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力暴**和性犯罪事件，无论对个人还是社会来说，情况都非常特殊，也很容易引起争议。为了让大家对这类事件有一个更直观的认识，我们来看一组数字：以中国台湾为例，在2016 年，台湾警方一共接到了1.3万起性侵案件的通报，但其中只有大约四千起案件会得到警方处理，不到三分之一。而在这四千个案件里，大概只有一半会得到正式起诉，也就是说起诉率是15%左右。
通常我们很少用“幸存者”这个词去指涉其他种类犯罪的受害者，因为我们不会用这个词来形容被偷、被抢、被打的人。当用到“幸存”这个词时，仿佛都在描述一种*杀屠**，像是二战集中营、校园枪击事件、恐怖袭击等。之所以会用“幸存者”这个词来形容性*力暴**受害者，是因为这种*力暴**和*杀屠**有一个相似点。某种程度上，性*力暴**不完全是由个人施加的，而是整个社会施加给受害者的。更进一步说，是加害者与受害人在年龄和性别上的双重不平等所造成的。
当我们分析故事中的*力暴**事件，无论是精神上还是肉体上的*力暴**，都可以分别站在施暴者和受害者这两种不同的角度，去了解让这种*力暴**产生的不平等状态。
首先我们来说说“年龄”这个因素所造成的不平等。大家都知道，在东亚文化的伦理体系中，君臣、父子、师生等各种社会关系，本身就暗含着一种不对等的状态。而受到“尊师重道”这一道德观念的影响，师生关系也是这种不对等关系里最重要的一个环节。老师对于学生来讲，其年龄的优势，不仅仅体现在岁数比学生大，更体现在人们默认年龄背后就一定包含着相应的资历优势和经验优势。这是老师对于学生可以形成文化权威的社会观念来源之一。在故事中，身为教育行业资深人士的李国华，要比刚刚小学毕业的房思琪大三十七岁，无论在学业还是生活上，都自然而然扮演起老师和长辈的角色。
在这种话语体系之下，学生不应该反抗老师，因此房思琪对李国华大部分时间都表现出极其顺从的状态。而师生恋更是见不得人的“丑事”，因为打破伦理关系的恋情甚至可以被称作“*伦乱**”，因此房思琪被深深禁锢在这个道德陷阱之中，无法脱身，也不敢大声求助。
她甚至不得不完全扭曲自己，告诉自己不仅要喜欢老师，还要爱老师，因为爱是最能包容一切的：爱人之间无论发生什么事都是被允许的，爱人无论对自己做什么，也都是可以被原谅的。
虽然女主角深陷困境，但不代表她没有任何作为。实际上，作者林奕含想要通过文学的方式，让女主角房思琪去试探性地突破这层不平等关系。在李国华*暴强**了房思琪之后，他把自己的行为归因于思琪，“都是你的错，你太美了”，“你那么美，但总也不可能属于全部的人，那只好属于我了。”
这理由听起来无比荒唐，但如果把“都是你的错，你太美了”这样的话置于一个文学的情景中，或者一对相爱的情侣之间，就会发现这种话语是完全成立的。在故事中，女主角所能做的第一层突破，就是自身思想上的突破：让自己从曾经懵懂的状态里清醒过来，从对老师的文学权威的迷信中跳脱出来。
当她能够冷静看待的时候，就发现李国华这种“说爱如说教”甚至之后实施了*暴强**、*虐性**待，却仍然用一套看似美好的说辞来合理化自己的行为，是一种畸形的、矛盾的思想体系，但又是一种对施暴者自己无限宽容的思想体系。看透了这层关系，思琪就已经从这场畸形的关系以及包围着自己的罪恶感中跳出来一小步。
从另一方面来看，我们说“年龄”是施暴者和受害者之间不平等的关键因素，还在于儿童和成年人的心理关系上。我们小的时候常被家长教育，不要随便听信陌生人的话，但这种心理上的防备是很容易被撤销的，因为我们的成长紧紧依赖于成年人和长辈的引导。正因如此，儿童很容易对日常生活中相对获得某种身份担保的成年人（比如亲戚长辈、学校老师、父母的朋友或同事等）产生信任感。
在故事中，与思琪、怡婷关系亲密的伊纹姐姐就是遭受这种性别不平等待遇的例子。为了婚姻生活，她放弃了自己非常喜爱的文学专业和职业道路嫁入钱家，曾经的许伊纹女士变成了“钱太太”。钱家的公公婆婆看到伊纹在家里看文学相关的书籍时，很瞧不上眼，甚至还会冷嘲热讽，因为他们觉得“肚子是拿来生孩子的，不是拿来装书的”。
还有一件更可怕的事情是，无论是钱一维的父母还是介绍伊纹嫁入钱家的邻居，都向伊纹隐瞒了钱一维一个非常恶劣的缺陷，就是这个男人不仅酗酒，而且喝醉后还有严重的*力暴**倾向，婚后不久就整日出去喝酒应酬，回来后便对妻子拳脚相加，打得她体无完肤。而伊纹碍于面子和自尊心，不得不忍气吞声。
原本，伊纹作为思琪她们的“文学保姆”，是两个孩子最喜欢、最信任的成年人。思琪遭遇*暴强**的惨剧发生后，她最有可能倾诉秘密的对象也只有伊纹。但因为伊纹沉浸在自己的痛苦中，让思琪觉得自己没法再将更多的痛苦倾倒在她身上，因此直到最后自己发疯也没有将真实遭遇说出口。
反观李国华，正是利用了这种性别上的不平等观念，来一步步扩张自己的罪恶。前面提到，在诱奸房思琪之前，李国华狩猎女学生的经验已经相当老到了。他非常善于把控这些女生的心理，同时利用社会道德方面的压力，来达到控制这些女生的目 的。
他很了解这些女学生在感情方面的弱势，因此在与她们发生关系之后，他会用各种花言巧语与谈情说爱的修辞来包装这种不正常的关系。在初次*暴强**了思琪之后，李国华对思琪说：
“这是老师爱你的方式，你懂吗？你喜欢老师，老师喜欢你，我们没有做不对的事情。这是两个相互喜欢的人能做的最极致的事情，你不可以生我的气。你可以责备我走太远。你可以责备我做太过。但是你能责备我的爱吗？你能责备自己的美吗？”
正是通过这种方式，李国华把原本充满*力暴**的强奸弱化成了诱奸，进而把这种关系包裹在一层虚假的爱恋关系的糖衣里面。同时李国华也知道“自尊心往往是一根伤人伤己的针”，不仅能把这些他已经伤害过的女孩拉回他身边，还会缝住她们的嘴。
房思琪曾经有几次寻求“场外援助”的机会，但却没能得到任何有效的回馈。第一次求助，是向自己的朋友怡婷。思琪曾试探性地问怡婷，如果自己“跟李老师在一起，你会生气吗”，而怡婷却将思琪的状况理解为不伦的师生恋和狗血的第三者剧情，回答她说：“你真的好恶心，我没办法再跟你说话了。”
第二次求助，是向自己的父母。思琪在饭桌上试探性地和自己的父母提到，“我们的家教好像什么都有，就是没有性教育。”而母亲的回答是：“什么性教育？性教育是给那些需要性的人。所谓教育不就是这样吗？”思琪一时间明白了，在这个故事中父母将永远缺席。他们旷课了，却自以为还没开学。
另一次，思琪又试图用更明显一些的方式向父母诉说，她说：“听说学校有个同学跟老师在一起。”母亲的反应竟然是“小小年纪就这么骚”。于是思琪不说话了，“她一瞬间决定从此一辈子不说话了”。
很多人可能认为，在互联网时代，这些女生应该利用网络向社会寻求帮助。可惜书中给出了一个失败的案例：受害者之一郭晓奇在被李国华抛弃时，便决定将自己的悲惨遭遇曝光在网络论坛上，结果她得到的不是同情和理解，而是*辱侮**和谩骂。人们将这种故事理解为肥皂剧中常见的三角关系：一个有钱有势的男人，一个年轻貌美的*妇情**，一个备受伤害的妻子。而作为第三者的女性，常常是人们率先进行道德批判的对象。
从上面的故事梳理中，我们不难发现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作为性*力暴**的受害者，他们所处的状况是非常特殊的。他们在向自己周围的亲友发出“救援信号”的时候，不会像其他类型的犯罪受害者一样直接说明情况，然后拨通报警电话。他们放出的信息近乎一种“暗号”。因为性*力暴**伤害的不单单是人的身体，更多伤害的是他们的精神与感情。尤其是女性，她们还要面对社会道德方面的不平等待遇。
迫于这些压力，他们也许不会，也不太敢向周围的人们释放出明确的信息。用本书的评论者张亦绚的话来说，这些性*力暴**受害者的“语言未能承载核心经验”，因此他们的表达是不直接的。
第二个问题：作为家庭和社会成员，很容易忽视的一个问题，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由于女性在文化上处于弱势地位，因此不能像处理其他是非问题一样，对这些受害者的问题做出“是”或者“否”的二元论断。对房思琪来说，她已经努力突破了自己的情感束缚和不必要的罪责感，释放出了渴望和朋友及家人沟通的信号。但她得到的不是交流，而是批判。
这好比对方出了一道阅读理解题，而我们却按照判断题的方式去回答了对方，这样的沟通是无效的，是没能成功破译出被害人给出的“暗号”。放在现实中来看，这样的沟通甚至是有害的，因为它加剧了受害者的自我封闭——这些受害人好不容易从施暴者的牢笼中挣脱出来，但我们不仅没能够及时伸手把他们从危险边缘拉回来，反而把他们搡回了笼子里，还加上了一把新的锁。
既然我们将性*力暴**看作是由整个社会造成的不幸，那么为了拯救这些不幸，就只能靠发动社会整体的力量来予以挽回。但在房思琪的悲剧中，我们看到无论是朋友、家庭还是社会，都遗憾地缺席了这场拯救，或者没能给予正面的反馈。处在精神旋涡中的房思琪们，没能依靠自身的力量摆脱旋涡，反而成了孤立的个体，最终越陷越深。于是，“施暴者理直气壮，而受害者则背负上了道德的痛苦枷锁”。也可以说，这是性别的不平等加剧了天平的倾斜程度，让施暴者不费太多力气就原地捕获了他们的猎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