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纪先生
我老家芦洪市的房子，建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在当时芦洪市，那是第一座红砖房。房子设计得比较简单，没甚创意：前面三间，后面三间；上下两层。后面正中那一间靠后墙装了一级一级的楼梯，到二楼的时候中间这一段没有砌后墙，只砌了一条高约一米的水泥护栏。
屋后是一片水田，水田比房子的地面差不多低出一米。小时候我总爱爬到二楼去，站在楼梯板上，扶着水泥护栏观望那一片水田。常常会看到有人在水田里踩来踩去，时而伸出手剜出一些泥巴来，只一会功夫，就抓出一条拇指粗的黄鳝。黄鳝扭动着身子，缠绕着他的手腕，使劲地挣扎。他只将手轻轻一甩，黄鳝的身子就松开了手腕，他赶忙将黄鳝扔进了别在腰间的篾篓里。我看得好生羡慕，但我做不来，也不敢，——我怕摸到蛇，最主要是我腿脚不方便，下不了田。
我会做的就是钓青蛙：水田靠近我家后墙处，有将近两米宽的湿地是基本上晒不到太阳的，——只在傍晚的时候才有一点太阳的余晖照射过来。水田的主人也从不将禾苗插在这一小块湿地上。湿地上长满了杂草，常有青蛙跳跃着捕食杂草上的虫子。我将钓竿的丝线从二楼放下去，一只手擎着钓竿轻轻地抖动，让细铁钩上的饵料在湿地上一上一下来回地弹跳。要不了多久，就有一只青蛙上钩，被我拽上二楼来。我用另一只手赶紧抓住了，心里欢喜不已。
我自幼腿脚不方便，不能像别的小伙伴那样到处疯跑。只有这一条水泥护栏，给了我些许的乐趣。可惜后来这条护栏被毁掉，——我爸请了砌墙师傅把后面给砌满了。说是防贼，也为防飘风雨打湿楼梯板。
我妈说我的腿是发高烧而烧坏的，那时我还不到一岁。在我快满两岁的时候，父亲把我带到常德一家部队医院治疗，被医院诊断为“小儿麻痹症”。于是，我在这家医院做了人生的第一次大手术。直到七、八岁的时候我才能蹒跚着走十几步，每次走几米远就要停下来扶着桌子或椅子等物件稳住身子，——也就在这个时候，我入学了。我妈找了一张一尺多长的木凳子给我，让我扶着木凳子去上学。
从我家到学校不远，大约一公里多点（全是土路），但我要花四、五十分钟才能赶到学校。中午我不回去，由我妈送饭到学校来。下午放学后，回家就不那么急了，我常常是走到半路上就歇一歇。后来干脆在歇着的时候把课本拿出来，放在凳子上写一阵子作业。有好些回，正写得起劲，突然就下起雨来。我赶紧将课本收到书包里，放在凳子上，将身子压上去遮住雨水，一动都不敢动，任凭密集的雨点打湿了我的后背。不多时，妈妈放下了手里的活计（妈妈跟着爸爸打铁，主要是打农具），打着雨伞匆匆忙忙一路寻来将我背回了家。
有一天我爸听到消息：鹿马桥一家旅社住进一位医术非常高超的水师。据说，水师来自邵阳，擅长开刀，专门医治像我这样的腿病，已经治好了蛮多人。我爸赶紧带着我来到鹿马桥，不多时就打听到那个水师租住在靠近河边的一家旅社里。水师白天背着一个医药箱到处走，只在散黑后回旅社。于是，我们就在那家旅社里等着他。
终于等到水师回旅社。水师说还没吃饭的，于是我爸去外面小炒店里买了几个菜，打上一壶酒，请水师一起吃饭。
酒足饭饱后，水师把我的腿仔细地检查一番，又向我爸问了一些情况，当晚就在旅社里让我爸租了一个床铺给我做“手术”。水师打开医药箱，先用酒精在我大腿上来来回回地擦了十几遍，随后就拿出一把磨得锋利的小刀来，嘱咐我爸将我按住。当刀片划开我皮肉的那一刻，我感觉好像有无数的带着倒钩的细钩子钩住了我的大腿肉在撕扯。我痛得大叫，拼命地挣扎。我爸一脸茫然地望着水师，疑惑地问：
“怎不打麻药？”
“这种病能打麻药吗？！”水师严肃起来，向我爸解释：“所谓麻痹症，就是神经被麻痹了，如果把麻药打下去，那脚不是更麻痹了？他现在还能走几步路，要是以后连这几步都走不了，那不是害了他一生世？”
我爸听得似懂非懂，水师又解释道：“我的法子，就是要挑动他的神经，刺激他的神经，唤醒他的神经……”
我爸似乎听懂了，复又“狠心”地将我按在了床板上……
大约半个小时后，“手术”终于做完。一共开了三刀（大腿上的三个位置），鲜血染红了好几层缠绕在大腿上的纱布。
水师收了钱后，坐在凳子上就和我爸聊开了。水师说，他以前劁过猪、阉过头生（鸡），练就了一手好指力。一个有名的老水师看他劁猪时，手法非常地娴熟，就收他为徒，教他治伤、做手术。因为好学，又非常勤快，对师傅也蛮孝顺，老水师将一身的绝技传授给了他……现在几乎是没有什么手术是做不了的。
最后，水师告诉我爸，像我这种情况蛮严重的，起码要做三次手术。第二天，我爸将水师带到家里来吃中饭，并嘱咐他下次直接到我家里来做手术。一到放寒、暑假时，水师就准时地来到我家。等到三次手术做完，水师再也没有来过，杳无音信。我爸彻底明白过来：他就是一个江湖*子骗**！
小学上到三年级后，我爸请木匠师傅给我做了一付拐棍，让我学会用拐棍走路。这样比起抱着凳子走路轻松多了，也缩短了我上学走路的时间。
也许是我自身的缘故吧，有时候我的思维竟跟不上班里的同学们，以至于常常闹出一些笑话来。一次数学考试，试卷上有这样一道题：一种箩筐可以装20斤苹果，现有100斤苹果，问要多少只这样的箩筐才能将苹果装完？我在试卷上写出的算式是：1÷20=0.05；0.05×100=5。老师阅卷后很不解，第二天在课堂上把这两个算式写在黑板上问我：“你来解释下，你这两个算式是什么意思？”同学们瞧着黑板上的算式哄堂大笑。我红着脸，怯怯地解释道：“一只箩筐装20斤苹果，那么装1斤苹果只要0.05只箩筐，装100斤就要5只箩筐。”
“箩筐都是一只一只的，哪里有什么半只箩筐或者零点几只箩筐的？”老师把眼睛盯着我，笑问，“那你说说，0.05只箩筐有多大？”同学们再一次地笑得前仰后合。我的眼泪都快流下来了，低下头向老师打了一个比方说：
“一个师傅织一只箩筐，用了20天时间，那么平均每天织0.05只箩筐……”
“20天时间才织一只箩筐？那个师傅打摆子克了！”老师不等我说完，马上打断了我的话。同学们又是哈哈大笑。
小学只有五年，一眨眼就毕业了。我的成绩超出二中（耀祥中学）的录取分数线，但二中离我家太远，有8里路，上下车不方便。只好选择次一点的芦中学校（即芦洪市中学。离我家不到3里路）。我爸带我来到芦中学校报名的时候，学校的几位领导看到我这种情况，都劝说我爸不要送我读了，理由是：我要出了什么事，学校负责不起。有的老师建议我爸给我摆一个摊子出租连环画（租书人就坐在摊位四周的凳子上翻看，看完一本书付2分到5分钱不等，根据连环画的厚薄来定价）。我爸说不过他们，只好带着我悻悻地回到家。后来街坊邻里都知道了这事，大家愤愤不平。有一位在镇政府里任职的官员听说了这事，找到我家了解我的情况后，写了一张条子送到学校去，批示：特殊情况，特殊对待。于是，学校极不情愿的接收了我。
开学的第一天，有一节历史课。历史老师（是女性）等大家坐好后，望了我一眼就提问：“什么叫历史？第一组第一个，你来回答。”我怔住了，不知道哪一边是第一组。老师用教鞭指着我说：“就是你了。你坐着回答，不必站起来。”我在小学虽然学过一点点简单的中国历史，但这个问题我回答不上来。况且，小学的历史老师从来都没有这样提问的，提的问题都是一些历史课本上的人物或发生的事件。我红着脸，坐在那里非常的难过。
“谁来告诉他，什么叫历史？”老师问同学们。良久，没人回答得上。老师只好向我们解释道：“历史，简单地说，就是过去发生的人和事件……”
初二学到物理了。不知怎的，我对物理课特别的感兴趣。我们物理老师讲起课来格外的生动有趣。老师讲的每一句话，我都听得津津有味。当有听不明白的地方时，我总要问个究竟才罢休，所以物理老师总爱点我回答问题。在一节物理课上，老师向大家提问：一斤棉花和一斤铁哪个重些？大多数同学都回答说一样重，也有少数几个同学讲不一样重的：有说铁重的，也有说棉花重的。老师看我没做声，又叫上我了：“你来说说，铁和棉花哪个重些？还是一样重呢？”
我还没想好，因为老师之前反复地跟我们强调过：“重量”是由引力而产生，与“质量”是两个概念不同的物理量。难道老师要考验我们对这两个物理量的认知？我心里这样想着，随口说了句：
“不一样重。”
“哦！那你说说，怎么不一样重？”老师追着问。
“因为、因为……”我有点紧张起来。突然我想起了老师以前讲过的：同一质量的物体在月球上的重量只有地球上的六分之一。于是，我赶紧回答：
“它们的质量是一样的。但是把一个放月球上称，一个放地球上称，重量就不一样了。”
“当然都在地球上称啊，哪个还能把东西拿到月球上称？”老师笑道。
“在地球上称也不一样，”我急忙说。因为这时候我又想到了空气的浮力，于是我解释道：“地球上有空气，空气对物体有浮力。它们质量一样，但密度不同，所以体积也不同，受到空气浮力的大小也不一样，所以称起来不一样重。”
“这个差别很小，微乎其微，可以忽略不计，”老师说，“不过你说的也有道理。但课本上的答案是一样重，考试的时候，你必须按课本来，不能由你的想法去答题。”
随着年龄的增加，我对于锻炼腿脚的意识增强。经过几年的锻炼，我逐渐地丢掉了拐棍。有时候我可以连续走2、3里路甚至3、4里路。也就在这个时候，我读完了整个中学。但终于没能考上大学，从此我就永远的离开了学校。
在家非常的无聊，我想找点事做。但我没有技术，又干不了体力活，家里人为我的事操碎了心。
我有一个嫁到冷水滩的姐姐，得到消息说，江西那边有个医院每年在冬季的时候收治小儿麻痹症患者，冷水滩有人去治过了，效果蛮好。我姐特意找到那个人问了情况，又抄了医院地址，让我爸也带我去治疗。说，腿不治好，真的做不了什么事。并且告诉我们，别人的腿脚原先比我的还差，只做了几次手术，现在都可以跑步、挑水了。我爸动心了。我自己也蛮想去治一治。
与医院那边取得联系后，医院给我们定了一个大致的时间段。嘱咐我们须在这个时间段内赶到，不要去晚了，因为只有一个月的收治时间。于是，*日我**日盼望着那一天的到来。
时候已然到深冬，约定的时日也将至。我爸带上我提前了几天出发。这一年，我未满20岁。
我们在冷水滩上的火车。坐了一夜加一个上午，又乘了几趟汽车赶到江西丰城县。这个时候下起了毛毛细雨，我们已经很疲惫了。下一站是曲江镇。到曲江要坐船，我爸背着我匆匆地赶到了江边。船还没到，我们就在岸边等着。四周是空圹的荒山，远处稀稀落落的立着几间草棚。湿冷的北风呼呼地吹，将岸边枯萎的茅草吹得瑟瑟发抖。我爸灰白的头发被吹得向一边攒起，胡须上已凝结起一层水雾，——那一刻，我感觉好悲凉，好凄惨。
赶到医院的时候，天已经黑了。
医院很大（主要是床位多），名称叫“XXX血防站”。以前主要收治血吸虫病患者，后来血吸虫病基本上得到控制，慢慢地也接诊其他病患者。每年冬季，都要去黑龙江省佳木斯市一家骨科矫正医院聘请一位手术大夫（姓名叫秦泗河）来血防站做小儿麻痹症手术，签约一个月。全国大部分省市都有患者去治疗。
我们早了差不多一个星期。医院里除了几个人值班外，空荡荡的。负责人将我们领到一间比较大的病房。病房里已住进一对父女俩，他们也是从湖南过来的，先于我们一天到达。因为是老乡，感觉格外亲切，不多久我们便熟识了。女孩才10岁，叫我哥哥。我爸和她爸一起上街买菜，一起喝酒聊天。她吃了饭就和我玩扑克牌。
人员陆陆续续地到来，才几天的时间，医院的病床就快住满了。秦泗河大夫也提前合同一天到达。第一天是体检，化验血液、小便等项目。第二天就开始做手术。
当护士长叫我做好准备的时候，我知道第一个就轮到我，心里不免紧张起来。小妹妹赶紧安慰我，给我打气：“哥哥，不要紧的，我爸说打了麻药一点都不痛。”
我是半麻醉，当刀片划开我腿部肌肉的时候，不觉得痛，但有明显的接触感和酸胀感。大夫用钢锯和铁锤矫正骨头的时候，有很强的震动感。
手术还算顺利。接着是缝线、打石膏固定。随后护士们把我从手术室推出来送进了病房。
几个小时过去，麻药慢慢消散，下肢渐渐地有了知觉，一股股温热的暖流一阵接一阵地袭向术肢。吃过晌饭后，术肢开始一阵一阵的胀痛：痛一阵子，消停一下。开始是慢节奏，随着麻药的完全散去，胀痛的节奏越来越快，也越来越强烈，以至于痛得将要喊出来了。我咬着牙极力忍着，但我终于没能忍住，“哼哼”声不断的从喉咙里被挤出来。
小妹妹因为脚后跟有轻微的冻疮，护士长让她用火炉子多烤烤。她是第二天下午才做的手术。
当麻药散去的时候，已到晚上九点多了。小妹*痛妹**得大声地喊叫，整夜的哭个不停，——那种撕心裂肺的哭喊声揪动着病房里的每一个人。她才10岁啊！怎么承受得了？我也想不出什么话来安慰她，只是默默的为她祈祷。但愿她经过这种凤凰涅槃式的苦痛之后，尽快获得“重生”。
……
往事不堪回首，于我却弥足珍贵：每当夜深人静之时，满身疲惫的我爬上床来，往事就一幕幕浮现在眼前。于是，我又重新振作起来，——那么多的苦难日子都挺过来了，眼下的这点困难又算得了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