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行眼中的香饽饽：长江航线
酉阳教案
恭亲王奕?坐在总理衙门办公室内焦头烂额。
法国驻华参赞罗淑亚（Julien de Rochechouart）的翻译官吴伯尔三天两头来总理衙门，催促奕?派员赴川东调查酉阳县教案。此事的起由是酉阳县一帮民众冲进天主教堂，将一位名叫李国（Jean Francois Rigaud）的法国传教士杀死。罗淑亚给总理衙门的照会态度强硬，他说如果中国当局不交出杀人凶手，给法国政府一个说法，法国远东舰队司令摩笛将派*队军**入川，围剿川东暴民。[1]
奕?派出成都将军崇实组成专案组调查，其得出结论是仇杀。
早在1868年，天主教川东牧区代主教范若瑟（Eugène-Jean-Claude-Joseph Desflèches）跟法国传教士李国在酉阳县成立了四川第一支教堂洋枪队。李国身为教堂洋枪队首领，奴役当地人民，令其修筑寨堡。不少游手好闲的恶棍为了躲避教堂奴役，就接受教堂洗礼，摇身一变成为教民。恶棍教民有了洋人庇佑，在当地无法无天，还教授李国强奸女教民的经验。
远游异国他乡的李国，一直没有娶妻生子，面对恶棍们的诱惑，迅速下水。传教士身份成为李国与恶棍们行恶的护身符，教堂武装成为他们称霸一方的枪杆子。崇实经调查发现，李国身为传教士，在弥撒之时，必令有姿色的妇女跪其膝前，弥撒后则选其中一位闭置密室，行*兽禽**之事。
教堂洋枪队令李国有恃无恐，他已经无法满足于强奸游戏，还让女教民侍寝。李国搞了一套侍寝的游戏规则，只要他在妇人额头点上墨点，妇人就要到李国的卧室侍寝。慢慢地，川东教区的传教士争相仿效，天主教堂成为传教士淫乱的窝点。而女教民的夫家畏惧教堂洋枪队，一直不敢声张。
法国人的传教士在川东犹如土皇帝，要风得风，要雨得雨。李国并不满足于这种奸淫良家妻女的兽行，他还发明了新的玩法。在耶稣会忏悔的时候，他让女教民都*光脱**了衣服“洗罪”，为了增强活动的观赏性跟趣味性，还将散钱抛洒在地上，令女教民们哄抢。李国在女教民哄抢的时候，也赤身裸体混在人群中大肆淫乱。[2]
李国的兽行在酉阳县家喻户晓，那些恶棍教民更是有恃无恐。根据崇实调查发现，酉阳县教案跟一个叫尤秀元的恶棍有关。尤秀元游手好闲，恶霸乡里，经常被知县董贻清盯着。尤秀元看李国组建了洋枪队，知县对洋人点头哈腰，便马上参加了天主教。有了洋人的庇佑，尤秀元抢人财产，毁人房屋，还看上平民朱永泰的媳妇，逼朱永泰退婚。
酉阳县早在1865年就爆发过教案，当地民团对洋人的排斥情绪很大。范若瑟指令李国成立洋枪队后，教堂武装更是成为民团的威胁。李国的兽行早已让民团忍无可忍，没想到一个恶棍教民竟然猖獗到要霸占人妻的地步。民团首领何彩拍案而起，聚众捣毁了酉阳县府的教堂，杀死了传教士李国。
在民团跟教堂武装发生冲突的过程中，双方伤亡数十人。双方激战正酣，知州田秀栗下令将民团缴械解散。恶棍教民覃辅臣乘机率教堂洋枪队疯狂报复，杀死民众145人，伤700余人。酉阳县教案震动京师，更让奕?棘手的是，帝国子民死伤800多人，罗淑亚却在照会中将矛头对准了四川总督吴棠，认为吴棠跟酉阳县教案有关。
罗淑亚在照会中强调，酉阳县教案跟1865年的教案有一个共同的主谋，就是乡绅张佩超。因为在1865年教案中，张佩超被控跟教案有关，当时77岁的张佩超跟儿子遭遇羁押，后来认罚银2万两，到了1869年还有12000两没有交，所以罗淑亚咬定这一次主谋也是张佩超。但是四川总督吴棠调查后发现，张佩超与教案无关。尽管教案再次发生之前，恶棍教民张添兴强奸了张佩超的亲眷，杀死了他家三名佣人，但案发时张佩超在家，也没有任何主使何彩的证据。[3]
吴棠的调查结果令罗淑亚难以接受，奕?只得再派崇实调查。罗淑亚得寸进尺，要求奕?将吴棠提到北京审讯。没想到这个时候奕?收到了沈葆桢的控诉信，一旦他答应了沈葆桢的要求，将法国驻福州领事馆给撤了，法国远东舰队司令摩笛就真的可能带兵入川，到时候就不是*压镇**暴民那么简单，而是两个国家的战争了。
奕?万般无奈，只好在1869年9月派出了湖广总督李鸿章赴川查案。
李鸿章当初在上海滩，就一直跟洋人打交道，外交手段已经很老到了。奕?派出李鸿章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李鸿章将吴棠挤出两江地界，无论是看安徽老乡的情谊，还是看在吴棠丢失两江总督大位的落魄上，李鸿章都应该帮吴棠一把。李鸿章到重庆后，逮捕了正在逃亡的何彩，砍了他脑袋，还将张佩超逐出了酉阳县。
酉阳县教案令巴士栋躲过了沈葆桢的弹劾，巴士栋还在领事馆等着看沈葆桢的笑话。沈葆桢为了确保检阅成功，调台湾兵备道吴大廷回福州，全权负责万年清号的检阅工作。吴大廷是左宗棠的心腹爱将，左宗棠北上之前将吴大廷调往台湾，就是要给沈葆桢保留一个熟悉海战的人才。沈葆桢调回吴大廷后，命令舰长贝锦泉专门负责轮船操练工作。
贝锦泉接到沈葆桢的领航命令后玩命操练，甚至在狂风暴雨的时候，还载着沈葆桢一干官员出洋试航。沈葆桢在给同治皇帝的奏折中描述：“东北风大作，万年清号直出大海，在逆风巨浪中，船身坚固，轮机轻灵，驾驶自如，经受了考验。”
10月1日，吴大廷督率万年清号启航北上天津。
10月25日，大沽口人声鼎沸，一艘天蓝色的轮船驶入海口，红底金龙三角牙旗迎风飘扬。大沽口的商船自动排开，为大清帝国自制的第一艘蒸汽机军舰让出航道。万年清号缓缓驶向紫竹林津海关前。面对突如其来的豪华军舰，海关人流如潮，惊叹帝国从未有过之奇景。
11月5日，帝国三口通商大臣崇厚、直隶总督曾国藩作为检阅大臣，带同天津镇总兵陈济清以及直隶的洋务官员和外国工程技术人员一并登上万年清号。天公不作美，连日的西北风大作，天津内河之水无法让万年清号驶出。
11月7日，大潮。万年清号于傍晚时分抵达大沽。8日清晨，万年清号驶出大沽口，进入大海后如鱼得水。据崇厚奏报：“该船在大海之中冲风破浪，船身牢固，轮机坚稳，舵工、炮手在事人等驾驶、演放均极操纵合宜，动作娴熟。”
崇厚检阅完毕，向贝锦泉等人赠了小刀、丝绸等物品奖励，还要求他们返航时将海上所见所闻记录成书，刊印发放给南北洋各处，以资学习。万年清号的处女秀令同治皇帝跟慈禧太后相当开心，下令马尾船厂造出的第一号轮船使用万年清之名。对沈葆桢呈送的军舰图纸，“留中备览”。[4]
1869年12月2日，万年清号离天津返航，于1870年1月8日抵达马尾。万年清号的成功检阅，标志着大清帝国进入了军事工业新时代。万年清号的北上检阅令巴黎宫廷深受震动，船政业务的合作政策将会给法国带来更大的利益，拿破仑三世政府决定跟大清帝国在船政业务中进行深度合作。
酉阳县教案中摩笛没有派兵入川，万年清号的成功让这位法国佬再也坐不住了。1870年3月2日，法国远东海军司令摩笛派出远东舰队舰长韦尔隆到马尾，名义上是调查日意格和巴士栋的矛盾，暗中是收集军事情报。韦尔隆在马尾停留了两周，日意格再次接受了法国海军部的密令。不久，法国驻华公使罗淑亚接到韦尔隆的报告，要求福州领事回避会危及法国在船政局利益的所有纠纷。[5]
航运之争
1870年6月8日，保罗·西门·福布斯（Paul Sieman Forbes）收到一封密信。
保罗是美国波士顿福布斯家族在上海的代表，1862年3月27日联手广东商人、苏松太道吴健彰，将9名中国生丝商、茶叶商聚集在一起，成立了旗昌轮船公司。为了彰显福布斯家族的诚意，保罗将自己的堂兄弗朗西斯·布莱克威尔·福布斯（Francis Blackwell Forbes）拉来成为合伙人，弗朗西斯同时头顶瑞典驻上海领事官衔。
福布斯家族在中国发家，其主要业务是贸易代理，第二次*片鸦**战争后，以奕?为首的爱新觉罗皇族以总理衙门为平台，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崇厚为首的地方武装集团，尝试军事工业改革。随着通商口岸不断增加，帝国不再严格管制民营资本，以广东、江浙为首的民间资本活跃在各个通商口岸。帝国民间资本在生丝、茶叶等传统商业领域迅速抢占市场，成为洋行们的直接竞争者，导致洋行代理无利可图。
更要命的是，以旗昌洋行为首的代理商之前从事金融票据业务，形成自己的产业循环链条，通过足够大的代理市场筑成垄断城墙。1865年，汇丰银行在上海开设分行，专业的外汇业务直接冲击了洋行那种兼作的汇兑业务，国际银行提供的改革融资模式，相比之前依靠海上轮船传递信息更具信用。为了跟银行竞争汇兑业务，洋行之间就大打价格战，最终削弱了整个代理行业的金融服务能力。
早在1856年10月5日，旗昌洋行总经理金能亨（Edward Cunningham）就给保罗写信，希望福布斯家族能够直面企业正在遭遇时代的压力，必须进行重大改革。金能亨在信中强调：“我们必须赶上时代，如果能够同一家资历雄厚的商行建立联系的话，就应该放手让他们承担我们的部分托销业务。倘若中国人无法装运，我们就自己装运。每年只要我们四五个主要股东具有眼力并小心从事，每年做30万～40万元的生意是很少会亏本的。”[6]
改革是痛苦的，无论是爱新觉罗皇族，还是西洋商人，垄断的暴利跟自由竞争的冲突难以调和。旗昌洋行面临的问题也正是欧美洋行的通病，更让传统代理商竞争力下降的重要原因是，1869年11月17日，苏伊士运河开通了，中国到英国的行程缩短了一半，专业的航运集团迅速将旗昌洋行们的轮船赶出了海上运输。旗昌洋行们的改革方向何在？
当中国的民营资本跟国有资本还停留在钱庄票号的金融时代，欧美的现代化银行已经让旗昌这样的洋行羡慕不已。旗昌洋行在1866年参与了汇丰银行的配股，保罗成为汇丰银行的董事。在汇丰银行的股东中还有旗昌洋行的对手琼记洋行、宝顺洋行、沙逊洋行等。洋行们还成立了保险公司、轮船公司，尤其是旗昌洋行成立的旗昌轮船，更是巧妙利用资金杠杆成为帝国合资航运巨头。
金能亨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生意人，早年担任美国驻上海副领事，当苏松太道吴健彰被小刀会俘虏后，金能亨立即组织营救这位广东巨商出身的帝国官员。吴健彰被救出来后，立即成了金能亨的幕后金主。旗昌洋行成立轮船公司，身为旗昌洋行股东的金能亨立即拉吴健彰入股。在吴健彰的带领下，不但广东商帮踊跃入股，江浙商帮也纷纷解囊。旗昌轮船的32万总股本中，中国民营资本占了17万股。
旗昌轮船成为了典型的中外合资企业，尽管中资占有绝对股份，可是控制权依然在外资手中，其中的奥秘跟清朝税赋有关。欧美商人通过不平等的条约，在税赋方面获取了非常多的优惠，而中国民间资本缴纳的苛捐杂税多如牛毛。金能亨正是看准了中国商人遭遇帝国盘剥不堪重负，需要寻求资本的保护伞，才利用股份模式吸纳中国资本。
拥有控股权而没有控制权的帝国民营资本，股权极为分散，更重要的是商人们都是抱着逃避帝国重税、依附洋商旗下可以保值增值的心态，所以对企业的绝对控制权方面没有要求。帝国商人的资本迅速成为欧美商人在中国改革的重要资金筹码。旗昌洋行的改革是欧美商人在大清帝国市场的一个缩影，他们通过自身业务的转型，迅速在航运业、保险业、金融业占据了主导地位。
洋商的改革深深地刺激了帝国官员。当李鸿章、曾国藩暗中角力，试图操控广东、江浙资本时，民营资本却难以进入国企改革的洪流中，反而依附在洋商身上，洋商迅速成为帝国改革的对手，分流了帝国改革的资本力量。帝国官员岂能长期容忍资本外流？帝国商人岂能长时间站在洋人屋檐下，跟国有企业抗衡？到了1870年，保罗越来越不安，他得到一个消息，英国*欲人**联手一帮中国商人，准备跟旗昌轮船大干一场。
保罗打开密信，旗昌洋行上海公司的新任经理沃登在信中很是忧虑地写道：“我认为，我们肯定将于月底被迫参加长江竞争，照我看，我们的竞争对手暗底下由怡和洋行撑腰。”[7]当年*片鸦**贩子马地臣跟渣甸为了打开中国市场，山寨了帝国著名商号怡和洋行的招牌，怡和洋行的老板伍秉鉴为了战略转型，将资金委托给福布斯兄弟。现在，中国人联手怡和洋行反过来跟旗昌洋行对着干。
沃登已经盯怡和洋行很久了，怡和洋行的买办叫唐廷枢，唐廷枢毕业于马礼逊学校。洋文学校毕业的唐廷枢跟传统广东商帮不一样，一开始在香港政府打工，同时自己开当铺做商行，跟怡和洋行做棉花生意。怡和洋行开辟上海市场后，唐廷枢当了怡和洋行的买办。唐廷枢进入怡和洋行后，遭遇高层人事变动，新上任的董事长詹姆士·惠代尔（J.Whifall）运气不好，一上台就遇到沙逊家族这个突如其来的对手，导致其*片鸦**生意没落，只好转作航运、生丝、矿产、地产等业务。
惠代尔在怡和洋行如坐针毡，一个集团的转型可不像当年贩*片鸦**那么简单，这对于唐廷枢来说是一个好机会。唐廷枢为惠代尔出谋划策，建议怡和洋行要在上海滩搞多元化经营，资金链就不能受制于人。惠代尔听了唐廷枢的建议，迅速在上海滩开设了当铺。唐廷枢同时联手怡和洋行的老相识林钦，开设了茶庄。林钦是唐廷枢在怡和洋行的前任，唐廷枢到怡和洋行，林钦是介绍人，两人关系相当亲密。为了跟怡和洋行的生意对接，唐廷枢跟林钦还投资了三家钱庄。
惠代尔的多元化战略在航运业遭遇重创。旗昌轮船的掌门人保罗一反欧洲人对华商的傲慢，反而联手广东、江浙的商人入股轮船公司，福布斯家族持股的比例仅有30%。在跟怡和洋行竞争的过程中，保罗将浙江南浔巨商顾福昌拉入旗昌轮船，成为旗昌轮船的股东。惠代尔的信心立即遭遇空前的打击。
顾福昌家境贫寒，早年以摆地摊为生，后来靠经营布店、蚕丝发家，生意做大后跟洋人交往甚密。顾福昌眼光独到，洋人还没有涌入上海滩的时候，他就买下了深水码头金利源，并将其开发成为上海滩唯一的洋轮码头。保罗邀请顾福昌入股旗昌轮船，顺势将金利源码头跟货栈收入囊中。有了码头跟货栈，旗昌轮船一举购入5艘轮船。当时长江航线上仅有12艘货运轮船，有了航运控制权，保罗开始疯狂地打价格战。
旗昌轮船的价格战立即让怡和洋行、宝顺洋行、琼记洋行这些老牌洋商的轮船陷入亏损状态。三家洋行反复磋商对策，琼记洋行甚至提出了三家组建联合轮船公司，那样将无敌于世界。怡和洋行跟宝顺洋行有世仇，惠代尔当即拒绝，宁可自己经营。到了1867年，伦敦爆发金融危机，宝顺洋行迅速倒下。怡和洋行担心价格战会拖垮公司，决定跟旗昌轮船签署合约，约定怡和洋行十年之内不得进入长江航线，旗昌轮船不得进入上海以南的航线。
怡和洋行跟旗昌轮船签约后，旗昌轮船成为长江航线的绝对垄断者。当一个市场形成了寡头态势，那么这个寡头就拥有了市场的定价权。长江航线低价的好日子一去不复返了。宝顺洋行破产后，买办郑观应自己创业，开设茶庄，为了摆脱旗昌轮船对长江航线的垄断，郑观应决定联合一帮广东商人组建华商轮船公司。
郑观应瞄上了轧拉佛洋行的“惇信号”轮船。这艘轮船真正的老板是中国人，只是挂靠在轧拉佛洋行名下，更为重要的是他拥有在长江航线运营的权利。郑观应担心旗昌轮船*压打**，决定联手唐廷枢。唐廷枢有一次从香港返回上海的途中，发现轮船上每天给羊供应满桶水，而乘客只有一磅水，[8]唐廷枢当时就义愤填膺，决定自掏腰包10万两白银搞轮船运输。唐廷枢有钱有决心，更为重要的是怡和洋行怎甘心退出长江航线？他们一定会暗中支持唐廷枢的行动。
惇信号轮船的老板很快就成为郑观应、唐廷枢两人的合伙人，为了成立属于中国人自己的轮船公司，唐廷枢跟怡和洋行上海总经理约翰逊（F.B.Johnson）商议，希望怡和洋行能够出售一艘轮船。约翰逊很爽快地将“罗纳号”轮船出售给唐廷枢他们。有了两艘轮船，郑观应跟唐廷枢立即成立了公正轮船公司，[9]注册资本17万两白银。为了避免大清帝国官员的盘剥，公正轮船公司依然挂靠在轧拉佛洋行下。
公正轮船的成立让保罗很是紧张了一阵。因为公正轮船的股东中还有一位广东商人，即宝顺洋行的大买办徐润，这样一来公正轮船就有了两位宝顺洋行的老伙计，难道是怡和洋行跟宝顺洋行的人联手了？更让保罗担心的是，无论是郑观应、唐廷枢还是徐润，都经营茶庄，他们的运费可以自行调节，跟旗昌轮船在运费方面可以血战到底。
约翰逊一直在找机会反击旗昌轮船独霸长江航线，公正轮船公司的成立给了约翰逊制造舆论压力的机会。保罗很快就听到长江航线需要竞争的说法，旗昌轮船只能容忍公正轮船在长江航线上继续运营。出于对价格战的担心，旗昌轮船立即找到公正轮船，希望签署齐价合约，运费双方一样，并且公正轮船不能增加船只。
唐廷枢、郑观应他们很快就发现了一个问题，长江航线因为没有了太平军，经济迅速复苏，生丝、茶叶的销量逐年增加，旗昌轮船操控了广东商帮、江浙商帮的大宗贸易，公正轮船要想在长江航线站住脚，一定要扩大规模争夺市场。公正轮船董事会决定新购轮船。身为怡和洋行买办的唐廷枢从约翰逊那里了解到，怡和洋行要出售旧船“格兰吉尔号”，双方迅速就购船交易坐到了一起。
怡和洋行为了搅乱长江航线，内部商议可以通过给公正轮船*款贷**的方式，将“格兰吉尔号”高价卖给公正轮船。约翰逊在给怡和洋行创始人渣甸外甥女之子、怡和洋行上海CEO威廉姆·凯瑟克（William Keswick）的信中这样写道：“我认为，他们（公正）有了我们的资助，明春以前，力量将会大大增强，到时可打一场胜仗。如果能以好的价钱将‘格兰吉尔号’卖给公正，同时在长江上建立一支真正的对抗力量，那我们便如愿以偿了。”[10]
唐廷枢他们不想高价接盘怡和洋行的旧船，尽管约翰逊承诺提供*款贷**，可是双方的讨价还价没完没了，直到1869年3月才完成交易。那个时候英国人赫德正在撺掇法国人在马尾船厂闹事。美国的福布斯家族决定不给英国人机会，发誓要灭了怡和洋行资助的公正轮船，旗昌轮船再度祭出价格战屠刀。唐廷枢他们相当清楚英国人是用中国人当棋子的诡计，公正轮船跟旗昌轮船死磕的下场就是关门。
公正轮船立即调整战略，将“罗纳号”轮船撤出长江航线，依然保持双方约定的两艘。怡和洋行见中国商人跟旗昌轮船重归和睦，收回给了公正轮船的*款贷**，实实在在将格兰吉尔号卖给了公正轮船，后续的资金支持计划也是一拖再拖。经过价格战血洗，公正轮船的营业收入大幅度下降，轧拉佛洋行元气大伤，唐廷枢他们不得不另寻出路。
洋行厮杀全面升级
唐廷枢联合同孚洋行
唐廷枢一行走进了同孚洋行会客厅。
同孚洋行老板奥立芬（D.W.C.Olyphant）跟旗昌洋行老板保罗一样，都是美国人，但和福布斯家族不一样，他更热衷于宗教传播跟掌控舆论。奥立芬资助美国第一位到中国的传教士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创办《中国丛报》，成为美国政界、商界了解大清帝国的窗口，同时也为美国政府收集了大量的中国情报。
唐廷枢跟同孚洋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最早可以追溯到1839年，奥立芬联合怡和洋行资助马礼逊教育协会开办了基督教在华的第一所学校，即马礼逊学校。唐廷枢有幸就读于马礼逊学校，跟哥哥唐廷植、老乡容闳成为帝国早期就读于洋人学校的学生。
同孚洋行跟旗昌洋行不一样，奥立芬一直反感*私走***片鸦**，他希望通过影响华盛顿政界跟军界，在大清帝国谋求更多的贸易机会。在*片鸦**战争爆发前，奥立芬就赞助传教士医生彼得·帕克（Peter Parker）前往华盛顿，游说美国总统马丁·范·布伦（Martin Van Buren）和国务卿约翰·福塞思（John Forsyth），建议美国政府介入中英冲突，调停双方矛盾。
同孚洋行的华盛顿之谋尽管没有得到总统的支持，却深深地吸引了颇具影响力的参议员丹尼尔·韦伯斯特（Daniel Webster）。同孚洋行给帕克准备的报告中强调，中国政府只是期望通过一种“保留颜面”或“声誉”的合约方式来恢复中英商业贸易关系，同时又能达到终止*片鸦**贸易的目的。丹尼尔对同孚洋行的观点表示出极大的兴趣。
奥立芬跟美国政要说：“我之所以要谴责*片鸦**贸易，是因为它犹如一座分隔基督教和世界上四亿人民的坚硬壁垒，是那些商品市场的破坏者。”
同孚洋行游说美国政府禁绝商人*片鸦**贸易，奥利芬甚至还利用裨治文跟帕克草拟《望厦条约》底稿的机会，将禁烟条款写进了合约中：任何美国公民凡有擅自向别处不开关之港口私行贸易及*私走***税漏**，或携带*片鸦**及别项违禁货物至中国者，听中国地方官自行办理治罪，合众国官民均不得稍有袒护；若别国船只冒合众*旗国**号做不法贸易者，合众国自应设法禁止。
大清帝国的道光皇帝一辈子禁绝*片鸦**，没想到最后因禁烟跟英国人打了一仗，签订了屈辱的《南京条约》，*片鸦**贸易更是在合约的保护下合法化了。道光皇帝没想到耆英签署的《望厦条约》里，洋人居然主动禁烟，道光皇帝一高兴，赏赐了耆英“有守有为”四个大字，赞扬耆英忠诚有为。道光皇帝赞誉耆英的背后，奥立芬功莫大焉。至此，同孚洋行跟帝国政要建立了一张隐秘的关系网。
公正轮船挂靠的轧拉佛洋行陷入危机后，唐廷枢决定跟同孚洋行合作，一方面是同孚洋行跟北京、华盛顿政局有良好的关系，另一方面是自己跟同孚洋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唐廷枢深谙同孚洋行跟怡和洋行在基督教方面有着深厚的合作基础，加之1865年旗昌洋行虽然将同孚洋行挤出长江航线，但后来长江航线没有禁止同孚洋行行动的约束性条款，公正轮船如果可以挂靠在同孚洋行，依然可以争夺长江航线的生意。
唐廷枢的到来令同孚洋行的股东们很振奋，身为怡和洋行的总买办，唐廷枢在公正轮船中尽管不是大股东，可他身后是一干广东商人，只要将公正轮船收归麾下，同孚洋行就可以借机重返长江航线，以雪当年被美国同仁旗昌轮船挤出长江航线的耻辱。双方可谓一拍即合，公正轮船也通过依附同孚洋行，由之前的中英合资企业摇身一变，成为中美合资企业。
公正轮船资本变性后，旗昌轮船发现身为美国商家的同孚洋行跟轧拉佛洋行是一路货色，他们并没有站到美国人一边，而是为了报当年被挤出长江航线之耻，跟怡和洋行的合作更为紧密。唐廷枢身为怡和洋行买办，经营着大宗的生丝、茶叶生意，自己又开着钱庄，向同孚洋行提供着流动性支持，怡和洋行甚至将长江航线的货运业务委托给公正轮船。旗昌轮船在长江航线的垄断地位继续受到怡和洋行的暗中挑战。
福布斯家族意识到了怡和洋行的鬼把戏，他们是利用中国资本寻求外资庇护作为争夺长江航线的筹码，同孚洋行正好利用怡和洋行的算盘，来争夺长江航运市场，唐廷枢他们则一边当着买办，一边在欧美资本之间挑拨离间，他们没有政府的强权支持，只能利用手中的资本来跟欧美商人较量。唐廷枢他们挑起的航线战争背后，矛头直指旗昌洋行的总买办陈煦元，这是一场洋行外衣下的中国商帮内战。
丝业领袖陈煦元
“一个掌握钱财的人，我们要向他磕头求拜。”[11]美商琼记洋行的老板候德（A.F.Heard）对陈煦元敬畏有加，琼记洋行跟旗昌轮船竞争之初，陈煦元是琼记洋行的重要战略股东，投资琼记洋行旗下“火箭号”7200两、“山东号”69700两、“江龙号”7200两白银，一旦陈煦元撤资，对于仅有三艘轮船的琼记洋行来说，将立即在航运领域的竞争中败下阵来。
陈煦元，字竹坪，清末浙江乌程（今湖州）南浔镇人。南浔是丝绸之乡，陈煦元的祖辈在南浔开设裕昌丝经行，以经营蚕丝起家，在南浔镇上堪称望族。
陈氏家族到底有多少钱？欧美洋人不知道这位做丝绸贸易起家的中国人到底有多少银子，只知道这位江浙商人很聪明，在19世纪50年代初上海开埠不久，就一个人到上海来创业了，开设裕昌丝栈，专营湖丝销售，洋人叫陈煦元的丝栈陈裕昌。陈煦元学习能力很强，到上海没多久就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成为上海著名的“丝通事”。
陈煦元在上海仅用了十年就让陈氏家族的丝绸生意声名远播，陈煦元由此成为上海最有名的丝绸商。1860年，陈煦元参与发起成立上海丝业会馆，并且是早期丝业会馆的历届董事。陈煦元在丝业界信誉很好，无论是中国商人，还是欧美洋商，都很敬重陈煦元，都奉其为丝业领袖、商界长城。[12]
1862年，旗昌轮船刚成立的时候，旗昌洋行财务紧张，总经理金能亨不得不请老朋友吴健彰出面。身为帝国官员的吴健彰认购了旗昌轮船股票，随后广东商帮踊跃入股旗昌轮船。身为江浙商人的陈煦元，有大宗的丝绸需要运输，一旦成为有帝国官员撑腰的旗昌轮船的股东，将来丝绸运输将赢得先机，于是陈煦元掏出了13万两白银，一举持有旗昌轮船13%的股份，成为单一大股东。
陈煦元的出手顿时在商界引起震动，欧美商人纷纷找机会跟陈煦元建立商业合作关系。琼记洋行的老板候德眼看旗昌洋行起死回生，决定将旗下的“山东号”控股权出售给陈煦元。陈煦元身为上海滩丝绸贸易的老大，为了跟琼记洋行这样的大佬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立即掏了69700两银子，成为“山东号”的实际控制人。候德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写道：“‘山东号’的盘出真是一大幸事。”
候德的兴奋溢于言表，因为他终于通过出售“山东号”控股权的方式，跟陈煦元搭上了关系。候德在信中写道：“因为这打通了同陈裕昌（陈煦元的别号）的关系，他是此地大亨，在旗昌的计划里投入了13万两，拥有‘苏格兰号’、‘竞赛号’、‘山东号’和‘查理·福士爵士号’。他现在同我们非常友好，是一个掌握钱财的人，我们要向他磕头求拜。”[13]
有钱能使鬼推磨，在列强嚣张的晚清，洋人们趾高气扬，陈煦元能让欧美商人磕头求拜，可以窥见陈煦元在上海滩商界的地位。候德在信中还透露，陈煦元在上海拥有的房产和地产占半个外国租界。[14]晚清上海滩犹太裔房产大亨哈同（Silas Aaron Hardoon）从陈煦元拥有的店面市房和里弄住房中计算，陈煦元每日可得租金7000两，堪称上海滩房地产巨鳄。
陈煦元真正卷入上海滩的商战是从1865年开始的。当时旗昌洋行的官商股东杨坊病死，官员股东吴健彰在广东老家病危，福布斯家族决定重组旗昌洋行，总买办人选自然慎之又慎。身为上海丝业大佬的陈煦元自然成为热门人选，金能亨跟保罗一商量，决定高薪聘请陈煦元为总买办。旗昌洋行的重组立即令上海滩的商贾们恐慌，说实话，陈煦元出任旗昌洋行总买办跟以郑观应为首的广东商帮有着直接关系。
洋行混战
旗昌轮船在1862年进入长江航线，先后抢占了英资怡和洋行、宝顺洋行的市场，以唐廷枢、徐润、郑观应为首的广东商帮，作为两家老牌英资洋行的买办，鼓动东家跟美资轮船打价格战，旗昌轮船时运不济，三艘远洋轮船坏损，导致100万资本金在价格战中迅速耗光，旗昌轮船到了1864年就陷入财务困境。徐润跟郑观应更是在1864年年底搞运费跳楼价，将汉口至上海的运费降至每吨2.5两白银，两个月后再跌至2两。
宝顺洋行的价格战一开，洋行们不得不接招应战，为了争夺市场，旗昌轮船也只能跟着跌价，这样一来就令旗昌轮船陷入了绝境。身为旗昌轮船单一大股东的陈煦元，面对旗昌轮船的资本金快亏光的局面，岂能袖手旁观？陈煦元当上旗昌洋行总买办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价格战：免收客户存放货物十天的栈房租金。如果有客户交易资金短缺，旗昌洋行还会垫付交易资金，大客户还有相当比例的回扣返点。
陈煦元在上海滩人脉广泛，一出手立即吸引了以顾福昌为首的江浙商人跟旗昌洋行合作，尤其是吸引了不少宝顺洋行、怡和洋行的老客户。如此一来，旗昌洋行中以陈煦元为首的江浙商帮跟宝顺洋行、怡和洋行中以徐润、郑观应、唐廷枢为首的广东商帮形成了两股竞争势力。江浙商帮一直对北上的广东商帮耿耿于怀，这一次陈煦元借旗昌洋行使出的霹雳手段，更是将矛头指向了广东商帮。
利益决定成败，陈煦元为了报复广东商帮落井下石，挽回在旗昌轮船以及琼记洋行的投资损失，决定利用旗昌轮船在长江沿岸拥有的码头、栈房，建立起上海至长江各口的定期航线。如此一来，旗昌轮船就可以准确地预知货运交付和到达的时间，节省了管理成本，还可以让客户搞远期交易，旗昌轮船的商业信誉在长江航线由此如日中天。
保罗在写给家族的信中很是得意地说：“我们所做的中国顾客生意收入，要比航线的开支超出很多，而那里不断增长的货运业务，才是我们的巨大利益所在。”陈煦元的霹雳手段令福布斯家族兴奋的同时，更令不少小洋行胆战心惊，纷纷撤出长江航线，甚至将旗下轮船卖给了旗昌轮船。就连同孚洋行也不得不将自己的“九江号”和“鄱阳号”轮船撤出长江，这也为唐廷枢他们后来寻求同孚洋行合作埋下了伏笔。
徐润和郑观应万万没有料到，一直作为反对旗昌轮船唯一核心的宝顺洋行，到了1866年陷入了金融危机，当年伦敦倒闭了17家银行，英国殖民地印度倒闭了12家银行，伦敦跟印度的金融风暴席卷到了香港跟上海，一直忙于价格战的宝顺洋行，将大量资金都砸进了轮船业，整个集团资金出现流动性危机。徐润他们找到琼记洋行，希望能够联手成立轮船公司，开辟定期航线，仿效陈煦元的策略拯救宝顺洋行。
商场如战场。
徐润他们病急乱投医，忘记了当初候德为了组建轮船公司，对陈煦元那是磕头求拜，陈煦元可是琼记洋行的战略投资者，候德怎么可能拯救宝顺洋行呢！再说了，1864年的连续价格战就是宝顺洋行挑起的，琼记洋行也是受害者，徐润他们是一箭双雕了陈煦元的两笔轮船投资。尽管宝顺洋行有“飞似海马号”和“气拉度号”两艘极具竞争力的轮船，琼记洋行依然拒绝了宝顺洋行的合作建议。
陈煦元的资本击垮了徐润他们的反击计划，宝顺洋行不得不出售两艘在长江航线的轮船，当时徐润他们希望航运老大旗昌轮船能够接盘，可是面对45万两的价格，陈煦元再次拒绝了他们。到了1866年，宝顺洋行伦敦总行倒闭，长江航线的两艘轮船不得不抵押出去。怡和洋行总买办唐廷枢看到了机会，决定暗中将宝顺洋行的抵押票据搞到手。
宝顺洋行的破产已经无可挽回，旗昌洋行在长江航线最大的竞争对手就是怡和洋行。面对旗昌洋行的霹雳手段，约翰逊一度抱怨怡和洋行没有像陈煦元那样得力的买办。面对约翰逊的不满，身为广东商帮代表、上海丝业同业公所董事的唐廷枢，自然要为自己的颜面、为广东商帮的颜面而战。唐廷枢鼓动约翰逊联手宝顺洋行，跟旗昌洋行做一个三全其美的交易。
身为宝顺洋行的债权人，怡和洋行当时也身陷金融危机中，资金流动性问题成为第一要务。约翰逊听从了唐廷枢的建议，决定将宝顺洋行的两艘轮船卖给旗昌轮船。三方代表在香港举行谈判，金融危机套现的压力让陈煦元看到了复仇的机会，陈煦元鼓动保罗压价。怡和洋行一开始并没有直接谈价，相反提出愿意在十年之内不以船主或代理人身份经营长江航线，旗昌轮船不得经营上海以南的沿海航线。
怡和洋行放弃了长江航线，一方面是难以承受陈煦元的价格战，另一方面是可以将旗昌轮船赶出上海以南的海域。除了换取航线外，怡和洋行还要利用宝顺洋行两艘轮船进行套现。怡和洋行提出了宝顺洋行两艘轮船55万两的高价，远远超出之前10万两的价格。更为重要的是，旗昌轮船还需要拿出10.3万两买下怡和洋行在伦敦定购的一艘新船。旗昌轮船为了垄断长江航线，只好咬牙接受了怡和洋行的条件。
怡和洋行、宝顺洋行纷纷从长江航线出局，留在长江航线的还有琼记洋行的“江龙号”，陈煦元当初一直将“江龙号”放在长江航线，就是为了将以徐润、郑观应、唐廷枢为首的广东商帮挤出长江航线，现在功德圆满，陈煦元说服候德，将“江龙号”以21.25万两的高价卖给了旗昌轮船，陈煦元成功套现。
陈煦元万万没有想到，怡和洋行、宝顺洋行如约从长江航线撤出后，唐廷枢他们却玩起了文字游戏。按照三方在香港的约定，两家的轮船以及代理轮船都不能进入长江航线，但是对于其他洋行的轮船没有约束力，所以怡和洋行可以支助唐廷枢他们的轮船，继续在长江航线上跟旗昌轮船混战，尤其是找到了图谋重返长江航线的同孚洋行。
同孚洋行在1868年就图谋东山再起，当时在美国游说，希望能够从美国调轮船到长江航线赚钱，同时还在上海筹集了1万英镑，购置了一艘名为“风水号”的轮船。为了增强竞争力，同孚洋行还游说拥有“虹口号”的华商们加盟。可是，同孚洋行的轮船一进入上海港，陈煦元就挥舞价格屠刀，将长江航线的运价腰斩，从6两骤跌至3两，同孚洋行再次折戟沉沙。
唐廷枢他们在找同孚洋行之前，事实上还干了一件令陈煦元极为窝火的事情，那就是广东商帮怂恿琼记洋行购买公正轮船股票。候德一看既然有广东商帮找上门来，何不借机重返长江航线呢？候德一方面想跟广东商帮合作，另一方面担心得罪陈煦元，只好暗中购买了1040股公正轮船的股票，没想到陈煦元得到了消息，候德只好抛售公正轮船的股票。
广东商帮的频繁出手令陈煦元很是被动，他建议保罗收购公正轮船。唐廷枢他们并没有让旗昌轮船如愿，相反跟同孚洋行联手闯入了长江航线，怡和洋行在背后不断地提供资金支持。陈煦元决定给唐廷枢他们来个声东击西，在上海至天津的北洋航线大打价格战，因为唐廷枢持股的北清轮船的主要市场在北洋航线，价格战可以让唐廷枢他们腹背受敌。
陈煦元出手彪悍，北洋航线的运费以前为每吨10两，为了让北清轮船陷入亏损泥潭，旗昌洋行将北洋航线的运价调为4两，立即将北清轮船的代理商惇裕洋行逼入了财务困局。陈煦元试图通过声东击西的策略，将公正轮船拉到出售的谈判桌上。唐廷枢立即鼓动怡和洋行出面，旗昌洋行不得不看在怡和洋行退出长江航线的面子上停止价格战，惇裕洋行、怡和洋行跟旗昌轮船三方签订齐价合同。
唐廷枢鼓动怡和洋行出面，一方面事关福布斯家族的利益，另一方面是打乱陈煦元声东击西的计划，确保公正轮船在长江航线的利益。这一场江浙商帮跟广东商帮的战争还没有结束，陈煦元并吞公正轮船的计划还没来得及实施，大清帝国的同治皇帝突然接到一份控告奏折，紫禁城风云突变。
二品大员单挑帝国军工企
二品大员的冷箭
1872年1月23日，北风漫卷紫禁城。
寅时三刻，宣武门外灯火通明。文武百官的轿子鱼贯而入，直奔紫禁城，静候皇帝主持的晨会。满洲八旗入关后，一直担心汉人篡位，爱新觉罗的皇帝都很勤快，无论天晴下雨，还是雪雨风霜，每天早上都要将文臣武将召到乾清宫开晨会，家国大事都要在晨会上进行详细讨论，一般时长两小时。
涌入宣武门的文武百官直奔东华门，王公贵胄则从神武门进入紫禁城。朝臣们陆续进入朝房，门外还有不少人在抖朝服上的雪片。朝房的一角，一位身穿九蟒五爪蟒袍，胸前绣锦鸡补服的老爷子，将一顶珊瑚顶子的官帽摘下来，放在旁边的茶几上。老爷子面色凝重地扫了一眼朝房，只听见一位户部的官员在抱怨，福州船政的沈葆桢前两天上了一个折子，要朝廷给马尾船厂追加投资。
老爷子眯着眼睛，没有上前跟户部的官员打招呼，只听那官员发了好一阵牢骚。老爷子摸了摸马蹄袖，里面的奏折暖乎乎的，还带着自己的体温。突然，官员们都站起来，让开了一条道儿，原来是恭亲王弈訢进来了。
奕?扶着老爷子坐下，老爷子下意识又摸了摸马蹄袖。老爷子叫宋晋，现在是从二品内阁大学士，江苏溧阳人，1844年赴京赶考，当时考场上还有两位当世的红人，一位是合肥的李鸿章，一位是福州的沈葆桢。那一年，宋晋高中进士，李鸿章跟沈葆桢双双落榜。那一年，宋晋进入国史馆搞文字工作，李鸿章拜在曾国藩门下学习，沈葆桢带着自己的老婆回到福州潜心苦读。
卯时，净鞭三声响，朝房里的大臣们纷纷起身，大清帝国开晨会的时间到了。一位太监掀开了朝房的棉布门帘子，恭亲王走在最前面，凛冽的北风卷着雪花刮进朝房，恭亲王打了个寒战，快步走向乾清宫大殿。同治皇帝睡眼惺忪，坐在龙椅上打着哈欠。恭亲王隐隐看到御座帘子后面的慈禧太后，修长的指甲轻轻地在额头划过，从容优雅。
大臣们行过三跪九叩大礼之后，太监扯着嗓子宣布晨会开始。宋晋第一个站出来：“皇上，臣有本上奏。”宋晋从马蹄袖里摸出了奏折，第一句话就是奏请皇帝下令马尾船厂跟江南制造总局停工。[15]大殿之上群臣哗然，交头接耳声此起彼伏，户部官员齐刷刷地盯着宋晋。宋晋向同治皇帝控告，马尾船厂已经花掉了四五百万两银子，从左宗棠时代到现在才造出了五艘船，里面大有问题。
恭亲王一愣，宋晋这是给同治皇帝扔了一枚*雷手**。马尾船厂是左宗棠搞的轮船工业，江南制造总局更是一个现代化的军工企业，两大集团都是汉族武装集团搞的国有军工改革的样本。左宗棠现在在西北手握十万雄兵，北拒沙俄南下，李鸿章现在是直隶总督，扼守京畿重地。宋晋张口就要皇帝关闭两大军事工业集团，这是对国有军工企业改革的否定，更是对汉族武装集团的釜底抽薪。
左宗棠曾经给同治皇帝提交了一份预算奏折，计划五年内，用300万两银子，造出11艘150马力的轮船和5艘80马力的小炮舰。现在五年期限到了，马尾船厂花掉的银子超过400万两，按照福州船政监督日意格向朝廷提交的奏折，现在马尾船厂造出了3艘大轮船，2艘小轮船。[16]轮船数量没有完成预算的三分之一，成本倒是超出了上百万两银子。福州船政过往的奏折没有提及成本上升问题，那么多钱到底流向了何方？
宋晋没有直接控告马尾船厂存在贪腐问题，只是用了“靡费太重”几个字。啥意思？靡费就是浪费的意思，宋晋这话说得阴阳怪气，明明就是怀疑马尾船厂的钱被人贪污腐败了，偏偏要转文辞让小皇帝看着费劲。贪污腐败这个问题在马尾船厂可是有案底的，当初吴棠到福州掀起的那一场竹枝词大案，就抨击马尾船厂任人唯亲，很有可能存在贪污腐败的问题。
官员贪污腐败是要被杀头的，马尾船厂的问题到底有多严重呢？
沈葆桢身为船政大臣，对于马尾船厂存在的问题自然了然于胸。马尾船厂作为帝国最大的军舰制造集团，国企病严重，人浮于事，在造船合同和支付工人工资方面都存在着许多徇私舞弊的问题。尤其令沈葆桢头大的是福州的达官显宦们，经常将自己的亲戚，甚至是八竿子都打不着的亲戚推荐过来，令自己在人才管理方面相当为难。[17]
当年吴棠在福州清洗左宗棠的势力，让沈葆桢大为光火。当吴棠走后，沈葆桢冷静下来摸查集团底牌，发现整个集团的采购系统存在大量侵吞公款的现象，由于采购官员收受贿赂，导致大量的木材、煤炭和金属材料不能使用。更为夸张的是，负责采购的高级管理人员依然带着衙门老爷作风，业务部门设置得跟衙门一样气派，师爷、文书、马仔一大堆，在台湾、香港和东南亚有一个庞大的采购网络，甚至有一名常驻仰光的福州船政首席代表。
腐败问题能让慈禧太后关闭马尾船厂吗？宋晋对马尾船厂背后的政治格局相当清楚。奕?同汉族武装集团在军事工业改革的控制权争夺过程中逐渐妥协，最终通过转向支持李鸿章、左宗棠他们的改革，而抓住改革的主导权，才能在汉族武装集团的支持下重返权力中枢。宋晋明白，通过彻查贪污腐败，关闭马尾船厂跟江南制造总局，这意味着向奕?以及汉族武装集团开火，还必须有撒手锏。
宋晋跟同治皇帝说，左宗棠当初的理由是国防，现在各国和清廷握手言和，我们再这样大搞军事工业容易会让外国朋友不高兴。宋晋这一招是典型的隔山打牛。从*片鸦**战争的炮火到圆明园的滚滚浓烟，清政府王朝面对洋人已如惊弓之鸟，岂敢让外国朋友不高兴！
外国朋友不高兴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1870年6月25日，一直跟大清帝国关系融洽的美国人搞到了闽浙总督英桂的军事密函，由此造成了福州泄密案，京师震动，差点酿成外交事件。[18]
福州泄密案缘起广东有歹人投毒，搞得人心惶惶，这种恐慌很快蔓延到福州，英桂担心民众会迁怒于洋人，立即向各个边防军事长官发出密信，要求调动辖区驻军加强防范。没想到，美国驻厦门领事李仙得（Charles W.Le Gendre）截获了英桂的情报，找到总督衙门要求解释闽浙调兵一事。
李仙得的祖籍是法国，但在美国长大，南北战争的时候拥护总统林肯，率领*队军**攻打南方乱军，在到达中国之前已经荣升少将军衔。李仙得脱掉军装到厦门当领事的背后，是美国已经将一个重要的间谍安插到了帝国的贸易关口。李仙得获取了英桂的军事情报后，英桂已经在赶赴京城的路上，只能由接掌闽浙总督的文煜彻查泄密案。
英桂是一位谨小慎微的将军，在那个师爷满街走的年代，他的密函从来不假手第三人。文煜在调查奏折中强调，英桂不可能泄密，面对如此机密的函件，各地军事长官也不可能泄密，所以很可能是密函传递的过程中被人私拆。[19]尽管李仙得没有抓住密函大做文章，但宋晋非常清楚泄密案背后的深意，外国朋友可是时时刻刻在盯着帝国的一举一动。
宋晋身为帝国高级官员，深谙打蛇打七寸的道理。贪污腐败也好，外国朋友不高兴也罢，改革派都会以国家安危、民族大义来批驳自己，如果马尾船厂跟江南制造总局生产的产品质量不行，那就真的该关门了。宋晋在奏折中嘲笑沈葆桢造出的那些轮船都是豆腐渣工程，即便是跟外国人海战，也是无法胜利的，[20]他们口口声声喊的长远大计，都是瞎子点灯。
硝烟四起
乾清宫开始骚动。
恭亲王侧身看了一眼侃侃而谈的宋晋，旁边的官员们齐刷刷地望着这位老爷子。宋晋现在开火的对象可都是帝国的擎天柱：直隶总督李鸿章、两江总督曾国藩、陕甘总督左宗棠、船政大臣沈葆桢。这三位总督都是显赫的汉族爵爷，都是从枪林弹雨中走过来的统兵大帅。沈葆桢也是湘军干将，林则徐的女婿，是一颗冉冉升起的官二代新星。
宋晋在给皇帝的奏折中强调，马尾船厂造的轮船不能用来跟外国人打仗，只能用于打击海盗，可海面上已经有水师舰队，只要水师舰队的船只坚固，就没必要在水师之外再造轮船，徒增耗费。左宗棠在马尾船厂项目规划的时候提出，在没有战事的情况下，轮船可以运送漕粮。宋晋在奏折中反击，如果政府通过行政命令用轮船运送漕粮，那所需运费比沙船要高。
宋晋还在奏折中提出，马尾船厂每年从闽海关，以及闽浙地区抽调商业税，两项合计就高达百万两银子，现在他们干的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甚至还会给帝国带来致命危机的事。宋晋向同治皇帝建议，每年有上百万两造轮船的银子，还不如拿来救直隶水灾，也可以调拨到京城给官员们发工资。
直隶水灾现在已经搞得人心惶惶，从1871年夏天开始，大雨一直下到秋天，顺天、保定、天津、河间境内都是汪洋一片，从保定到北京历来都是旱路，现在都需要坐船。[21]直隶水灾简直是百年罕见，曾国藩在写给李鸿章的信中感叹，连日暴雨导致老百姓连个睡觉的地方都没有了，这样的困苦跟旱灾相比大数十倍。[22]
到了1872年，直隶、浙江、江苏、河南、云南、广东、四川、山东、奉天、山西、陕西、湖北、江西、湖南、*藏西**等地的灾情奏折犹如雪花般飞抵紫禁城，庄稼颗粒无收，饥民遍地游走。更让同治皇帝痛心疾首的是地方官知情不报，饥民到衙门控诉反被下了大狱。在奉天更是有官员开设官方赌局，抽取赌业商业税。不少饥民走投无路，只有横心一赌，搞得赌风盛行。地方官员派兵在赌局收钱，不少饥民最后沦为马贼，龙兴之地劫案频发。
食君之禄，为君分忧。
天津教案
旁边的恭亲王奕?手心里直冒汗，宋晋这份奏折是在向左宗棠、李鸿章他们捅刀子，按照这个逻辑，同治皇帝没有理由不关闭马尾船厂跟江南制造总局。宋晋怎会在这个时候给皇帝递交这样的奏折？
宋晋反腐的一个重要国际原因是拿破仑三世已成阶下囚。
1870年6月20日，天津居民逮住拐卖儿童的案犯武兰珍，他们在审讯武兰珍的时候，意外发现这件事跟望海楼天主教堂有关。民众们当时就愤怒了，因为早有流言称这座教堂的育婴堂周围掩埋了四十多具婴儿尸体，所以他们一直怀疑教民以育婴堂为幌子贩卖婴儿，甚至杀害婴儿。当时，天津地界的反洋教情绪高涨。为了平息众怒，6月21日，天津知县刘杰带着武兰珍到教堂对质，但教堂主持人、法国神父谢福音藏匿了武兰珍交代的教民，矢口否认有教民跟武兰珍勾结。
之后数千群众包围了教堂，双方很快开始群殴。法国驻天津领事丰大业（Henry Victor Fontanier）要求崇厚派兵*压镇**民众，尽管崇厚是国防部常务副部长，但是他的主要工作还是处理中外通商，所以没有答应丰大业的请求。丰大业在前往教堂的路上，与知县刘杰理论，怒而开枪，打伤了知县大人的仆人。丰大业的一枪犹如一枚*弹炸**，让*攻围**教堂的群众立即围杀了丰大业。
见丰大业的秘书西门企图逃跑，群众也将其击杀。最后，天津民众活活烧死了10名修女、杀死了2名神父、2名法国领事馆人员、2名法国侨民、3名俄国侨民和30多名中国信徒，焚毁了望海楼天主堂、仁慈堂、位于教堂旁边的法国领事馆，以及当地英美传教士开办的其他4座基督教堂。整个*乱暴**持续了三个小时。
1870年6月24日，多国部队开到天津港，七国公使向总理衙门抗议。朝廷决定派遣当时的直隶总督曾国藩全权处理天津*乱暴**。曾国藩到天津后立即成立了专案组，经过调查，并没有发现天主教堂贩卖婴儿的证据。在法国拿破仑三世政府的强烈要求下，曾国藩最后决定处死民众18人，充军流放25人，并将天津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革职充军，并发配到黑龙江，赔偿外国人的损失46万两银，同时由崇厚派使团到法国道歉。
1871年1月24日，崇厚率领的赔罪使团抵达马赛港口，可是立即陷入迷茫。强硬的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成了德国人的俘虏，法兰西第二帝国已经灭亡，第三共和国现在忙着跟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谈判，根本就没有时间搭理大清帝国的赔罪使团，崇厚一干人马只好在法国东游西逛。
崇厚游荡了将近两个月，眼见法国第三共和国局势趋于稳定，于是派英文秘书张德彝到巴黎为使团找一个住处。3月17日，张德彝奉命抵达巴黎，没想到第二天巴黎就爆发了革命，法国第三共和国总统梯也尔政府军与巴黎公社国民自卫军开始了巷战。
张德彝很快就得到一个消息，国民自卫军击毙了梯也尔政府的高级官员勒康特、克列芒·托马等，警察厅、市政厅等政府机关被起义军占领，梯也尔等政府官员纷纷逃往凡尔赛。张德彝只好给崇厚发电报，汇报了巴黎的乱局。张德彝成了巴黎公社起义、五月流血周以及梯也尔胜利之师凯旋的见证人。[23]
梯也尔重返巴黎后，崇厚一干人马抵达巴黎，在战场上受尽俾斯麦窝囊气的梯也尔，根本就没有心思搭理大清帝国的谢罪使团，而是先为巴黎大主教达尔布达瓦举行葬礼，并邀请中国使团参加葬礼。第三共和国的内政忙到1871年12月，梯也尔才想起了崇厚使团，将崇厚召到办公室一通训斥，才勉强接受了道歉，放崇厚一干人马回国。
崇厚回到国内，法国内乱立即引起了宋晋一干人马的注意。当初左宗棠选定跟法国人合作造船，拿破仑三世专门接见了日意格跟副监督德克碑，将跟左宗棠的合作当成了政府间的项目合作。现在拿破仑三世已经成了德国人的阶下囚，新成立的法国第三共和国内政都忙不过来，哪有心思支持马尾船厂？失去了皇帝拿破仑三世的支持，日意格他们在福州翻不起大浪来，清政府也就不用担心法国政府从中作梗。
宋晋拿马尾船厂开刀的同时，也向江南制造总局开火，一方面是李鸿章北调直隶，对两江已经鞭长莫及；另一方面现在曾国藩调回两江，他因为处理天津教案不力，遭到北京城的王公贵胄的不满，在帝国的威信直线下降，加上曾国藩的身体已经一日不如一日，湘军集团势力显然已是明日黄花。
宋晋抓住曾国藩和左宗棠失势的良机一箭双雕，犹如一声惊雷，在紫禁城上空炸响。
同治皇帝望着朝堂上的白胡子老头儿，旁边的王公贵胄则在低声耳语。只听见帘子后面传来一阵咳嗽声。恭亲王奕?走出朝班：“启禀皇上，宋大人所奏之事事关国家改革大计，福州船政局跟江南制造总局的去留，总理衙门立即传谕地方，令相关人等拿出一个妥善的处理意见。”
“恭亲王谋国，老成持重。”同治皇帝还没有开口，帘子后面就传出慈禧太后的声音，“宋大人所言皆是国家工程，福州方面是左宗棠提议搞起来的，现在是沈葆桢负责，文煜身为闽浙总督，福州那边的事情让他们几个回个折子。上海方面曾国藩在两江任上，让他回个折子，尽管李鸿章现在调到天津，上海的事情也是他搞起来的，让李鸿章也回个折子。”
辛酉*变政**后，恭亲王权势滔天，慈禧太后一直在韬光养晦，直到太平军土崩瓦解的时候，才找机会褫夺了奕?的“议政王”封号。慈禧太后在上海跟福州的改革中一直没走向前台，可是对奕?的一举一动却了若指掌。为了控制奕?，慈禧太后大费周章，才将奕?以及帝国所有权力牢牢地握在自己手上。
权力是*制专**者的*药春**，只有牢牢地抓住权柄，才能够在政坛长袖善舞。辛酉*变政**中，慈禧太后跟奕?结成政治同盟。*变政**成功后，慈禧太后垂帘听政，代同治皇帝执掌皇权；奕?执掌相权，管理国家具体事务。慈禧太后为了巩固皇权，一开始用一大堆头衔让奕?为其卖命。为了将奕?的权力限制在相权之内，慈禧太后以同治皇帝的名义，对帝国进行程序化管理，目的是严格划分帝国权力。
程序管理集中体现在王公贵胄的奏折审批上：第一步，地方官员以及各军区指挥官给中央的奏折，送抵北京后必须先报给两宫太后；第二步，两宫太后看完了地方跟军方送来的奏折后，交军机处等大臣详议；第三步，军机处审核过后，将审核意见提交两宫太后裁夺；第四步，两宫太后裁夺后，军机处会根据太后的意见草拟成政府文件；第五步，政府文件草拟好后，再次送到两宫太后处，太后最后审核同意，用朱笔进行批示，最后以红头文件的形式进行正式发布。
身为帝国执政总理，“议政王”封号被永久褫夺之后，奕?要想真正重返帝国权力核心，一定要打造一个新的平台来推开权力之门。从“阿思本舰队”到吴棠南下，奕?都希望将自己的势力渗透到汉族武装集团的改革项目中去。
宋晋的奏折犹如一枚*弹炸**，这老头儿的聪明在于没有抨击政府军事工业改革试点政策，而是以马尾船厂涉嫌贪腐为突破口，如此一来既不得罪支持军事工业改革的奕?，也不得罪该项目真正的审批者慈禧太后。奏折一出，现在问题都摆在这里了，最终关不关闭看政府决策。看着朝堂上那种乱哄哄的局面，宋晋当时真想说：国家还有很多地方要用钱，你们看着办吧。
帝国的文人是最有毅力的。
奕?现在的处境很微妙，这一次宋晋的奏折有理有据，一旦总理衙门在朝堂上反击，慈禧太后就会认定奕?在利用改革搞利益集团，将问题分散到地方，犹如一个拳头向多个方向打去，这就分散了宋晋奏折的威力。更为重要的是，慈禧太后掌握着改革的审批大权，面对宋晋突如其来的反腐，岂能当场就做决断？
慈禧太后的意思很快就到达军机处，军机处加盖大红印章后，立即由国防部捷报处向闽浙、两江的五位帝国高级官员专项送达。慈禧太后在文件中强调，制造轮船原为未雨绸缪，力图自强之策，如果制造合宜，可以打击外来侵略，就不要因为那点造船银子而放弃了长远筹谋。针对宋晋提出的问题，慈禧太后的意见是如果宋晋说的属实，大家就要通盘筹划变通。[24]
民营资本的困境
旗昌洋行的江浙职业经理人正在办公室烤火炉子，以唐廷枢为首的广东商帮却在茶馆里密谋干掉江浙商帮。阴冷刺骨的上海滩，江浙商帮跟广东商帮的较量一触即发。
突然间，一个陌生人闯入茶馆，来人身高一米八五，尖鼻子蓝眼睛，卷头发，白皙的脸上堆满了笑容。唐廷枢跟郑观应都一愣，两人不约而同地放下茶杯，这个白种人不是旗昌轮船的船主麦奎因（McQueen）吗？这位美国佬来干什么？
唐廷枢对这位突然闯入的美国人不是很感冒，倒是郑观应站起来跟麦奎因握手问候。一阵寒暄之后，唐廷枢才弄明白，原来郑观应在宝顺洋行的时候，就跟眼前这位美国船主关系密切，现在麦奎因在跟英国人做生意了。
麦奎因现在的身份是太古轮船总船主。太古轮船刚刚成立，大股东是太古洋行的老板约翰·森美·施怀雅（John Samuel Swire），太古轮船跟旗昌轮船、怡和轮船以及其他任何轮船公司都不一样，施怀雅简直就是一个偏执狂，他没有在中国商界募集一分资金，都是从英国募集资金。
太古洋行上海总经理威廉给了麦奎因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招募有洋行买办背景、能够讲一口流利英语、懂得轮船贸易的中国商人。麦奎因在中国航运领域混了多年，尤其在旗昌轮船见证了中国航运业的血雨腥风，认为只有江浙商帮跟广东商帮才是航运业的上佳人选。麦奎因了解了公正轮船背后的钩心斗角之后，决定邀请老朋友郑观应出山，担任太古轮船的买办。
郑观应有点儿流年不利，做什么生意都亏钱。一开始自己独立做外贸生意，可欧洲在1866年爆发金融危机后，以拿破仑三世成为阶下囚为历史转折点，欧洲真正结束了君主*制专**时代，工业开始复苏，尤其是纺织工业的复苏导致布匹等价格下跌。以郑观应为首的传统广东贸易商帮，遭遇了出口贸易的寒冬。
欧美出口生意没法做了，只能进行战略转型。1871年年底，曾国藩回任两江总督，决定重振两江盐业。在食盐牌照垄断的年代，没有背景的民营老板要想拿到经营食盐的牌照，难度可想而知。郑观应跟唐廷枢决定抓住曾国藩向民营老板开放盐业牌照的机会，转道扬州贩卖食盐。[25]唐廷枢背靠怡和洋行，可以不断拆借资金，而郑观应没有资金支持，很快盐行也破产了，只有重返上海滩。
旗昌轮船在长江航线的垄断令公正轮船举步维艰，只能一次次地更换挂靠洋行，这让唐廷枢跟郑观应有一种流浪儿的伤感。郑观应回到上海就找到唐廷枢商量公正轮船最终的出路，到底是独立经营，还是依附在洋人名下？依附洋商名下让两位广东商人有着切肤之痛，洋人在中国航运领域用中国人的船只打价格战，他们根本没有将拥有控股权的中国股东放在眼里，公正轮船成为怡和洋行、旗昌洋行他们争夺市场的试金石。
民营独立？
唐廷枢想都不敢想，当年大哥唐廷植被丁日昌抓进大牢后，用一座铁厂方才换来自由之身，江南制造总局可有唐廷植的功劳，那些火炮厂还有当年铁厂的机器。唐廷植重金消灾的背后，大清帝国的商业制度已经走到了十字路口。满洲八旗入关200年，依然重复着古老的重农轻商的治国策略，他们对商人视同最卑微的*女妓**，导致商业形成隐形的垄断，广州十三行的盛极而衰就是商业垄断的崩溃。
民营航运的机会在哪里？唐廷枢跟郑观应这样的广东商人对于航运业的开放早已望穿秋水。当时的帝国民间运输都使用帆船，即便是庞大的漕帮，也只能是帆船运输，而轮船只能是*用军**。宁波商人购买的“宝顺轮”也是用于打击匪盗，在围剿太平军期间，被政府征用，最后一直作为水警缉盗的轮渡。
郑观应对民营航运的开放很是悲观，他认为清政府执政集团一直对汉人心怀芥蒂，在政治上经常搞*轨双**制，各个部委都是两个部长，满人部长排在第一位。在经济方面，汉人经商智商高于满人，各地商帮活跃，满人要想控制掌握财富的汉人，就不能像政治上搞*轨双**制，只能依靠牌照制度，通过牌照向汉人征收名目繁多的税赋，不乐意的就只有关门。
*片鸦**战争后，大量的欧美商人涌入中国，部分欧美无业游民也到中国来淘金。这些投机分子在欧美国家不可能募集到资金，他们迅速和贩毒*私走**集团打成一片，赚取了人生的第一桶金。为了在帝国将贩毒*私走**资金合法化，他们会跟帝国商人合伙做生意，因为他们看出帝国商人不堪苛捐杂税的重负，要通过跟洋人合作来规避帝国官员的敲诈勒索。
欧美的毒贩子、*私走**商人摇身一变成为帝国商人的庇护者，他们用极少的资本，控制着中外合资企业。帝国商人成为恶棍们的附庸，随着一份份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帝国官员压榨商人的手段更多，速度更快。更多的商人为了规避不堪重负的税赋，将更多的资金投向恶棍之手，欧美商人的资金成本越来越低，撬动的资金杠杆越来越大，帝国商人在合资企业中的话语权越来越小。
开放的口岸越来越多，商帮规模越来越大，国家的税赋名目越来越多，可是财政赤字的缺口却越来越大。帝国的官员对此现象早已洞若观火。民富才能国强，有钱的商人在连年的战争中远离了政府，他们宁愿让欧美的恶棍们控制合资公司，也不愿意以中国人的身份独立做生意。
财富流到了欧美恶棍们的腰包，大清帝国的财政官员们是夜不能寐。每次看到战争赔款，财政官员们都胆战心惊，钱从何来？船坚炮利是帝国自强之本，商业富国是崛起根基。左宗棠在向北京朝廷提交造船计划的时候就提出，马尾船厂将来可以造商船，一方面是补贴庞大的军费开支，另一方面可以提高商业运输的能力。
当一场场令爱新觉罗皇族胆战心惊的战争结束后，汉族武装集团已经形成了湘军、淮军两个利益集团，如果直接将两个集团拆散，帝国定遭内乱。无论是慈禧太后，还是恭亲王奕?，完成汉族武装集团向政治集团转变成为王朝的头等大事，只有通过利益才能牢牢地攥住两个政治集团的命运，只有改革才能将利益转化为国家财富。
民营航运业改革的夭折
改革成了帝国权谋家的共识。
汉族武装集团是清政府执政集团最大的威胁，剿灭太平军后，在曾国藩的领导下，汉族武装集团主动向政治集团转变。清政府执政精英们相当清楚，汉族武装集团的转型是清政府执政集团重拾威权和公信力的机会，天下再无可以超过湘军、淮军集团的第三股武装势力可以威胁到清政府执政集团，如果曾国藩他们都臣服清政府执政集团，还有谁会挑战清政府执政集团的威权？
改革犹如一块骨头，是汉族武装集团转型的最大诱惑。清政府执政集团必须从两百年的垄断利益切割一部分，将其让予汉族武装集团，只有让汉族武装集团在改革的过程中获取了新的利益，他们才会心甘情愿地向政治集团转型。军事工业改革就是清政府执政集团默许的一块骨头，在国有资本改革的名义下，满足汉族武装集团的利益诉求。
在战争时代，改革是避免两大集团发生武装冲突的最佳选择，慈禧太后跟奕?两人对李鸿章、左宗棠的军事工业改革计划毫无意外地批准。左宗棠、李鸿章他们的胃口远非慈禧太后与奕?想的那样简单，比如航运业是帝国遭遇欧美冲击最大的领域，而造船是一项庞大的工程，民营资本无力进行大规模的造船工程，但是军事工业改革可以动用国家资本，所以李鸿章、左宗棠他们选定了军事工业中的轮船工业作为突破口，更重要的原因是轮船工业有着一个庞大的产业链条。
轮船工业改革牵涉造船、航运、维修、保险等一系列的产业链。造船牵涉到钢铁冶炼、轮船制造；航运牵涉到煤炭开采、码头的建设、仓储管理、运输保险、资金结算；维修牵涉到船坞建设、轮船修理；保险牵涉到轮船保险、顾客保险、货物保险、金融管理等。汉族武装集团的改革远非切割国有资本一小块利益那么简单，按照轮船工业产业链规划，只要通过国家资本拉开了航运业改革的大幕，整个帝国的经济改革就会很自然地全面铺开。
在国家资本没有大规模造出轮船之前，以广东商帮、江浙商帮为首的对外贸易团体，对航运业早已跃跃欲试。早在1864年，奕?就以总理衙门的名义，给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人下发了一个通知，说既然商人们都愿意搞航运，他们跟外国人合伙主要是税赋方面的原因，那么中国商人购买的轮船入关的时候，是不是可以免税？是不是在运输方面鼓励中国航运业自由竞争？
当初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进行了反复磋商，觉得放宽中国商人搞航运的政策限制，对于政府来说是好事，一方面可以降低商人们的运输成本，另一方面也可以开辟税源，带动航运产业链。看汉族武装集团的大佬们一致赞成，奕?当时就提出，一定要搞一个政府文件出来，准许中国商人搞航运。[26]
改革充满着变数，为了规避一哄而上带来的全国性风险，身为两江总督的曾国藩向总理衙门提出在两江试点。曾国藩迅速向两江辖区的商人宣布：以后凡有华商造买洋船，或租或雇，无论火轮夹板，装货出进江海各口，悉听自便。[27]曾国藩试点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太平军曾经在两江盘踞十年，民生跟商业都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航运业改革试点可以迅速激活商业，进一步盘活两江经济。
航运业开放的政策经过三年的讨论跟征求意见，《华商买用洋商火轮夹板等项船只章程》终于在1867年10月3日，以上海通商大臣曾国藩的名义，明令公布实行。华商购买轮船的文件开启了大清帝国航运业改革的序幕，帝国官员们对未来航运业的繁荣相当乐观，上海道台应宝时就兴奋地感叹：“华商自必闻风兴起。”[28]
政府的红头文件一发布，当时身为候补同知的耶鲁留学生容闳就提出了创设新轮船公司的章程。身为曾国藩的幕僚，容闳提出创设轮船公司自然在情理之中，令人意外的是容闳提出的是创设民营股份制航运企业。容闳在章程的序文中提出，垄断长江航线的旗昌轮船对于中国商人来说是致命的，旗昌轮船可以凭借垄断操控价格，中国商人只有被动接受高额的运输成本。
容闳的建议立即让人觉得他背后一定有势力在暗示和支持。当时在背后支持容闳出面的是广东商帮，不过谁能为广东商帮试探北京政府底牌？容闳如果直接交给曾国藩代为转交总理衙门，朝廷会左右为难，一旦批准曾国藩递交的奏折，国家资本没有做好全面改革的准备，民营资本就会如洪水猛兽一般冲击整个国家资本体系。不批，那跟曾国藩发布的改革开放政策相违背，政府将失信于资本，会有更多的资本流向欧美恶棍的腰包。
生意就是一场游戏，大生意就是跟大人物玩大游戏。
广东商帮经过数百年的锤炼，早已谙熟中国*场官**的*规则潜**。触摸紫禁城的底线，就一定要给曾国藩一个台阶，如果北京态度温婉，曾国藩可以在两江助推一把，大事可成。如果北京态度强硬，也可以保全曾国藩的颜面，曾国藩还继续有机会跟北京政府博弈。容闳选择了两江总督下属、上海道台应宝时，身为上海市市长的应宝时既有权利向总理衙门递交奏折，又可以在北京政府跟曾国藩之间进行多方沟通。
容闳的奏折送抵北京，慈禧太后对容闳这样的小官儿没太在意，因为对于候补同知这种五品官衔的小官，他们的奏折要么是哗众取宠，要么是钻营投机。容闳的奏折按照程序送到了总理衙门，奕?仔细研读了容闳的奏折，这位耶鲁高才生完全按照西方现代公司结构设计，是要搞一家中国人出资的股份制轮船公司，“分运漕米，兼揽客货”。[29]
看完奏折，奕?立即想到一个问题，股份制企业意味着拿钱就能成为股东，中国政府支持的股份制公司里面，可能出现表面是中国人，背地里是外国人的情况，因为现在很多中国商人不就是依附在洋人名下么？总理衙门跟递送奏折的应宝时说，股份公司会不会有洋商跟洋行买办参与？
总理衙门对实际控制人的怀疑，立即让上海滩的商人们感到不妙。曾国藩一看北京态度，只能说如果没有欧美跟买办资本，未必能够搞成外国那样的股份制公司。应宝时最后安慰容闳说，现在时局艰难，一时半会儿筹集不了开办公司的资金，算了吧。[30]
以唐廷枢、郑观应为首的广东商帮对帝国的失望越来越大，航运业政策松动了，可是审批大权掌握在政府手上，从容闳的试探性触摸政府底线失败，到1872年1月，一张民营牌照都没有批下来。
郑观应送走麦奎因不久，就得到北京传来的消息，宋晋建议皇帝关闭马尾船厂跟江南制造总局，国家资本的改革试点可能被扼杀，民营航运业的改革将遥遥无期。郑观应决定答应麦奎因的邀请加盟太古轮船，跟旗昌洋行在帝国航线展开厮杀。但郑观应万万没有想到，就在大清帝国朝堂争吵不休的时候，日本人的行动令紫禁城诚惶诚恐。
注释：
[1]《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64），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
[2]《酉阳州民教纪事》。
[3]《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64），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
[4]《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68），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
[5]《福建省志·外事志卷》，方志出版社2004年版。
[6][美]刘广京著：《英美航运势力在华的竞争》（1862-1874），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
[7][美]刘广京著：《英美航运势力在华的竞争》（1862-1874），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
[8]夏东元编著：《郑观应集》（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9]《北华捷报》，1869年6月26日。
[10][美]刘广京著：《英美航运势力在华的竞争》（1862-1874），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
[11][美]郝延平著，李荣昌等译：《十九世纪的中国买办》，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
[12]周庆云等编：《南浔志》，1922年刻本。
[13][美]刘广京著：《英美航运势力在华的竞争》（1862-1874），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
[14][美]刘广京著：《英美航运势力在华的竞争》（1862-1874），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
[15]《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84），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
[16]《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84），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
[17]《沈文肃公政书·奏稿》卷4，清光绪（1875-1908）铅印本。
[18]《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73），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
[19]《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84），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
[20]《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84），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
[21]（清）王之春：《椒生随笔》，光绪七年（1881年）刊本。
[22]江世荣编注：《曾国藩未刊信稿》，中华书局1959年版。
[23]张德彝等：《随使法国记：三述奇》，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24]《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84），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
[25]（清）经元善著，虞和平编：《经元善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26]《海防档》（甲）《购买船炮》，1957年版。
[27]《海防档》（甲）《购买船炮》，1957年版。
[28]《海防档》（甲）《购买船炮》，1957年版。
[29]《李鸿章全集·奏稿》卷20，时代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30]《海防档》（甲）《购买船炮》，195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