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于《故宫*物文**月刊》2014年11月 总第380期
花事作為古人燕閑清賞之雅好，是離不開花器的。但對花器使用之細節，卻鲜有人關注。本文利用歷史文獻、圖像及考古材料，围绕“官鈞”花器的歷史背景、用途、使用環境等，作了考察。研究表明：“官鈞”各式花盆，均為蒔養菖蒲之盆，是明代蒔養菖蒲流行背景下的產物。蒲盆既是明人庭院流行之清供，又是几席间的閒逸之品，還是書齋的怡養之具。“官鈞”一類出戟尊則是明代獨有的流行花瓶式樣，其與香爐、香盒形成組合，為宮廷、官宦及文人階層庭園、廳堂、書齋的悅心養性之具。
提及 “官鈞”瓷器1，其燦若晚霞的玫瑰紫、海棠紅，清幽淡雅的翠青、月白等變幻莫測的釉色之美，是最值得称道的。但這一在陶瓷史上占重要地位的名窯品種，其生產年代，長久以來卻成為學界最具爭議的焦點。至於“官鈞”瓷器生產的歷史背景、用途等，人們更知之甚少。好在歷史不會消逝的無影無踪，只要稍加留意，流傳至今的零星文獻、圖像等歷史記憶的碎片，仍可為我們拼綴起這段歷史，並還原其真實面目。這不僅對瞭解“官鈞”瓷器背後的人文歷史、社會生活有所裨益，而且，對於最終解開“官鈞”年代之谜也不無幫助。
一 “官鈞”花盆的用途及流行背景
英美收藏的幾例成套“官鈞”花盆（圖1），可證實传世“官鈞”花盆，原本是與相應各式盆托佩套使用的。關於這一點，是毋庸置疑的。“官鈞”花盆，不僅造型多樣、釉色絕美，製作工藝也是歷代花器中至為考究的。如此精美的花器，當時究竟蒔養何等的奇花异草？為何要配盆托？流行的社會背景及使用对象、環境如何？要回答上述問題，只能求諸圖像資料和相關文獻了。
圖1.左：菱花紫釉花盆 美國哈佛大學賽克勒博物館藏
右：長方紫釉花盆 英國大維德中國藝術基金會藏
（一）蒲石之盆
相關圖像和文獻表明，“官鈞”各式花盆均為蒔養菖蒲之盆，即明人所稱之“蒲盆”、“蒲石盆”。理據如下：
鎮江博物館藏正統二年谢環繪《杏園雅集圖》（圖2），為我們提供了“官鈞”類型花盆具體用途的最早圖像資料。畫面庭院花台之上，對稱置兩蒔養菖蒲之盆。其中一套配鼓釘盆托的仰鐘花盆，具“官鈞”花盆造型之特徵，盎中細密的菖蒲間隱約可見拳石。
稍晚的資料，有北京故宮藏弘治間呂紀等繪《竹園壽集圖》（圖3），圖中庭園花臺上，置一對“官鈞”式樣的帶托青釉渣鬥花盆，盎中菖蒲植于拳石之上，即明代典型的蒲石盆。
此外，臺北故宮藏明中期《十八學士圖》（圖4），上海博物館藏明《十八學士圖屏》（圖5）及無款《五同會圖》（圖6），北京故宮藏杜堇《古賢詩意圖》（圖7），明萬曆版畫《繡襦記》（圖8）等圖像資料中，帶盆托的蒲盆之例，不勝枚举。其中，以配鼓釘盆托的仰钟蒲盆最流行（圖2、4、5、7、8）。
圖2.“正統二年”謝環《杏園雅集圖》局部（一对带托仰钟蒲盆与石供等并置）鎮江博物館藏
圖3.“弘治己未”呂紀、呂文英《竹園壽集圖》局部（一對帶托渣鬥蒲石盆與兰花並置）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圖4.明《十八學士圖》局部（鼓釘盆托仰鐘蒲石盆與松树等並置），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圖5.明《十八學士圖屏》局部（鼓釘盆托仰鐘蒲石盆與松树並置） 上海博物館藏
圖6. 明無款《五同會圖》局部（一對帶托仰鐘蒲盆對置）上海博物館藏
圖7. 杜堇《古賢詩意圖》局部（帶鼓釘盆托仰鐘蒲盆）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圖8. 明版畫《繡襦記》局部（一對鼓釘盆托仰鐘蒲盆與蘭花並置）
當然，不是所有蒲盆，均置盆托。明憲宗成化二十一年《御花園賞玩圖》中（圖9），花臺上前後置兩對蒲盆，均未置盆托。從其仰鐘花盆的造型及茄皮紫、天藍釉特徵判斷，其或是“官鈞”產品，是瞭解“官鈞”花器在宮廷使用情形的難得資料。不過，同一畫面花臺上的哥釉蒲盆，卻置盆托。該圖花壇背後還有一對浅蒲盆，亦未置托（圖10）。此外，正德間宮廷畫家朱端繪《松院閑吟圖》（图11），畫面庭園中，造型、釉色明顯具“官鈞”特點的渣斗花盆、六方花盆中，均蒔養菖蒲，但未見拳石，也未置托。
“官鈞”類型蒲盆的用途，到明後期已發生變化。如萬曆《列女傳》版畫中，一配鼓釘盆托的仰鐘花盆中，蒔養的並非菖蒲（圖12左）。《遵生八箋》及李日華《味水軒日記》均載以“官鈞”花盆種蘭、菊、萬年松的情況。晚明版畫中還有鼓釘盆單獨蒔養菖蒲及種蘭花的例子（圖12中、右）。不過，以上均是明後期之情形，未必反映“官鈞”原本的用途。乾隆時，“官鈞”花盆一度还用來盛放金屬盆景，與其最初的用途更相去甚遠。
值得注意的是，上揭明中期以前的圖像中，與帶托蒲盆同一畫面中的其他植物花盆，卻未見一例置盆托者。這一獨特現象或可證實，明代帶盆托之花盆，应是專為蒔養菖蒲所制。難怪高濂《遵生八箋》中稱鈞窯“惟種蒲盆底佳甚”，還稱“均州窯圓者居多，長盆亦少，方盆、菱花、葵花制佳，惟可種蒲”。
圖9.成化《禦花園賞玩圖》局部（兩對仰鐘蒲石盆及一套帶托哥釉仰鐘蒲石盆與松树並置，盆中拳石為羊肚石） 私人藏 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2012秋季拍卖会拍品
圖10.成化《禦花園賞玩圖》局部（一對浅蒲盆與松树并置，盆中拳石為羊肚石） 私人藏
圖11. 明朱端《松院閑吟圖》局部（具有官鈞特點的六方及渣鬥蒲盆與松树、蘭花並置）天津博物館藏
圖12.明晚期版畫中“官鈞”類型花盆的使用狀況
（二）盆托功用
既知“官鈞”花盆為蒔養菖蒲的蒲盆，那麼，其為何須置盆托？明人有關蒔養菖蒲的文獻，可为我们指点迷津。
明永樂帝謀士姚廣孝（1335～1418）《逃虚子集》“蒲窓記”云：
夫蒲微物也，根蟠于水石，清而不杇。叶貫於寒暑，當而不變。蕭然于幾席之間，閑而不放。泊然于煙霞之際，澹而不厭。盖師之徳，有侶于蒲，故好之矣 。
明弘治、正德间禮部尚書邵寶（1440～1523）《容*堂春**集》“遣暑四事”詩曰：
楛槎種菖蒲，盆水半欲没。
明弘治初吏部侍郎楊守陳（1425～1489）《楊文懿公文集》“雙柏詩引”：
予以瓦缶蓄水置拳石而栽菖蒲，其閑又得柏皆徑寸許，亦同植焉。
明正德间兵部武選司員外郎倪宗正《倪小野先生全集》“菖蒲石”詩云：
一片菖蒲石，虛涵萬竇泉。長留開闢水，不老蓬萊年。
明嘉靖學者黃省曾（1490～1540）《五嶽山人集》“赋得石上菖蒲一首”：
盆水綠盈盈，中涵碧島清。
明吳門四家之一唐寅（1470～1523）“花盆石菖蒲”詩云：
水養靈苗石養根，根苗都在小池盆。
明正德間山西參政趙漢《漸齋詩草》“岡僧房舊寄石菖蒲取還*慰自**二首”：
石上栽蒲托老僧，空庭坐雨夢中曾。靈苗有意僧知得，為我歸來緑漸增。蒲芽短短水清清，撫石捫心憶舊盟。寸草星霜如有待，百年桑梓敢忘情。
明農學家王象晉（1561～1653）《群芳譜》載：
養石上蒲法：芒種時種以拳石，奇峰清漪，翠葉蒙茸，亦幾案間雅玩也。石須上水者為良。根宜蓄水，而叶不宜近水。
從上徵文獻中“根蟠于水石”、“盆水半欲沒”、“蓄水置拳石而栽菖蒲”、“虛涵萬竇泉”、“盆水綠盈盈”、“根苗都在小池盆”、“蒲芽短短水清清”及“根宜蓄水”等內容可知，明代流行水中蒔養菖蒲。
水中蒔養菖蒲，正是“官鈞”蒲盆置托的關鍵。陸深《儼山集》的一段記述，有助于解開“官鈞”花盆配置盆托之謎。文中載：
今寄回鈞州缸一隻，可盛吾家舊昆山石，……鈞州葵花水奩一副，又有菱花水底一個，可配作兩付（副），以為文房之飾，餘不再收可也。2
由此可知，“水底”是明人對“官鈞”盆托之稱。相對於“水底”，明人將成套“官鈞”花盆，稱為“水奩”，這恰是水中蒔養菖蒲所需之器。因是水养，又要滿足菖蒲“根宜蓄水，而葉不宜近水”的苛求，需控盆中水量。具體作法，先固定拳石於花盆，再于石上植蒲，最後置花盆於“水底”中。這樣，菖蒲所需水分，就通過盆中有吸水性的拳石供給。故對拳石有“石須上水者為良”（吸水性強的拳石）的要求。
由此可知，“官鈞”之盆托，並非後世常見承接花盆溢漏滲水之托，而是供給花盆中拳石菖蒲水源的水盆。這就是為何“官鈞”盆托，明顯比較高深，而且被稱為“水底”的緣由了。而花盆底的所謂“泄水孔”，也非“泄水”功能，而是通過盆中吸水拳石，從“水底”向上給菖蒲供水的吸水孔。至於為何開孔多達五個，應是為改善“水底”給盆中蒲石供水能力的設計（參見圖13，右，复原明代“官鈞”拳石水中蒔養菖蒲一盆）。
至於未置盆托花盆的菖蒲蒔養，分兩種情形。一是將花盆水孔封堵，然後固定拳石於盆中，再于石上植蒲並向盆中蓄水便可，前揭成化《禦花園賞玩圖》中的蒲盆即屬此類。北京、臺北兩院舊藏“官鈞”花盆中，不少底部孔洞被封，或與此有關；另一情形，如前揭朱端《松院閑吟圖》的蒲盆中（圖11），無拳石，應是《本草綱目》所提砂載法3。此法虽少了覓求拳石之累，但盎中無蓄水，須勤於浇水，也少了許“盆水綠盈盈，中涵碧島清”的情趣了。
搞清了蒲盆置托的緣由，接下來，有必要對與菖蒲賴以生存的“上水”良石作一考察。
圖13.左上：昆石 左下：羊肚石 右：复原明代“官钧”花盆拳石水中莳养菖蒲一盆
（三）“上水”拳石
從相關文獻來看，蒔養菖蒲的拳石，首選昆石（圖13左）。陸遊詩中即有“雁山菖蒲昆山石”之句。曹昭《新增格古要論》卷七•昆山石條（後增）有詳載：
昆山石出蘇州府昆山縣馬鞍山，此石于深山中掘之乃得，玲瓏可愛，鑿成山坡種石菖蒲、花樹及小松柏樹。佐近詢其鄉人，山在縣後一二里許山上，石是火石山洞中石，玲瓏好栽菖蒲等物，最佳茂盛，蓋火暖故也。
前揭陸深《儼山集》載“今寄回鈞州缸一隻，可盛吾家舊昆山石”一段，雖未提及蒔養菖蒲內容，但從文中“鈞州缸”、“鈞州葵花水奩”“水底”推知，此“舊昆山石”正是蒔養菖蒲所需良石。而且，陸深所寄物品，顯然均為蒔養菖蒲所備。
明文震亨《長物志》更具體稱：
昆山石……，以白色者為貴。有雞骨片，胡桃塊二種，然亦尚俗，非雅物也。
王象晉《群芳譜》還稱：
惟昆山巧石為上，第新得深赤色者，火性未絕，不堪栽種。必用酸米泔水浸月餘，置庭中日曬雨淋。經年後，其色純白，然後種之，篾片抵實，深水盛養一月後便紮根。
明高濂《遵生八笺》，還提及“水浮石”：
菖蒲之種有六，……種之昆石、水浮石中，欲其苗之蒼翠蕃衍非歲月不可。
昆石、水浮石之外，還有武康石、羊肚石（水浮石的一種）（圖13右）适宜栽蒲。王象晉《群芳譜》載：
武康石浮松，极易取眼，最好紮根，一栽便活。然此等石甚賤，不足為奇品。
羊肚石為次，其性最鹹，往往不能過冬。新得者枯渴，亦須浸養期年，使其咸渴盡解，然後種之，庶可久耳。
文獻之外，明代繪畫中對蒲盆拳石也有細緻刻畫。如《竹園壽集圖》中所繪一對帶托天藍釉渣鬥花盆，盎中拳石，色白秀巧，或是昆石（圖3）。而前揭《御花園賞玩圖》所绘花盆中拳石，其上滿布規則黑點，正是羊肚石的特徵（圖9、10）。
（四）“官鈞”蒲盆流行的歷史背景與使用環境
盆盎蒔養菖蒲，宋時已頗流行。美國波士顿博物館藏南宋《戲貓圖》中的蒲石盆，造型與“官鈞”花盆相去甚遠（圖14）。從盆中拳石並結合陸遊“海東銅盆面五尺，中貯澗泉涵淺碧”的吟詠菖蒲詩句可知，宋人也流行水中蒔養菖蒲。從宋人詩詞中還獲知，菖蒲當時還是士人階層堂中、幾硯間的清雅點綴和互贈禮物。苏轼、陆游、洪邁、謝枋得等與菖蒲結緣的文人名士比比皆是。
明代漢族再次成為華夏正統，在文化上必然以漢文化傳統作依托。被兩宋文人推崇的菖蒲清供，自然会受到上至明朝帝王、皇室，下到官僚、文人的青睐。“官鈞”花盆的大量生產，就與明代蒔養菖蒲的再度流行密切相關。
明代菖蒲的再流行，首先得益於皇室的帶動。明董斯張《靜嘯齋存草》收錄《畫菖蒲是宣廟禦筆》一詩，不僅說明宣宗時宮中有蒔養菖蒲的風氣，而且，菖蒲既出宣宗筆端，說明宣德帝對其情之所钟。更有甚者，憲宗《禦花園賞玩圖》中（圖9、10），畫面中竟有七盆菖蒲，足見成化帝對菖蒲之痴迷。皇室蒔養菖蒲之例，有湖南長沙明吉藩王府花園遺址出土大量明中期與“官鈞”蒲盆造型相同的綠釉渣鬥花盆、青花仰鐘花盆、素三彩帶托海棠花盆等4。這些蒲盆的發現，說明當時蒔養菖蒲之風，已從皇城內囿，遠播到了各地藩王的府邸花園。這些來自帝王、皇室的示範效用，對朝野蒔養菖蒲之風的帶動，及引發的蒲盆需求，也就可想而知了。難怪禹州鈞台窯成為明代主要以擅長生產蒲盆為特色的窯場了。就連景德鎮的宣德、成化官窯中，也有一定數量蒲盆生產（圖15）。
圖14.南宋《戲貓圖》局部（拳石菖蒲） 美國波士頓博物館藏
圖15.左：宣德官窯鼓釘盆托仰鐘花盆 景德鎮明禦廠遗址出土
右：成化官窯鼓釘盆托渣斗花盆 景德鎮明禦廠遗址出土
其次，官員、文人的推崇與參與，功不可沒。前揭永樂帝的著名謀臣姚廣孝的“蒲窓記”，真切表達了其對菖蒲清雅之格的推崇及鍾愛菖蒲之緣由。如果說姚廣孝的“蒲窓記”留下的僅是明早期官宦階層，植蒲詠蒲的文字記述的話，那麼，明正統二年謝環繪《杏園雅集圖》（圖2），則為我們呈現出更直觀的上層官僚蒔養菖蒲的真情實景。該圖是正統二年內阁大臣楊士奇、楊荣、楊溥及畫家等人在楊榮的杏園聚會之情景。楊荣為永樂、宣德、正統三朝重臣，該畫描繪的是其私家庭園。從畫中兩蒲盆的陳設可知，菖蒲是當時上層官宦之家庭園清供的重要內容。此外，北京故宮藏弘治間《竹園壽集圖》（圖3），為我們提供了官宦上層蒔養菖蒲的更為真切之圖景。該畫是呂紀、呂文英為慶賀吏部尚書屠澭，戶部尚書、前翰林院侍讀周經和禦史侶鐘三人六十歲壽辰所繪。畫面中，正對主人廳堂的花台中心，置一對天藍釉渣鬥蒲石盆，凸顯出其在庭園清供中的位置。文人方面，歷經宣德、成化數朝的吳門畫派先驅沈貞吉曾畫一幅菖蒲圖（圖16），上題宋謝枋的《菖蒲歌》，體現了當時文人階層普遍的菖蒲情結。
從前引幾例庭園花台陳設來看，蒲盆多成對列置，並多與松樹或蘭花、奇石並置，成為明代庭園花卉清供一大特點（圖2、3、6、8、9、10）。宋代始，菖蒲即是堂中、幾硯間的清供，明代繼之並光大。美國納爾逊藝術博物館藏朱端山水人物圖，圖中茅亭內床榻一側花幾上，置菖蒲一盆（圖17），可视為明代居室菖蒲清供一例。而前揭《儼山集》所載“鈞州葵花水奩一副，又有菱花水底一個，可配作兩付（副），以為文房之飾”的情況，則是“官鈞”蒲盆，作為書齋清供的例子。另從朱元璋十七子朱權撰《臞仙神隱書》載∶“石菖蒲置一盆於幾上，夜間觀書，則收煙無害目之患”的內容，可知菖蒲在書齋中還有保健之神效。
正是在皇室的帶動和官員、文人的推崇之下，微物菖蒲——這一根植于拳石上的靈苗仙草，從最初庭園之花卉清供、幾席間適情養性之妙品，甚至成為書齋必備的怡養至清之具，既可清賞又具養生保健之功效5，難怪“官鈞”花盆得以大量燒造並為人喜用了。
圖16.明沈貞吉《菖蒲圖》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圖17.明朱端《山水人物圖》局部 美國納爾逊藝術博物館藏
二 “官鈞”出戟尊的流行、用途與陳設環境
（一）明代流行之瓶式
從考古資料、傳世遺物及圖像資料來看，“官鈞”出戟尊的造型特徵、時代風格與宋、元同類器物截然不同，而與明代其他窯口、材質的出戟尊風格、特徵一致，具有明代獨有的特徵。
宋元瓷器中，年代可考的出戟尊，有南宋官窯6、宋元龍泉窯製品7（圖18）。
明代出戟尊材料，以傳世幾件琺瑯器、紀年銅器最為重要。北京故宮和三藩市亞洲藝術博物館各藏一件景泰銘掐絲琺瑯出戟尊（圖19中）。據夏更起先生考證，景泰銘出戟尊系明*用御**監製作，年款是在宣德器上加刻8，故其應代表宣德官器作風，可作為斷代標型器。無獨有偶，山西民間一件傳世銅出戟尊（圖19右），造型與“官鈞”出戟尊特徵頗為相合。重要的是，其底部鑄“大明宣德年制”款，可為“官鈞”及景泰銘琺瑯出戟尊的年代，提供斷代旁證。
成化、正德、嘉靖及萬曆等朝，景德鎮官窯也曾大量生產出戟尊（圖20）。與“官鈞”相比，除成化、萬歷朝個別出戟尊與“官鈞”造型特徵相同外，其余多省去兩組出戟，有簡化趨向。
日本德川美術館還藏有明代龍泉窯出戟尊（圖20右1），其頸及下部的輪廓曲線、突起的中腹及凸楞較高的出戟等特徵，也與“官鈞”出戟尊頗為接近，體現出一個時代南北不同窯口器物息息相通的風格特徵。
圖像方面，“官鈞”出戟尊與明畫中的同類器物特徵也高度吻合。如臺北故宮藏仇英《蕉陰清夏圖》，畫面下方石案上置一“官鈞”特徵的插花出戟尊（圖22）。仇英的另幅《漢宮春曉圖》中的堂間長桌上，也陳設“官鈞”式樣的出戟尊（圖23）。
綜合以上對比研究，不難看出，兩宋至元代的出戟尊外形線條較柔和，出戟隱起。明初出戟尊始有較大變化，整體造型輪廓線條較硬朗，長方形泥條組成的出戟明顯突出。明中期以後，出戟尊造型變化不大，有的製品出戟數量減少，形制趨於簡化。如果把“官鈞”出戟尊，放入上述發展谱系中考察，不難發現它與明早中期製品的特點最為契合，具有明代獨有的時代特徵。而且，從景泰藍、銅製品，成化、正德、嘉靖及萬曆等朝的景德鎮官窯均曾生產“官鈞”風格出戟尊的情況來看，“官鈞”出戟尊堪稱明代流行的瓶式之一。
圖18.左：南宋官窯出戟尊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中：南宋龍泉窯出戟尊 日本潁川美術館藏 右：元代龍泉窯出戟尊 韩国新安元代沉船出水
圖19. 左：“官鈞”出戟尊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中：景泰銘掐丝琺瑯出戟尊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右：銅出戟尊 “大明宣德年制”款 山西民間傳世品
圖20.左1：成化青花出戟尊 海外藏 左2：正德白地綠龍紋出戟尊 日本戶栗美術館藏 右2：萬曆五彩出戟尊 《中國の陶瓷特別展》收錄，東京國立博物館 1994 右1：明龍泉窯出戟尊 日本德川美術館藏
圖22. 仇英《蕉陰清夏圖》局部（瓶花、香爐組合）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圖23. 仇英《漢宮春晓圖》局部（花瓶、香爐、香盒組合）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二）用途與陈設環境
相關證據表明，“官鈞”類型出戟尊，是作為古青銅花尊的替代品，流行於廳堂、書齋、庭園等場所的瓶花清供。
明人流行以古代銅尊、壺等為瓶花器具9。古物難寻，故仿古青銅的瓷質花瓶便開始流行。
反映使用情形的圖像，有前揭臺北故宮藏仇英《漢宮春曉圖》，畫面堂間香案上依次陳設“官鈞”式樣出戟尊、香爐、香盒（圖23）。另前揭臺北故宮所藏仇英《蕉陰清夏圖》，畫面下方庭園石案上，“官鈞”式樣的插花出戟尊與哥釉簋式香炉合置（圖22）。而仇英繪《貴妃曉妝》圖中，海棠樹下一侍女手捧出戟尊，正等待另一侍女從樹上折取花枝插入瓶中（圖24）。
另值得注意的是，“官鈞”出戟尊大小不一，從十幾至四五十公分不等。《長物志》有“均州瓶，有極大高二三尺者，以插古梅最相稱” 的內容10。深圳*物文**考古鑒定所征集一出戟尊標本，個體碩大，按比例推測，其高度約47釐米左右。如此碩大的出戟尊，或是明朝流行的“堂供”之瓶。有文獻為證：
文震亨《長物志》瓶花條有“堂供必髙瓶，大枝方快人意”之句。
《長物志》置瓶條也有“隨瓶制置大小，倭幾之上，春冬用銅，秋夏用磁。堂屋宜大，書屋宜小”类似的內容。
前揭仇英《漢宮春曉圖》，畫面堂間香案上，與香爐、香盒並置的出戟尊，即是明代堂供之瓶難得的形象資料（图23）。日本德川美術館利用德川家族藏明代龍泉窯出戟尊，復原的室町時代的插花場景，也可視為堂供之瓶一例（圖21）。
至於20公分左右的“官鈞”小型出戟尊，參酌“堂屋宜大，書屋宜小”的內容，便知其或是書齋中的清供了。
圖21.日本德川美術館復原室町時代瓶花清供場景
圖24. 仇英《貴妃曉妝》局部（侍女折枝插花情景）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官鈞”類型的出戟尊，除了作為堂屋、書齋之瓶花清供外，文人雅集的庭園，自然也不可或缺。前揭仇英《蕉陰清夏圖》中，庭園石案上合置的插花出戟尊和哥釉簋式爐，則是出戟尊作為庭園瓶花與香器組合之例（圖22）。前揭鎮江博物館藏謝環繪《杏園雅集圖》，書桌置一插花小型出戟尊，儘管在庭園，主人仍按“書屋宜小”的要求置瓶（圖25）。
綜上所考，不僅可確認“官鈞”出戟尊具有明代獨有的時代特徵，而且，還可發現，其往往與香爐、香盒形成組合，陳設於廳堂、書齋、庭園等場合，是明代流行之瓶花清供。
圖25.謝環《杏園雅集圖》局部（書桌上的瓶花）鎮江博物館藏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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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官鈞”瓷器，西方人稱為“帶數目字鈞瓷”（Numbered Chun Wares），特指印、刻有漢文數目字（一～十）的出戟尊、各式花盆等鈞窯製品。由於這類鈞瓷多為傳世品，為便于與金元墓葬及遺址出土盤、碗、爐、瓶等普通類鈞瓷相區別，當今學者又稱其為“傳世鈞瓷”，或“陈設類鈞瓷”。根据目前掌握的材料，这类钧瓷应主要是由官方窑厂或官方组织生产并为其所用的，故本文称之为“官钧”。
2.陸深《儼山集》卷九八“書·京中家書二十三首”。該段為陸深晚年在京期間的家書。陸深卒於嘉靖二十三年（1544），故《儼山集》所著年代下限不晚於該年。
3.《本草纲目》卷十九•鄙事•菖蒲本經上品：“生於水石之間，……石菖蒲也。人家以砂栽之一年。至春剪洗。愈剪愈細。髙四五寸。葉如韭。”
4.李鄂权《长沙走马楼古井出土的明代瓷器》，《*物文**》2002年4期。
5.高濂《遵生八箋》起居安樂箋·下卷·昏怡養條·怡養動用事具·蒲石盆：“書齋蒲石之供，夜則可收燈煙，曉取垂露潤眼，此為至清具也。”
6.《宋官窯特展》，國立故宮博物院印行，1989年。杭州老虎洞窯址出有相同的器物標本，見杜正賢主編《杭州老虎洞窯址瓷器精選》，*物文**出版社，2002年。
7.南宋龍泉出戟尊以日本頴川美術館藏品最具代表性。參見今井敦編著《青瓷》（《中國陶瓷》第四卷），平凡社，東京，1998年。圖66。
元代龍泉出戟尊，以韓國新安海底沉船的龍泉窯出戟尊為代表，其造型承襲南宋，工藝略顯簡略。
8.《金銀玻璃琺瑯器》（中國美術全集 工藝美術編 10），*物文**出版社，1988年。圖229。
9.《遵生八箋》高子瓶花三說條：“高子曰：瓶花之具有二用，如堂中插花，乃以銅之漢壺，大古尊人。”
10.《長物志》器具條載：“銅漢方瓶、龍泉均州瓶，有極大高二三尺者，以插古梅最相稱，瓶中俱用錫作替管盛水可免破裂之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