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
视频链接：<里距、日程校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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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链接：<昆仑、玄圃精准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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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一篇把已有的注解成果和卷一的主要路线、坐标都进行了梳理。但是还有一些相关的问题，我们也有必要搞清楚，即我一直强调的，我们要尽量回到古人的视角，去理解和看待问题。把这些问题搞清楚，对我们继续解读后面的章节，作用很大。
原创不易，引用转载或重新演绎请注明出处。谢谢。
顺便说个事，最近有个自称西史辨伪的，也不知道是不是反串，明目张胆理直气壮的说要偷我的文章做视频，开口闭口都是流量、粉丝，搞得自己好像是个挺大的角似的，辨伪的水平如何没见识到，学着西史来偷来抢的本事倒是学得有模有样哈。各位有空帮我留意一下，看看是哪方神魔？
三、《穆天子传》卷一里距和日程验算
在卷四“里西土之数”进行总结时，这一段的数据是“三千四百里”。而我这里自洛阳（瀍河区）到乌拉特前旗的测距数据为约1256公里。
两相一除，比例为 0.3694。这与王贻樑注本中的拟测值（333~415.8米／里）相仿佛，基本落在中间位置。这明显比汉里又要小多了。
当然，“里西土之数”只说是“至河宗之邦阳纡之山”，并未说是到“河伯都”还是“河伯所游居处”，我们前面测算从河伯都（包头）到枝洔处（乌拉特前旗附近）还有大约90公里的路程，则以较小的距离测算，比例为 0.3429，也在上述区间。具体应取哪个值，我们后面再验算其他路段时再看，不过以卷四统计说回程从阳纡“还归于周三千里”，那个起点可以确定是在“阳纡之东尾”，也就是靠东侧，那么这个数百里的差异也就可以解释了。因此大致可以判定这里应该就是算到枝洔处，应采用 0.369 的比例值。
然后我们再来看看中间某些路段的日程计算，是否符合客观规律。比如从第一个保存下来的干支纪日“戊寅绝漳水”，到钘山或滹沱之阳。
前边我们说过，之前的诸家都把“磐石”定位在山西平定县东北边境、娘子关附近，这是按原文说在磐石举行活动之后，马上就接“载立不舍，至于钘山之下”，那么应该理解为当天到达，则磐石离钘山应该很近。
但是“绝漳水”的“戊寅”到“磐石”的“庚辰”，只有两天，我这里测距则有约210公里，即便“绝漳水”是大清早，但在磐石活动后又赶到钘山，则此会商时间也只能算是上午，则满打满算也只有两天多一点，这意味着穆天子这段行程每日跑出了100公里以上的速度，这个我是理解不了的。
不过我前边也说了，当时书写成本颇高，作者会尽可能精简压缩语句。因为下面一句也提到了“钘山之西阿”，所以作者可能认为到钘山就在前一天应该不难理解，故有些过程就简略掉了。所以磐石我认为到不了平定县，大致应该在左权县左近，“磐石”这种名字也并不是什么很独特的名字，可能会被很多地方使用。
我们不妨以“猎于钘山之西阿”的前一天，即壬午日 [19, 5]，作为到达钘山的日期。则加上从平定县固关长城到井陉口的距离，大概23公里左右，则从“绝漳水处”到“钘山”算233公里。时间上，若设“绝漳水”在早上，而到钘山第二天就“猎于钘山之西阿”，那么可以认为是晚间到达，这中间满打满算五天，但要注意在磐石之后，有一个“载立不舍”，舍，shè，意为“休息、住宿”，所谓“退避三舍”，还有后面“舍于漆泽”及郭璞注“一宿为舍”，这就意味着他们举着火把赶夜路了，那么这里至少要多加一天，但中间在磐石的活动，还有“奏广乐”的节目，则至少要耽误半天时间吧，那么应该算5.5天。则可算得平均每日的速度为42.36公里，如果时间更紧张一点算5日，则为46.6公里／日。
也可以算到“滹沱之阳”的时间，从我图中标记的钘山到滹沱河之北，测距38.5公里（差不多也就是一天的量略少，毕竟考虑到还有一个“猎于钘山西阿”的动作），则从“绝漳水”到“滹沱之阳”共计271公里，平均每日41.69公里，按更紧张的时间6天算则为45.16公里／日，与前面值差不多。还记得我们捋甘英路线时37.1公里／日的估算值吗？当时我就说是一个相对偏保守的数据。整个这段路程相对比较平坦，达到这个速度应该也不是难事。
当然有朋友也许会说这是“车”。这个问题留到下一节（第四节）去讨论。
我们还是先来看看接下来的路段还能不能再验一验。比如下面从“钘山”到“焉居禺知之平”这段路程。不过前面也说了，这中间一段，两个“天子”句相接，并不符合语法习惯，显然是中间丢失了简牍，所以天子与犬戎具体会商的时间没法确定，只能知道是下面“雨雪以休”那天之前，中间有五天时间。
[22, 8]
乙酉，天子北 升于□，天子北征于犬戎，犬戎□胡 觞天子于当水之阳，天子乃乐，□赐七萃之士战 。
所以我们先看下整个路段。前面我们说过，按目前的方案，则“犬戎□胡”所在的地方太靠西，留给后面“隃之关隥”和“焉居禺知”的路程太短，似乎不合理；而且“当水之阳”似乎不能还在滹沱河吧？另外，这段路程基本也是绕着山走，与原文“天子北升于□”不太合。
因此，我们在中间规划出一条可能支线，在前面沿着滹沱河走了一段距离之后，折向北面，经五台山，到达我们地图上标记的“当水之阳”的所在。此后再向西经过“隃之关隥”（雁门关），到“焉居禺知”（朔州）。不难发现，这条路线和原路线大致平行关系，则最终不会导致卷一总里程数有多大差异。
当然因为“北升”的具体位置其实也仍然没有确定把握，所以把从钘山开始的路段也加进来，则从钘山至焉居禺知，测得共计约350公里。时间上，己亥距前壬午为 22-5=17天，但中间因为雨雪休了4天，只有13天，还要再扣除与犬戎首领会面的时间，至少半天吧，则实际最多只能按12.5天计算。
则算得期间速度为28公里／日，明显比前面40多公里慢了不少。这一段大多是山路，还有雁门关这种险关（关隥），也挺合理。
我们也可以从图上标记的“北升”的位置计算一下，测距280公里，时间按10.5天计算，合26.67公里／日，只算这一段山路比例更大，速度更慢，就很合理。
当然，把“犬戎◻胡觞天子”的“当水之阳”定位在图上的位置，其实还是有些问题的，因为这还在滹沱河呀。关于“当水”的所在，自然也是众说纷纭，王贻樑认为顾实的说法最接近，即与恒山的“恒”有关，有恒山，则有恒水，即《禹贡》中的“恒卫既从”，其中《史记》则写为“常卫既从”，则又“恒常”通用，“常”与繁体的“當”音形俱近。不过我倒觉得“当水”和这一带的“唐河”更音近，顾实的注也说会流入唐河。
不管怎么说，我们可以把这段路程加上，单程大概45公里，考虑到路线规划可能不会如我地图上画的这般走重复回头路，打个九折，约80公里，则从钘山至焉居禺知的最终路线约为430公里，合34.4公里／日，也还在合理范围内。
这也是为什么我说要注意时间、注意两个“天子”句之间有可能漏简了。否则若按王注所说，从钘山到当水之阳与犬戎会面只有两天，这个距离少则220公里，多则260~270公里，这无论如何都应该是做不到的。而考虑漏简后，最多可以有7天的空间，则单日速度至少没有超出人类的理解范畴。
至于更往北的恒山和大同，就显然不太可能了，一则距离肯定是来不及，二则若都到大同了，就没必要再往“隃之关隥”的雁门关走一遭了。
不过B站视频评论区有位 @没名字可以取啊啊啊 的朋友提出，先秦时的雁门关是大同东北方向阳高县以北的“雁门山”，今天的雁门关是后来地名漂变的结果，战国时为句注。这个问题我有空再仔细查下，看路线能否进一步优化。感谢这位朋友提供的资料。
本来还有一段可以用来作里距验日程算的，即（上）说的从渗泽到燕然之山，测距87公里左右，两天时间，则单日应为43.5公里。但由于到燕然之山的日期究竟是“戊申”还是“戊寅”存在争议，也就是有可能是在渗泽停留等待（部队集结）等了近一个月，然后才开拔的。
总的来说，我们综合考虑，排除记载当中可能存在的干扰因素，核算下来，无论是里距还是日程，基本还在合理范围之内。也并没有什么怪力乱神的东西。
当然，还是会有一些因素，我们需要考虑。咱们自己跟自己，也要杠一把。下面接着讨论。
四、当时交通能力的基本评估
(1) 天子马车的行进速度问题
如上，我们说单日速度在平地可以达到40公里以上，与我们之前讨论甘英路线、西域路线时所采用的37.1公里／日差不多，而且当时我们也说了37.1是一个比较保守的数据。
但是这个37.1是马日行的速度，而这里40公里以上，则是马车速。这合理吗？若按37.1同样出处的《唐六典》，那里面可是说“车三十里”的。
要注意的是，这个“车三十里”，多半指牛车，而且通常是一头牛拉的车，这跟天子座驾完全没有可比性。天子八骏，前面也提了，马车至少是四匹顶级的好马，所谓“驷马难追”，本身就说明快。
至少仅从车驾一事来说，应该基本没有问题。
至于有的朋友认为马车日行可以达到近100公里，甚至所谓“日行千里”的说法，比如我看最近B站有位 @聊点不一样的 UP主也在说《穆天子传》，这个我没法认同，虽说我们前面分析甘英路线，也拿霍去病“六日千余里”做过比较，即骑兵70公里／日的速度，但那是讨论极限能力了。
但穆天子这一行，这毕竟是持续的长途跋涉，天天这么极限跑，人和马怕是都受不了了吧？虽说是有大段休息的部分，但也有持续跑路的部分。而且那是骑兵（@聊点不一样的 UP主举的夏侯渊的例子，应该也是骑兵，而非步兵，且未达到80公里／日，盖因汉尺一里只合约不到420米，而且这个记录是来自于裴松之注《三国志》所引《魏书》，“军中为之语曰：‘典军校尉夏侯渊，三日五百，六日一千。’”，就是军中传闻，焉知没有夸饰的水分？），而穆天子这是马车，骑兵的灵活性要远高于马车吧？马车几匹马之间的协同也是一个挑战，而车架本身也是个很大的负重，先秦马车一般可都不小，还至少要拉三个人；再说，跑那么快，天子的安全要不要考虑一下？而且所谓70公里／日，只怕还是举着火把赶了夜路的，如《孙子兵法》所说“卷甲而趋，日夜不处，倍道兼行”，总不能要求穆天子每次都这么搞吧？
以我们前面的测算，也确实没有达到这么高的速度。所以我们还是采取我们一贯的作风，尽量取保守值。除非咱们有条件搞个马车做个实验再说。
当然马车有个好处，就是马匹的主要受力方向与前进方向是基本一致的，而骑马则需要脊柱受到垂直方向的重力，应该反倒会影响发力。受力方向一致也更利于利用车辆的惯性力，这样跑起来后只要保持速度大致不变，马匹做功应该也更轻松一点。
至于“日行千里”的问题，卷四会有，到时再说。至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这种问题。而对于这种情况，我也觉得还是不要回避，也不必去找各种理由夸大数据强行解释，乃至与其他史料包括《竹书》的矛盾处，咱们也都先一五一十的摆出来。可能错简漏简导致传抄过程中出现模糊化处理的解释倒更合理些。
当然，也始终欢迎正常的理性探讨。这跟我们与西方伪史信徒之间的斗争不是一回事。像上边 @聊点不一样的 UP主，提到一些信息，我看有些信息也是有启发性的，不过“古昆仑是祁连”的观点，王贻樑先生的《穆天子传汇校集释》在1994年就出版了，其中就有阐述，并且他说谭其骧的地图早就这么标注了，高永旺的注本也引述了王贻樑的结论。
(2) 大军行动问题
天子车驾日行40公里问题不大，但您这也不是他一行少数几个人啊。这书里面说的可是“六师之人”。
那六师具体是多少人呢？有些解读把六师和六军混为一谈，说“周天子所统六军之师，亦泛指全部*队军**”，如民国大师曾运乾正读：“六师，天子六军。周制一万二千五百人为师”。但周朝军制是有明确编制的，如《周礼》所言：
凡制军， 万有二千五百人为军 ， 王六军 ，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军将皆命卿。 二千有五百人为师 ，师帅皆中大夫；五百人为旅，旅帅皆下大夫；百人为卒，卒长皆上士；二十五人为两，两司马皆中士；五人为伍，伍皆有长。一军则二府、六史、胥十人、徒百人。
——《周礼·夏官司马第四》
小司徒之职，掌建邦之教法...... 乃会万民之卒伍而用之。 五人为伍，五伍为两，四两为卒，五卒为旅，五旅为师，五师为军。 以起军旅，以作田役，以比追胥，以令贡赋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数，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
——《周礼·地官司徒第二》
周为六军，诸侯之大者，三军可也。
——《左传·襄公十四年》
如上，《夏官》和《地官》的数据是完全一致的，则一师明确是2500人，五师为一军则是12500人。所以六师应该是15000人，六军则是75000人。前代注家混淆“六师”与“六军”，大概是从《诗经》《尚书》等的影响，认为“师”是可以泛指“*队军**”的一种通名，而非“师级单位”[参7]，如《孟子》中的“一不朝，则贬其爵，再不朝，则削其地，三不朝，则六师移之”等语——有可能后世春秋战国时逐渐将“六师”泛化指代为国家的全部军事力量，但在《穆天子传》这里，我认为应该还是一个军事编制单位。
至于六师和六军是何关系？是六军各抽调一师？六师是否是指周天子直属的常备的专职军事力量？而六军则可能带有在全国范围内征召预备役的性质？就是说六军不是常备专职，而是带有兼职性质，需要时可以随时征召使用？如上面《地官司徒》说的“乃会万民之卒伍而用之”？另外因为我记得以前看到春秋战国的资料是说春秋时的战争还属于贵族战争之类，那么六师是否也是这种性质？六师又是如何组织的？是否也有自己的领地采邑之类因而也有自己的生产问题需要去照顾？
这些问题说实话我也没有深入研究过，暂时也没有这个时间精力和兴趣，哪位要是熟悉的话可以讲讲。因为我觉得这对于我们继续去挖掘这里的历史地理问题，关系已经不大，不管是六师还是六军，总之是大军开拔肯定没跑了。不过7.5万人我觉得有点夸张了，毕竟书里也没说是去打仗，就是个巡守，1.5万人比较合适。
另外“六师之人”，是指“六师”的一部分，还是“六师”的全部？因为后面有“井利、梁固聿将六师”，所以我还是认为是六师的全部吧。
1.5万人集体行动，肯定会影响行进速度的。而且，这些人是不是骑行呢？当然我们知道那时候应该还没有骑兵，但这毕竟不是作战，没有证据表明平时一般的交通不能骑马呀？所以这又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课题，即中国人或者说人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骑马的？
那有关西周时行军速度的实际情形，与其去做这些猜测，不如先看看周代文献当中是如何记载的。前边我们其实引过《左传》和“退避三舍”的典故，来说明“载立不舍”的“舍”：
及楚，楚之飨之，曰：「公子若反晋国，则何以报不谷？」对曰：「子女玉帛则君有之，羽毛齿革则君地生焉。其波及晋国者，君之馀也，其何以报君？」曰：「虽然，何以报我？」对曰：「若以君之灵，得反晋国，晋、楚治兵，遇于中原， 其辟君三舍 。若不获命，其左执鞭弭、右属櫜健，以与君周旋。」
......
子玉怒，从晋师。晋师退。军吏曰：「以君辟臣，辱也。且楚师老矣，何故退？」子犯曰：「师直为壮，曲为老。岂在久乎？微楚之惠不及此， 退三舍辟之 ，所以报也。背惠食言，以亢其仇，我曲楚直。其众素饱，不可谓老。我退而楚还，我将何求？若其不还，君退臣犯，曲在彼矣。」退三舍。楚众欲止，子玉不可。
——《左传·僖公二十三年》。 （杜预注：“一舍，三十里。”）
凡师 一宿为舍 ，再宿为信，过信为次。
——《左传·庄公三年》
所以，至少在春秋时期，一宿或三十里为一舍，基本上是当时的行军速度。虽然这次西巡守不算作战，也可能不能完全按照这种作战时的辎重、装备情况去衡量，而且到了春秋时期，当是以车兵为重，未知这是否跟生产基础全面转向农业有关？农业安土重迁，战争以守住成果为主，可能导致军事准备上向着重装备方向发展，所以才会流行车战？但是我们这里还是按保守计算，计三十里。当然，春秋时期的里距，应该已经比周穆王时的要大了一两圈了。
此外，《孙子兵法》也能提供一些旁证：
军争为利，军争为危。举军而争利则不及，委军而争利则辎重捐。是故 卷甲而趋，日夜不处，倍道兼行，百里而争利，则擒三将军，劲者先，疲者后，其法十一而至；五十里而争利，则蹶上将军，其法半至；三十里而争利，则三分之二至。 是故军无 辎重 则亡，无 粮食 则亡，无 委积 则亡。故不知诸侯之谋者，不能豫交；不知 山林、险阻、沮泽之形 者，不能行军；不用 乡导 者，不能得地利。
——《孙子兵法·军争第七》
孙武时的“三十里”大概比周穆王时的“三十里”要大吧，他说“三十里而争利则三分之二至”，那么我们也只能判定西周时的行军速度也就是三十里。
那这不就与前边测算的速度矛盾了么？
其实，我们思维被无形的墙壁局限了，忽略了一个问题：穆天子一定是完全和六师一起行动的么？
即如《孙子兵法》所说，“百利而争利，则擒三将军，劲者先，疲者后，其法十一而至”，也就是说，真要这么跑，也还有十分之一能做到，而且这是带着军事辎重的条件下。我们一直说，穆天子此行也并非作战，他凭借优良的资源和装备，完全有条件跑在前面，自己先到下一站去休息——从书中我们也能多次看到，穆天子在途中许多地方停留、休息、游玩，有些地方待的时间还相当长，几十天、一两个月的情况都有，最后在西北大旷原甚至可能待了有半年之久，那么在他休息和游乐的时候，落在后面的大军在赶路，也属正常；当在一地驻留时间很长时，大军可以停留休息、干活，他也有机会跑到周边四处去逛荡。后来二万五千里时也是队伍拉得很长，一个道理。
而且我们看卷一前面那段，与犬戎首领会商的时候，也只提到七萃之士；北风雨雪，也只是“命王属休”，只有“王属”没有“六师”。一直到在渗泽猎到了白狐玄貉，才说“属六师之人”。此后又是任命井利、梁固聿将六师，也并不是他自己带队。
所以，这是《穆天子传》而不是《周六师西征记》，主要只记录周穆王的行踪，与六师的行动轨迹和时间并不是完全同步的。所以书中记录的主要是他，以及他的随行最精锐的那部分队伍即所谓七萃之士的轨迹，当有任务派发给六师的时候才有提及六师。因此书中出现了几次“以待六师之人”的句子。
而且六师的行进路线是否完全跟穆天子一致也未必，比如穆天子在昆仑之丘、舂山县圃上朝拜、游玩时，六师之人肯定不会都跟着一起去。
至于穆天子这次西巡狩的最真实的目的，是联络各远服的诸侯国，还是说有炫耀军事力量的因素，即《史记·周本纪》中祭公说的“耀德不观兵”中的“观兵”，这就不好说了。
(3) 赶着大批牛羊牲畜西巡？
之前看其他UP主的视频，在评论区有不少人提到，途中那些部落贡献（交换）的牛羊数量，动辄数千，认为这个数据太夸张。而且收了这么多牛羊牲畜，一行人就这么赶着继续上路吗？
其实要说这个数据，还真未必有多夸张。比如参考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时的配置情况：
天子以为然，拜骞为中郎将， 将三百人，马各二匹，牛羊以万数 ，赍金币帛直数千巨万 ，多持节副使，道可使，使遗之他旁国。
——《史记·大宛列传》
三百人，要管理万数的牛羊和大笔的财物，也可以做到，平均每人30多头牛羊，那穆天子六师1.5万人，把路上能统计的收到的牛羊数加起来也不过一万多头，算上漏掉的记录，算下来平均每人两三头，不至于管理不过来。当然他们肯定不会每人一头，而是统一管理。而且这么多人，一路上自己消耗也要消耗不少了。
像张骞这样平均每人30多头都不算多的了，网上随便找找牧民转场的信息就知道，一家牧民管理的牛羊的数量达数百头的也不在少，一年可能要转场至少两次吧？远的上千公里的也不是没有。一家成年劳力满算四五口，这不是也一样要干么？这些牲畜多是群居动物，只要控制好头羊头马，就好管理了。
咱们前面就分析过，当时真实的生产情况可能就是农、牧并重的，穆天子这一行其实也都带有大量游牧乃至渔猎的特征，属于是“游食”了。我们不能以我们现在汉族生产生活的视角、或者我们比较熟悉的春秋战国以后长期的中原农耕生态的视角去量上古时的人。
古代游牧民族整体迁徙也很频繁，我们分析过郅支单于、耶律大石对吧。而西周那时候整个地球人口更加稀少，这种大规模移动（迁徙）的“游食”，所受到的资源争夺以及由此形成的地缘政治的压力也要小得多。
其实，我们看《史记·周本纪》，从后稷到公刘再到古公亶父，关于务农这件事情，其实一直是时断时续的，后稷之后，不窋窜于戎狄，到不窋的孙公刘才又“复修后稷之业，复耕种”，并“国于豳”，之后又过了七八代，到古公亶父时又说“复修后稷、公刘之业”，说明中间又断过。古公亶父就是文王祖父，又说“西伯曰文王，遵后稷、公刘之业”，也都在说明当时的农耕还不是一直占大头，至少在周人这里，还不是，从文王到穆王，也不过百多年吧，这时候周人还保留着不少先祖遗风应该也很正常。
弃 为兒时，屹如巨人之志。其游戏，好种树麻、菽，麻、菽美。及为成人， 遂好耕农 ，相地之宜，宜穀者稼穑焉，民皆法则之 。帝尧闻之，举弃为农师，天下得其利，有功。 帝舜曰：“弃，黎民始饥，尔后稷播时百穀。”封弃於邰，号曰后稷，别姓姬氏。后稷之兴，在陶唐、虞、夏之际，皆有令德。
后稷卒，子不窋立 。不窋末年，夏后氏政衰，去稷不务， 不窋 以失其官而 饹戎狄之间 。不窋卒，子鞠立。鞠卒，子公刘立。 公刘虽在戎狄之间，复脩后稷之业，务耕种，行地宜 ，自漆、沮度渭，取材用，行者有资，居者有畜积，民赖其庆。百姓怀之，多徙而保归焉。周道之兴自此始，故诗人歌乐思其德。公刘卒，子庆节立，国於豳。
庆节卒，子皇仆立。皇仆卒，子差弗立。差弗卒，子毁隃立。毁隃卒，子公非立。公非卒，子高圉立。高圉卒，子亚圉立。亚圉卒，子公叔祖类立。公叔祖类卒，子古公亶父立。 古公亶父复脩后稷、公刘之业 ，积德行义，国人皆戴之。...
......
公季卒，子昌立，是为西伯。 西伯曰文王，遵后稷、公刘之业 ，则古公、公季之法......
——《史记·周本纪》
而且按《史记》说的，后稷是尧舜时的农师，虽然这个世系好像对不上，但至少应该能说明后稷一族在务农这件事上应该算是模范代表了吧？模范也就能做到这水平，其他部族也就可以大概推断了吧？
至于得了这么些牛羊牲畜，是不是全都带在路上了，还是说派遣了一部分人转回去，这就不知道了。比如在卷二群玉之山时，收集玉板，就“乃命邢侯待攻玉者”，即让邢侯处理后续加工和运输回国的具体事宜。
总之，综合考虑，当时的基本交通能力是足够的，不会影响对穆天子行程记录的数据估算。要说影响，对日期的把握，我感觉可能影响更大。
这里我们主要就是拿到上面的0.343~0.369的值，然后确定交通能力上基本没有问题。即便古代交通因为道路状况不一样可能导致路线更曲折，从而导致实际里值比例并非如此，但如果不一样那就是所有地点都不一样，那最后统筹下来比值还是会差不多，或者山区的比值还会更小一点，到时候我们看看是不是这样就行了。
其实这里我们也能顺便考虑一下，即如果《穆天子传》是西晋时伪造，那在当时中原王朝完全的农业生产经济形态下，在当时的“国际形式”下，西晋的那些学者还又能力这么样的走一遭吗？数千数万的大军行动肯定是不合适的，一不能像穆王一行这般四处游食，那么补给就成了大问题，何况这路线还相当的七绕八绕的——去抢或者强买人家游牧民土地上的东西，激起边患问题，那这代价也未免太大了吧？二则当时西晋对西域的控制力薄弱，最多也就是到凉州敦煌一线，您这大军出动，人家会怎么想呢？别说人家怎么想了，就自己内部都不安稳，西晋自己当时是个什么情况，他们心理总该有点数，这不没几年就八王之乱了么？再过几年就五胡乱华了么？
若不依赖大军，那么靠着几个学者自己个人的力量去跋山涉水进行地理勘测？别说他们有没有这样的身体素质，光这件事需要的人手财力，怕也不是个小数目，造个伪书，这么拼命（一个月才几百块，你玩什么命啊？）？这跟穆天子一行以国家力量做的事情可没有可比性了吧？甚至于说，这些人以他们当时中原农耕为主的经济形态出发，能想象到周穆王时这种像游牧民一样的生活方式么？退一万步说，即便他们真这么做了，那在历史上也不啻为一项壮举了，这样的伟大事业，难道没有搞清楚的意义？
五、日期和季节估算问题
在（上）篇咱们就讨论过，高永旺注本对时间日期的关注是颇有亮点的。虽然他认为卷一和卷二三四是两次西征，这一点我不太赞同，因为要脑补的情节太多而又缺少必要的直接证据，从《穆传》本身看反倒倾向于不支持其论点。不过具体到干支纪日，我倒认为他的观察恐怕是非常有道理的。
在卷一中，我们至少遇到了两个干支纪日的争议。即
[40, 26\56] 癸卯[酉]，天子舍于漆泽
[45, 31\91\121] 戊申[寅]，天子西征，鹜行至于阳纡之山
两个争议，累积差出去120天，即两个甲子轮。我们现在知道，癸卯和戊申，其实都是檀萃根据他自己的理解改的，此后的注家大多跟随。而高永旺对此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认为仍然应该是癸酉和戊寅。
若按檀萃的理解，则穆天子这一行，基本上是一直在赶路。在“癸卯舍于漆[渗]泽”前一条记录是“辛丑至于䣙人”，而此后一天则还是在渗泽狩猎，接着就在这里“属六师”了，而此前分析是䣙柏絮在智之□迎到了穆天子，那么此后行程应该是先到了䣙邦，但按檀萃的解读，两天时间也就只够赶到渗泽，没有给䣙邦的行程留下时间。
而按高注所采纳的“癸酉舍于漆[渗]泽”，则意味着穆天子是随䣙柏絮先到了䣙邦待了一个来月，然后才回到渗泽垂钓的，而且又在这里游玩了一个月，才在这里猎得白狐玄貉的。然后在此召集（属）六师之人。而下一句按“戊寅鹜行至于阳纡之山”，则意味着这个“召集六师”的事情执行了一个月：这其实就涉及到“属六师之人”这个事情是在讲召集的结果、还是说只是在这个时候刚刚发出了诏命？以戊寅来解则显然是后者，则穆天子在发出诏命后又在渗泽待了一个月，然后才出发去柏夭的地方，在河伯都附近又待了三十五天，才在燕然之山举行了朝会和祭河大典——这也印证了我们前面分析的，穆天子走走停停，六师大部队跟他并不是完全同步前进的。
至于为什么停留这么长时间，高本认为盘桓期间，还有对河宗氏周边部落的攻伐，就是真正的打仗了，但这个事情从本书现存文字中看不到证据，只能从《竹书纪年》中去侧面映证，也就难以排除附会、脑补的成分。若以猜想论，我倒觉得可能是过冬，后面分析。
这两种方案到底哪一种更合理，说实话因为有些表述不清楚，我现在也不好下定论。如果按高注的理解，则河伯都似乎定位在更靠东的位置更合理一些，比如包头的东河区，或者更东边的土默特右旗。
如果按这里规划的线路，则又会多出来百十公里，加上前面讨论当水之阳可能多出来的约80公里，则与”三千四百里“的比例则会接近东周时的三晋尺0.4158的比例。关键作者在统计时有没有这么算，咱也不知道，我们且先把这个数据记下来再说。
当然由于紧时间方案是檀萃改了字才出现的，而且改了两处，所以我个人现在还是更倾向于宽时间方案。
那么还有一个我们可以利用的信息，就是季节因素。高本开头就把穆天子出发时间定在了穆王十二年（前965）九月。他这个论断基本上还是来自于《竹书纪年》。
十二年 ，毛公班、 井公利 、 逢公固 帅师從王伐犬戎。（《穆天子傳》：「命毛班、逢固先至于周，又乃命井利、梁固聿将六师。」） 冬十月，王北巡狩 ，遂征犬戎。（《穆天子傳》：「天子北征于犬戎。」）
十三年 春，祭公帅师从王西征，次于阳纡。（《类聚》九十一引《纪年》：“穆王十三年，西征，至于青鸟之所憩。”《穆天子传》：“天子西征，骛行至于阳纡之山，河宗柏夭先白□，天子使祭父受之。”）
——《今本竹书纪年梳证》
另外就是后面确实是有两个雨雪日。
[20, 6] 癸未，雨雪，天子猎于钘山之西阿
[27, 13] 庚寅，北风雨雪。天子以寒之故，命王属休
但是若说雨雪就一定是冬季十月，似乎也有点牵强，早春雨雪的情况也不是没有。所以这个年月日期，其实也是历来有争议的，高本的日期也列了别家勘定的日期，总归是众说纷纭。
所以我觉得这里还是先不要强行论定日期，我们只从文中提到的季节信息去推理即可。卷一没有这样的明确信息，但是在卷二，有两句，第一句是登舂山时。
[124, 110\170\230]
季夏丁卯，天子北升于舂山之上，以望四野，曰：舂山，是唯天下之高山也。
季夏，即夏天第三个月，即农历六月。若按最初的第一个日期方案（即檀萃修改过后的“紧时间”方案），则“绝漳水”为110天前，在钘山西阿遇雨雪为104天前，在当水之阳遇北风雨雪则为97天前，则最晚这天也可以上溯到仲春二月下旬（至三月上旬），换算成今天的阳历大概应该在三月中下旬（至四月上旬），这个时间点在山西北部的地区出现一些雨雪天气，也并非完全不可能，比如有报导公历4月27日都出现下雪的情况[参8]。何况《穆天子传》究竟是用的夏正还是周正，目前也有争议，若是周正，那么二月只相当于夏正（现在普遍使用夏正）的十二月。高本采夏正说。
而按这种紧时间方案，则他们从洛阳出发的时间大概要从“绝漳水”日再减去15天——也就是大抵认为他们出发的日期就是“甲子”，那么大概就是一月底二月初前后，这个看起来也没有什么不合理。
若完全按照檀萃修改前的两个干支日方案（宽时间方案），“[40, 26\56] 癸酉舍于漆泽”和“[45, 31\91\121] 戊寅鹜行至于阳纡之山”，则又多出来120天，即“升于舂山”应该是“绝漳水”后的第230天，则当水之阳遇北风雨雪则在这一天的230-13=217天以前，大概七个月多一点，则那一天应该是孟冬十月下旬左右——这倒恰好与高注所认定的日期差不多了（高注为十月十五日）。
照此方案，则从洛阳的出发日当为九月中旬，与䣙柏絮见面日当在十一月上旬，随后到达䣙邦并驻留了一个月，到“舍于漆[渗]泽西钓于河”则在十二月上旬了，在此渗泽又玩了一个月，到一月上旬才猎得白狐玄貉，随后召集六师，又过了一个多月，到二月上中旬才开拔去燕然之山以进行祭河大典。这中间停留的几个月，都在最冷的季节，所以我前边说是过冬嘛。至少大冬天的，不会在外边走远路对不对？大冬天的窝在“温谷乐都”，不是很合理吗？
当然，高注在“季夏丁卯”的注解说这一天是“六月十九日”，这个“十九日”我是没看明白是怎么确定下来的。按理说在丁卯这天前面还有好几个记事的日期，如甲子、癸亥等，那时候都在六月，为啥偏偏要在十九日这天才标个“季夏”呢？
他说“顾实对所有月份名词（如仲夏、孟秋），必作月旦（亦即月朔，每月初一），巧合得令人难以置信。”，但他这里直接甩个“十九日”是什么道理呢？
必作初一确实过于巧合，但也可能是看当月首个记事日。比如上边“季夏丁卯”，前面的甲子没有说是季夏，则进入季夏月则应该是此后的几天，但这几天没有记事，所以没有标记，而丁卯日有记事，于是标记了“季夏”。所以这个“季夏”算上前面两个空缺日的余量，则最多不超过六月初三。
当然也可能是跟阳历的节气有关，即以冬至为始，排到立春的这一天才算是孟春？立夏才算是孟夏？这个问题我还没想太明白，哪位对这个熟悉的，可以指教指教，万分感谢。
因为卷三卷四还有两个很重要的干支纪日和季节问题，我们到时候再来梳理。
<<<（下）<<<
以上，针对一些前提性基础问题，以及卷一的路线和坐标梳理，已经基本完成。就像我们在破解甘英路线之前，先对西域三十六国的里距，安息大月氏、姑墨于阗的日程数据先进行了测算，又充分考虑了行进速度、装备负重等一系列问题后，采取了偏保守的数值，实际就相当于我们在蠡测前先校尺，以确保我们对后续一系列重要坐标的测度，是建立在一个足够坚实的基础之上的。
一【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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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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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新闻报道：山西多地出现4月飞雪，专家：属正常范围，往年也有过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33600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