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社会管理创新：人心管理与社会资源配置

第八章 社会管理创新：人心管理与社会资源配置

当前，中国正在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然而，无论如何管理，最终还是要落实到对人的管理。离开了人，社会管理便无从谈起。所以，从根本上讲，社会管理是对人的管理。胡*涛锦**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说，“社会管理说到底是对人的管理和服务”，即点明了社会管理中这一基本的特点和规律。

一、人心、道德与社会管理

如前文所述，社会管理无非两个方面：一是人心管理；二是行为管理。然而，自古以来，中国就尤为重视人心管理在社会管理中的作用地位。中国人历来强调“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管子·霸言》说：“夫争天下者，必先争人。”《孟子·离娄上》说：“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周易·咸》则云：“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这都表明人心管理在社会管理中的地位和作用。

事实上，中国历史上也有无数的例子可以证明这一点。例如，秦朝之所以短祚而亡，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过于重视行为管理，而忽视柔性的人心管理。秦朝建立以后，法家思想得到认可，而对儒家思想极力排斥，实行“焚书坑儒”。在法家思想的指导下，秦朝实行严刑酷法，凡事以法为本，不分亲疏、一断于法。可是，虽然法律对于社会秩序的维护具有一定的保证作用，但问题的关键在于，秦朝过于夸*法大**律的作用，无限放大了法律的管理范围，这样势必招致民众的不满，致使其统治不得人心，百姓怨声载道。所以，这个以*力武**称霸天下，以律法管理天下，以强大横行天下的秦朝，仅仅存在15年便迅速地灭亡了。

所以，汉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正式确立儒家思想的主导地位。儒家思想主张以民为本，为政以德，认为“德礼之治”乃是最理想的社会管理模式。

众所周知，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仁”。《论语·颜渊》提到：“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论语·雍也》也提到：“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那么，怎样才能达到仁的境界？孔子认为：“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论语·颜渊》）意思是说，努力克制自己的欲望，按照礼俗规范的要求行事。仁与礼可谓互为表里，仁是礼的内在精神，礼是仁的外在表现。“克己复礼”可以说是儒家思想的“切要之言”，也是人们修德养性的基本方法。

可见，相比于法家而言，儒家的社会管理思想更加重视人心管理。汉朝确立儒家思想统治地位的同时，标志着中国社会管理正式确立人心管理的主导地位，开始从秦朝的“以行为管理为主”向“以人心管理为主”转变。这其中的一个重要措施就是“引礼入法”，所以，汉代以后法律常称“礼律”。

在此之后，中国历代王朝也都基本上仿效汉朝，在社会思想上继续强调儒家的主导地位，在社会管理上亦是非常重视人心管理，其管理措施更多的是依靠道德礼俗的教化作用，力图通过道德礼俗的教化作用，提升人们的道德修养，凝聚人心，规范行为，从而达到维系社会秩序的目的。例如，唐代《唐律疏议》就提出了的“一准乎礼”的社会管理思想，认为“德礼为政教之本”。

因此，道德礼俗成为传统中国社会的基本组织方式，同时也造就了传统中国独特的社会秩序。可以说，中国传统社会秩序完全是以道德礼俗来组织和维系的，“中国社会以道德代宗教，以礼俗代法律”（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257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在“礼俗社会”之中，道德礼俗已经内化于心，社会成员行为处事总是主动服礼。面对选择的时候，社会成员首先要考虑的是“克己复礼”，遵守礼俗规范，恪守伦理道德，其次才会考虑合理或合法的问题。正如梁漱溟所言：“中国旧日社会秩序之维持，不假强制而宁依自力……然强制虽则少用，教化却不可少。自来中国政府是消极于政治而积极于教化的，强制所以少用，盖在缺乏阶级以为操用*力武**之主体；教化所以必要，则在启发理性，培植礼俗，而引生自力。”（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182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众所周知，法律制度一般是国家的，道德礼俗则一般是个人的和社会的。法律制度是外在强加的，具有强制性；而道德礼俗则是自发形成的，具有自愿性。外在强加的东西，容易遭到反抗；而自发形成的东西，则容易受到遵从。因此，基于道德礼俗形成的社会秩序，因其能够深入人心，凝聚人心，能够得到社会成员的普遍认同和主动服膺，所以，相对来说是一种比较稳定的社会秩序。这也是中国大一统封建传统社会秩序能够存在并维系两千多年的一个重要原因。在此期间，虽然改朝换代不断，但是换来换去还是那样一种社会秩序模式。

二、人心管理与社会公平

道德教化虽然可以型塑人心，凝聚人心，但人心并非完全受制于道德礼俗，同时还要受制于人的各种欲望及需求。比如，宋代理学曾把“人心”与“*欲人**”结合在一起讲。程颢说：“人心惟危，*欲人**也；道心惟微，天理也。”（《河南程氏遗书》卷十一）程颐说：“人心私欲，故危殆。道心天理，故精微。”（《河南程氏遗书》卷二十四）朱熹认为：“人心亦未是十分不好底。*欲人**只是饥欲食、寒欲衣之心尔……”（《朱子语类》卷七十八）。也就是说，人心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与人的欲望需求联系在一起的。人之需求是人心的基础，如果人的需求尤其是一些基本需求得不到满足的话，那么，所谓人心凝聚就只能是一句空话。

确实，道德教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人的欲望及需求，使之更加符合社会价值要求，而不至于私欲过度膨胀。但道德教化绝不可能完全取代人的欲望及需求。正如马克思所言：“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1卷，7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更何况，“人以其需要的无限性和广泛性区别于其他一切动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9卷，13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所以说，人心应当是人的欲望及需求与社会道德礼俗共同作用的结果：既受到人的欲望及需求的驱动，又受到社会道德礼俗的约束；既有心理性或生理性，又有道德性。心理性与道德性，可以说是人心的两面，二者相依相存，不可分割。梁漱溟认为：“说人心，应当是总括着人类生命之全部活动能力而说。”应当从其机体内外两面来看待它：所谓“对内的一面”，即“人类机体所赖以维持其机体内部日夜不停的活动能力”；所谓“对外的一面”，即“人在其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中，既有所感受，复有所施为，既又有所施为，复有所感受的那些活动能力”（梁漱溟：《人心与人生》，24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事实上，所有的人都是现实中的人，都身处特定的社会环境之中。每一个人既有自己的欲望及需求，又要受到社会道德的约束。即没有纯粹的“欲望人”或纯粹的“道德人”。正是在个人需求与社会环境之间，在欲望与道德之间，人心才得以形成。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人心在本质上应当是人们对现实社会生活的一种自觉体认。正如梁漱溟所强调的：“所谓人心，离开人的语嘿动静一切生活则无以见之矣。是故讲到人心必于人生求之。”“人心，人生，非二也。理想要必归合乎事实。”（同上书，15~17页。这里的“人生”，就是人的现实生活或社会生活。）

由此可见，“人心”与心理学中的“自我”较为相似，它遵循的是一种“现实原则”。精神分析学家弗洛伊德认为，自我是现实化了的“我”，处于本我（本能的我）与超我（道德的我）之间的意识结构部分，按照现实原则活动，既要受到个*欲人**望的驱动，又要不致破坏社会道德规范对它的要求（参见［奥］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76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事实上，中国历史上人心管理似乎更加重视人心之中社会道德性的一面，而对人的心理性一面则关注不够。虽然中国人也讲心理，但更多的是一种社会心理，讲的是为人处世之道，而很少关注人的内在心理和需求。对此，香港著名社会心理学家彭麦克（Michael Bood）曾指出：“心理学不幸是由西方人创建的，结果，西方的心理学研究了太多的变态心理和个*行为性**。如果心理学是由中国人创建的，那么它一定是一门强调社会心理学的基础学科。”

心与物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心之与物，其犹前之与后，上之与下，左之与右，要比相对待而有见焉。如非然也，心物其一而已矣，无可分立者。”（梁漱溟：《人心与人生》，26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所以，个人心理状况的好坏与外在的物质世界尤其是自身的利益需求能否得到满足直接相关。如果自身的利益需求能够得到满足，心态则会趋好；反之，心态则会趋坏。对于整个社会而言亦是如此。社会心理尤其是社会心态的好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民众的社会利益和需求能否得到满足。因为在人的利益和需求面前，尤其是在人的基本需求得不到满足的情况下，即便有道德约束，道德的力量也会显得十分苍白。道德再高，也不能没有“面包”。

这或许是中国历史上每到王朝末年总会出现社会乱世的一个重要原因。尽管中国历代王朝都非常重视道德教化对人心的管理，但却往往忽视了民众尤其是底层民众的社会利益和需求。一些统治者为了满足自己的极端私欲，不断搜刮和压榨民众，致使民众生活状况不断恶化，无以为生。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心态难免扭曲，人心逐渐涣散，统治基础开始动摇，由此而出现社会乱世便在所难免。比如，元朝末年，统治者不断向老百姓收取各种名目繁杂的赋税，剥削和压榨民众，导致民不聊生，怨声载道，所以才会被朱元璋领导的农民起义所*翻推**。

所以，人心管理除了需要进行道德教化之外，还必须协调好各方面的社会利益，促进社会资源优化配置。那么，如何才能进行社会资源优化配置呢？其关键在于能否实现社会公平、公正和社会正义。毋庸置疑，公正需要平等。因为严重的社会不平等，不仅会使底层社会民众的社会资源被剥夺，导致基本需求也得不到满足，而且会给底层社会民众的心理带来一种强烈的剥夺感。前者在社会学上被称为“绝对剥夺”，后者在社会学上被称为“相对剥夺”。然而，无论是绝对剥夺还是相对剥夺，都会引发社会民众的不满与公愤，激化社会矛盾，引发社会冲突。

那么，如何才能实现这种社会公正呢？这就要做到“包容共享”，无论是社会资源还是社会机会，都应该向所有的人开放，要使所有的人都能共享社会发展带来的福祉和实惠。具体来说，我们要做到三个方面：机会公正、程序公正和结果公正。机会公正是指提供给所有社会成员以同样的竞争机会，也称作“起跑线的公正”或“出发点的公正”。机会公正是合理竞争当中最为重要的环节，它决定着所有成员能否有机会参与竞争。如果在竞争之前就把一部分人排斥在外，这是最大的不公正。反之，如果某些社会群体被放在特权地位上，在别人还没有起跑时就已经到达终点，这也是极大的不公正。程序公正是指竞争规则的公平，即参加社会活动或社会竞争的群体、成员能在同一规则下被平等对待，也称作“竞争过程中的公正”。结果公正是指社会活动结果的公正，即不管个体活动的差异有多大，所有成员在最终结果上均获得了相等的政治和经济地位、相等的报酬或社会资源（参见李强：《社会分层与社会空间领域的公平、公正》，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2(1)。）。

因此，我们所追求的社会公正应当是一种更加全面的公正观念和公正制度，它表现为机会公正、程序公正、结果公正三者的有机统一。片面地强调或牺牲哪个方面，都是不适当、不完全的，都是有缺陷的。只有三者有机结合，创造更加公正的竞争机会、公正的程序条件和公正的分配结果，才能让所有社会成员都享受社会发展所带来的福祉和实惠。

三、优化资源配置，促进人心凝聚

人心管理是社会管理的基本方面，是中国历代社会管理的重中之重，也是当前社会管理创新的关键所在。至于如何做好人心管理，也是摆在当前社会管理中的一个重要议题。

如今，尤其是在道德持续滑坡的现阶段，要加强道德建设是毫无异议的。毋庸讳言，我国道德滑坡已经到了极为严重的地步。其原因主要在于：一方面，随着社会转型的不断推进，传统道德礼俗遭到极大破坏，已很难担负起教化人心的作用；另一方面，尚未建立起一种新的道德体系，以有效地统领整个社会的道德观念。人心管理依赖道德教化，没有良好的道德进行统领无疑会使整个社会的人心走向涣散。所以，加强人心管理，首先应当加强现代社会道德建设，建立一种能够统领人心、凝聚人心的新的社会道德体系及价值体系。那么，如何建设新的社会道德体系呢？我们认为，至少应当考虑这样几个方面：一是中国几千年来的优秀文化传统不能丢，这是中国人的根；二是执政*党**60多年来取得的成就和发展基础不能忘，这是中国社会的现实；三是现代化、全球化是大势所趋，应当趁势而上，顺应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潮流。事实上，*共中**中央最近提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即“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用24个字高度凝练、高度抽象地概括了我国现阶段全国人民“最大公约数”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想和目标的表述（参见杨雪梅等：《三个倡导塑造时代精神气质》，载《人民日报》，2012-11-11。），同时也是我国现阶段最高的道德规范。所有的人都应当深入领会，要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用其指导我们的日常生活实践。这样，社会的道德水准才能够更上一个新台阶，人心才有可能凝聚，社会才能团结有序。

然而，除了道德建设之外，人心管理中还有一个更为根本性的问题也不能忽视，这就是人的基本需求的满足。可以说，人的需求是整个社会管理当中最根本、最基础的问题。人的需求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是人的生存本能，一定的满足或不满足则会在一定程度上导引人之向善或向恶。所以，人的需求可以说是人心向善或向恶的根本基础。正如博弈论者所主张的那样，任何人同时都既有天使般善的一面，也有魔鬼般恶的一面，善恶的比例孰大孰小，则取决于各方报酬得到的多少。也就是说，是能够合作的天使得到的报酬多，还是投机取巧的魔鬼得到的报酬多（参见［美］福山：《大分裂：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重建》，刘榜离、王胜利译，225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所以，无论是人心管理，还是行为管理，都离不开对人的基本需求的满足。这其中最为关键的问题是，在社会资源总量有限的情况下如何进行优化配置，实现社会公平、公正。

社会资源优化配置是整个社会管理的核心，无论是人心管理还是行为管理，都以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为前提。社会资源配置是否合理，将直接关系到人心能否凝聚，行为能否规范。改革开放以前，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们奉行的社会公正观念，大体上是一种结果公正。国家几乎掌握一切社会资源，依靠行政力量，依托单位组织，统一生产、统一分配，建立起了一种社会资源配置的“一元模式”。国家成了社会资源配置的唯一主体，也是社会管理的唯一主体。这种片面的结果公正观念和资源配置体系，虽然使得社会资源配置大体均等，但严重挫伤了劳动者的积极性、自主性、主动性，其结果是导致整个经济运行效率低下。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确立，社会资源配置逐渐从“一元模式”向“多元模式”转变，原先的“平均主义”局面已被打破，社会生产率不断提高，经济运行效率不断提升。但在近些年来又冒出另外一种令人担忧的局面，即贫富严重两极分化问题。贫富严重两极分化已经极大地伤害了底层民众的情感，引发了底层民众的不满和公愤，进而威胁着整个社会的稳定。

所以，当前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优化社会资源配置，促进社会公平公正和社会正义，抑制贫富过度分化，促进社会包容共享。只有这样，人心才能凝聚，行为才会规范，社会秩序才能稳定，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社会和谐，国富民强，文明昌盛。反之，如果社会资源配置不好、不够合理，社会矛盾势必加剧，人心则会出现涣散，社会难免走向失序。就像2014年央视春晚小品《扶不扶》中的一句台词所说的一样：“人倒了还可以扶起来，人心倒了可就扶不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