多八旗兵丁把家里的“所有物品都卖了”和“衣服都穿了，看起来像个乞丐”。据《清实记录》记载，一些八旗兵无家可卖，只能“男人去乡下乞讨，死者很多”。
事实上，即使八旗马兵的收入没有打折，也只是晚清自耕农的水平。没有考虑八旗禄米广泛存在的“典钱粮”等借款，也没有考虑自康熙以来禁止八旗蔓延的“奢侈之风”。
事实上，刚到雍正年间，
“都统，前锋统领，护军统领，副都统内，颇有家计困难的人”
——清代宗实录。
都是从一品，前锋统领是正二品，基本相当于“大军区正副职”...我活不下去了..
到了嘉庆朝，八旗的生计甚至创造了一个“奇迹”，那就是出生在八旗汉军的四品官曹伦，参与了攻打紫禁城的“天理教起义”。
最后，曹伦因参与嘉庆十八年谋反被判处极刑。为什么？
因为“穷”！
曹纶的父亲曹廷奎是一个没有积蓄的廉政官员。他死于任命后，曹纶帮助棺材回到北京埋葬，浪费了他所有的财富。到达京城后，他住在宣武门报子街。他的妻子衣衫褴褛。曹纶外出时只有一件破旧的长袍，但他在家里没有衣服
所谓全家只有一条裤子，也不过如此。
天理教领袖林清晨开始与曹伦交朋友，不断给他钱送东西，也告诉他天理教的最终目标是攻击紫禁城，但曹伦本人因为“商务旅行”护送土尔胡特人到热河，错过了起义，他的儿子曹福昌卷着白布参与紫禁城的攻击。
当然，曹纶这还算是“穷报恩”，另一群人纯粹是奇葩。
清朝宗室、奉恩将军(四品)庆遥、宗室举人庆丰、宗室海康都是天理教外围组织红阳教的成员。天理教进攻紫禁城的计划很早就通知了他们，他们很高兴决定参加，以便在起义成功后成为承诺的官员...
所以到了清末，八旗子弟除了血统相对靠近皇室，其余的都变成了穷鬼和流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