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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不孕不育夫妻逐年上升的现实中，一面是家庭，长辈，社会不断催生一胎，二胎；一面却是有很多女人放弃了工作、被人指指点点，甚至冒着生命危险却难以收获一个孩子。
绿灯对面就是浦东的蓝村路
2018年的初冬时节，我走进了名为“温馨小驻”的民宿房，这是上海浦东一个普通的三居室。每一个房间里摆着3张简易床，那床大约只有1米来宽，上面垫着海绵垫和薄棉絮，床上坐着大着肚子的孕妇，简陋的小床丝毫影响不到她们的情绪，她们自然地聚在一起，聊着“加药”、“减药”、“排队加号”……
没有经历过胎停育的人，永远体会不了“当一个女性很欣喜地知道一个生命钻到自己肚子里，不多久就被医生突然告知这个孩子没了活力，然后再面无表情地用各式各样的刀，剪之类的医疗器械将那个'小身体'从子宫里死拉硬拽”的疼痛感，也无法想象这个女人在此以后“空月子”里的泪流满面，和听着“你就是和这孩子没缘分”之类安慰的无言以对。
看到这张图片，就觉得熟悉亲切
我有过4次这样的经历。为了弄明白“其他女人’轻轻松松’就能生个孩子，为啥我不行？”——32岁时，我选择了裸辞，从贵州远走上海诊疗，走进80块钱一晚的民宿群租房。
当我自怨自艾地以为自己是天下那个最倒霉的人时，走出自己生活的那个小圈子，你会发现原来世界那么大，坚韧有力的人那么多。
下午3点，只有女生居住的逼仄群租房里突然闯进4个彪形大汉：“什么情况，怎么有男人进来？！”我们慌张地把薄棉被往自己身上拉。
“你们谁能陪薇薇姐去一下医院，她吃了保胎药后突然晕厥，我们喊了120过来。”从隔壁屋里走进来一个女生缓解了我们的心有余悸：“她一个人在上海保胎，我这刚怀孕两个月，不方便陪她去医院。”
“我还没怀孕，我陪她吧。”只是一瞬间，在我旁边床上坐着的女生媛媛自告奋勇。我仿佛是被她感动，说自己也只是在进行孕前检查，能同她一道去医院帮把手。
初冬的上海，淅淅沥沥地下着雨。急诊大厅里到处都是人，甚至没有一个让人落脚的地方。被送进来的薇薇脸色蜡黄地躺在大厅里：“好姐妹，你帮我去找床被子，我冷啊！”说话间，她又开始狂吐黄水——医生看过后，考虑她是孕妇，便只开了维生素B6和葡萄糖挂水缓解呕吐，预防酸中毒。
“我肯定是吃了硝苯地平降（子宫）动脉导致的。”薇薇有气无力：“你帮我看看，他到底给我挂的什么药，如果对孩子有影响，千万不要挂。我能忍过去。”医生一再给她保证没问题，她才安下心来。
那天的急诊大厅并没有这样昏暗
我和媛媛来来回回地帮她缴费，取化验单，询问医生结果——这时，素昧平生的我们才得知薇薇除了两次胎停育史外，还有十年的肾病史。她原本放弃了当妈妈的希望，可这个孩子的意外到来，她还是决定拼一把。
吊瓶里的水一滴，一滴地落下来，我和媛媛坐在医院的急诊大厅里聊着天。媛媛经历了4次胎停育，第四次胎停时，孩子已经孕29周，胎心的突然消失让她痛不欲生，引产时发生的大出血几乎要了她的命。
“没有小孩，总觉得人生缺点什么。”她说：“每次想起自己的经历都会流泪，但还是想试试，说不定就成功了呢。”
另一旁，急诊科医生建议薇薇姐在医院急诊大厅观察一晚。
“算了吧。我一个人从江西到上海来保胎。她们只是和我住一起的好心姐妹。”挂完水后，薇薇姐被再次抬回了群租房：“我每天都要打肝素，今天还没有打呢。”
群租房里的灯光昏暗，有的人已经入睡，有的人在往孕肚上涂着妊娠膏，还有的正在往肚子上扎肝素。
清晨4点去排队，果然加到了号
“快睡吧，我们明天清晨4点要起床去排加号。”一下午的熟识，媛媛提醒着我：“不然干不过黄牛！”
“你说，我们以后要是也这样，天天打肝素，吃药晕了怎么办？”我问她。
“哪有什么！你看住这里的，有几个不打？有的还打300多针呢！吃这么点苦，能得个孩子多值！”媛媛说。
我们真的就那样相互扶持，在不久以后把小生命装进了肚里，蜗居在上海群居房里，提心吊胆地度过每一分钟，每一个小时，每一天——吃着阿司匹林，打着肝素，塞着伟哥，每两周花300大洋见一次教授，听他说一句：“药不变”而欢天喜地——“no news is good news"。
面对选择，有时很难说清“值”与“不值”，大概女人和母亲之间横着的一个“孩子”，比马里亚纳大海沟还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