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时间，一则“六成00后大学生认为毕业十年会年入百”的热搜，让写字楼里的社畜们惊掉了下巴，大家打开手机看看上个月的工资条，而后男默女泪。
高薪，少数人的现实，多数人的梦想。人们向往它光鲜体面的一面，却未必能真正体味风光背后的代价。我们联系了4位 毕业10年后，年收入达到50万以上，甚至200万的优秀打工人，她们均已主动或被动告别高薪。有人不愿再忍受高收入工作的极度压榨，有人不得不承受大环境带来的风险与不确定性，从月入10万跌落至数千元，甚至零收入的状态。
他们的职场轨迹，也映照着中国经济转型的时代缩影。个人只是时代浪潮之中的一尾细浪，潮起潮落之间，个体命运也随之跌宕，即便你曾经年入百万。
高薪的代价
1年多前，柳昕离开了某互联网大厂。在这家公司，她所持股票与薪水加在一起，年收入在200万左右。
提出辞职之后，上司与她有过一次对话。听到柳昕“可能会考虑自由职业”的打算，那位一直与她不睦的上司，突然说了句“我好羡慕你啊”。
柳昕丝毫不怀疑这句话里的真诚。上司是公司高级管理层中唯一一位女性，柳昕目睹过她在公司高管会议上的处境，“那些男高管对她毫不客气，就像一群狼在撕咬一块骨头，老板骂起她来，更是不留一点情面”。
“没有生活，没有快乐，没有尊严，我一定不能像她这样”，看着坐在对面的上司，柳昕在心里默默地想。这是个中年女人，看起来神色疲倦，还带着点颓丧，比柳昕刚认识时胖了许多，柳昕知道，对方日常忙于一个又一个会议，无暇吃饭便靠着一杯杯奶茶充饥。
柳昕想过，如果自己在职场继续攀爬，最后也无非到达上司的位置。可像对方这样在权力缠斗中如履薄冰，是自己想要的未来吗？
这份工作柳昕只干了8个月，她形容自己“被恶心到了"。以至于辞职后再找工作时，她每次走进写字楼，看着密密麻麻的格子间“就想吐”，“一想到上班就觉得特别恶心”。
跳槽在这家公司之初，柳昕满怀获得“更高职位，更高薪水”的欣喜与憧憬。很快，她就体味到这份“高职高薪”的代价——公司派系林立，人浮于事；很多KPI指标纯粹围绕上市融资而设，以用户量为例，用户主要靠花钱购买、薅羊毛活动而来，尽管这些用户并非价值用户，但为了数字漂亮，以便更易融资，大量的财力和人力都做了类似的无用功……柳昕感觉自己的角色，还不如人们口中的“互联网螺丝钉”，至少螺丝钉所做的还是实事。
在实际工作中，柳昕经常被上司层层设卡，即便她克服各种困难顺利完成项目，最后得到的绩效依然极低，上司给出的理由是“你不爱说话”。后来柳昕才搞清楚，她并非上司的“自己人”，对方希望她早点主动离职，以便在这个位置上安排“自己人”。
对比2010年刚入行时的情景，柳昕感叹整个互联网行业的职场生态，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 那时我们真心觉得，能通过互联网改变世界 ”，柳昕形容自己刚毕业时的互联网职场氛围“就像谷歌一样”——员工特别自由，可以有很多的想法，公司也支持员工去尝试，那时还没有996，即便加班也有加班费，薪水待遇也甚是理想。
而今天的互联网职场，在柳昕眼里，已然成了条不归路 。 这一年多她面试过一些岗位，要么公司急功近利、管理混乱不堪，要么职位KPI定的极高，入职后必须承受高压。“这条路就像*场赌**一样，时间越长你被榨干得越厉害，却又很难走出去”。
柳昕的印象中，互联网行业下沉的迹象是从2016年开始的，这也是互联网进入下半场的节点，随着泡沫被挤出，行业红利减少，从业者入行门槛逐年提升，机会与之前相比少了许多。
当时柳昕32岁，在办公室里，同事们经常讨论起30岁之后的出路，讨论来讨论去大家还是得不出结论，“对于自己的未来开始迷茫”。那一年，她跳槽进入一家互联网巨头公司，往昔的自由、开放氛围逐渐消减，取而代之的是压抑与不适。
在这家巨头公司，上司习惯以“*压打**式管理”敦促下属。几年后柳昕听到PUA一词，才意识自己所受的精神操控与伤害。上司在细微末节的言语间，以关心的名义，讲些“你的能力本来达不到这个级别，但是你运气好”之类的话术。听多了之后，柳昕“真的就觉得自己不行”，后来她发现，上司也被更高一层的领导如此控制，自信心一再被打击，情况甚至比她更为严重。
在一日日的精神*压打**下，柳昕过得很是痛苦，“不开心，压力也很大，一回家就睡觉，周末长睡不醒的那种”。柳昕跟公司里一位应届毕业生关系不错，她见过对方刚进公司时意气风华的样子，“慢慢地越来越蔫儿”。有天俩人聊天，才发现两人下班后的时间，几乎都用来睡觉了。其后柳昕才知道，这种状态，其实是抑郁的轻度反应。
在35岁那年，卢青瑜大病了一场。发烧反反复复持续了一个月，她在心里隐隐怀疑自己患上了癌症。
那一个月，卢青瑜的日常是在“打点滴、工作、打点滴、工作”中度过。她停不下来，自己的收入与提成挂钩，负责的项目中途停手，前面的努力就白费了，“当时的想法是就算得了癌症，也得先把活干完，然后该治疗治疗，该化疗化疗”。
后来她才搞清楚，这场病的诱因，是过于劳累导致的免疫力下降，淋巴出了问题。
当时卢青瑜从事室内设计与工程工作，年收入在50万以上。金钱激励下，“整个人处于一种亢奋状态”。工作日晚上她回到家里，大多时候已是12点或凌晨一点，即便是周末，她也在赶方案或者出差。即便偶尔闲下来，她也无法放松，工地上一旦有突发情况，她得马上赶去处理。与工作高度*绑捆**的职业性质，也让她整日处于24小时待命的状态。
这场病过后大约一年，一个创业项目找到卢青瑜，这份工作的状态相当于自由职业，她动心了。孩子出生后被她丢给了长辈，“这对孩子实在不公平”。卢青瑜想拿出更多的时间陪伴孩子，再加上对自由的渴望，她离开了这份高薪职业。
月入10万到月入数千
“人是跟着大环境赚钱的。”
许舒敏坐在深圳坂田的一家冷饮店里感慨道，此地是深圳跨境电商行业的发源地之一，她的跨境电商店铺也开了6年。
和不少同行一样，自疫情之后，许舒敏所经营店铺的订单量一路急转直下，“疫情前，旺季一天就有300多单，现在一天10单都没有”，店铺利润也降至谷底，每月仅有数千元。
半年多前，为了应付日常支出和房贷，许舒敏丈夫找了份工作，当起朝九晚五的上班族。这一年多来，俩人对话中涉及店铺经营的内容越来越少，“一开始还会商量怎么补救，要不要做推广，用哪个产品做推广”，现在丈夫下班后，偶尔会问许舒敏一句‘今天有几单’，听到数字后，感叹一句‘好少’，便转到了其他话题。
2016年，许舒敏从工作的外贸公司辞职，那时她月薪几千元，自己在亚马逊和eBay的店铺已经开了一年，每月利润是工资的两三倍。
那算得上跨境电商行业发展最好的阶段，许舒敏专职经营一年多后，店铺订单一路上涨，平时月收入在5万以上，黑五、圣诞节等旺季每月净利润高达十几万。婚后不久，丈夫也从公司辞职，与她一起经营店铺。
那也是许舒敏最开心的几年，“看什么都爽，做什么都有干劲儿”。疫情到来之前，她计划把夫妻店扩张为小公司，“要请几个人，租多大的办公室都想好了”。
一切在疫情来临后摁下了暂停键。
订单量是一点一点掉下来的，一开始夫妻俩还颇为乐观，“觉得可能几个月就过去了”。俩人按原计划在光明买了房子，首付交完没多久又后悔了，能赚到钱越来越少，家中的现金流愈发紧张，“早知道不买房了”。
2020年上半年，不少同行靠卖口罩赚了一把，许舒敏和丈夫没有跟风。实际上，这波风口极为短暂。她认识一位同行，去年靠卖口罩等物资大赚一笔后，立马付了一套800万房子的首付，不料店铺订单迅速回落，为了还房贷，这位同行又去固戍附近开了间火锅店，生意很是清淡。
现在唯一能让许舒敏宽慰一点的，就是在同行微信群里，大家的生意都不算景气，“大公司变小公司，小公司变成我们这种夫妻店，起码说明这是大环境的原因，而不是我自己的问题”。同行之中，不少小卖家也像许舒敏丈夫一样，重新找工作谋生。
在上海做了多年制片人的于蓝，近两年工作受疫情影响，收入近乎为零。
两年前，于蓝和丈夫带着两个孩子，从上海搬到了西班牙。这是一次被动离开，于蓝丈夫是西班牙人，原本在一家西班牙企业的上海分公司工作，两年前这家企业决定关掉上海分公司，丈夫也不得不回到西班牙本部工作。于蓝的职业自由度很高，离开之前俩人也商量好，一旦手里的项目忙起来，她回国待几个月也不是问题。
离开上海不久，疫情爆发，于蓝所在的影视行业进入寒冬，这两年她基本处于全职太太的状态。丈夫回到西班牙总部工作后，不再享受海外补贴，收入也降了一大截，只够覆盖两个孩子的学费和家庭日常支出，“如果有额外的支出，是需要动储蓄的”。为了省下房租，一家人四口一直住在丈夫父母家里。
于蓝在影视行业待了十几年，在她印象里，2011年到2018年算是这行热钱最多的时候，她收入最高的阶段，和丈夫的年薪加起来有100万左右。到了近几年，收入已经在明显减少，“可能连以前的三分之一都不到”。疫情之后，多数从业者的收入更是一落千丈。
“疫情的影响只是一部分，更多还是行业与经济环境的关系。” 平时于蓝跟同行聊起来，大家的判断大都一致，整个行业再回到“热钱时代”已不太可能。
最近五年，卢青瑜一直处于自由职业状态，绝大部分时候，她的生活已进入相对放松自如的状态。只是去年有段时间，看到一些同龄人事业又达到新高度后，她突然变得特别焦虑，她心里清楚，无论是继续自由职业的状态，还是重新回到职场，自己的事业都不太可能有大的飞跃。
况且，2020年她还面临着更现实的压力，因为疫情她接不到项目，也失去了收入。
卢青瑜在室内设计工程行业工作了十几年，作为房地产行业的一个分支，这一行近年来亦在一路下行，“ 从5年前已经进入了夕阳余晖的状态，那时项目量已经缩减到百分之二十，现在百分之十都到不了 ”。
“我的工作就是我的兴趣，但我的工作很多时候不是我能决定的， 我感觉自己的整个人生际遇，其实跟大环境和行业是分不开的 。”
告别高薪之后
5年前，卢青瑜辞职时想的不算长远，她原本计划以自由职业的状态休息一两年后，再回归从前的职场节奏。
跟着朋友做了一些项目之后，她的心态开始转变。这些项目有些能赚到钱，有些赚不到钱，但体验与从前完全不同，“‘ 自己有了人生’这种感觉特别强烈 ”。从前她24小时与工作*绑捆**，现在她体味到了完全自主的松快与从容，“想挣多点，就累一些，想休息了就不做了”，这样的掌控感她以前从未有过。
从一开始，孩子爸爸就反对卢青瑜辞职成为自由职业者，“他觉得我不上班，就算当下家里没有经济压力，未来也是个问题”。俩人因为这一问题产生了诸多矛盾，最终在两年前分手。
离婚后，考虑到自己的收入现状，卢青瑜带着孩子从上海搬到了苏州。从一线城市搬到二线城市，经济压力一下子降了下来，卢青瑜感觉自己打开了新世界，“ 原来我不用活成那么紧张的样子 ”，今年她的工作的时间大概有3个月，空出来的大把时间，她可以约朋友，看展览……
当然，不可避免的是消费降级，卢青瑜倒是越来越能接受这种状态，从前的很多消费，无非是为了社交应酬而包装自己，现在这部分消费省掉以后，自己的生活质量并未发生实质性改变。
这两年于蓝也在控制消费，这也让她有机会重新理解消费与生活的关系，“发现花少点钱也能过得很好，花钱多少跟开心没有很多的关系，这对我来说，是个非常积极的改变”。
两年来，于蓝和丈夫一直盼望着尽快回到上海生活。最近丈夫收到了上海一家公司的Offer，这算是二人期盼已久的好消息。
近段时间于蓝也忙了起来，她在线上跟同事们反复讨论着新的项目。对比影视市场的“热钱时代”，她认为行业逐步在走向成熟，“以前热的时候，可能随便一个剧本都有人愿意投钱，对行业来说不正常的”，实际上，好剧本任何时候都不愁投资，于蓝也留意到，即便这两年寒冬期，也有迷雾剧场等好项目出来。
“筛掉那些不好的，把机会留给踏实、追求内容质量的从业者和团队，大家努力做一些更好的作品，就算收入不如以前也没关系。”
柳昕辞职后，做过一些自由职业，也回到写字楼短暂工作过，这些工作大都无法令她真心认可。待她静下心分析发现，“ 能赚钱的东西我确实都不喜欢 ”。 她在心里问自己“不去赚钱会怎么样”。实际上，以她的财务积累，在经济上并无多少压力，然而，做一些单纯喜欢却没多少经济价值的事情，这令她犹豫，“犹豫了一年多，后来发现确实没办法，真的干不了那些（能赚钱）的事情，太不开心了”。
接受失去收入的状态后，她再做选择就纯粹了许多，比如现在参与的一个健康类初创项目，就是她喜欢且认可的事情。
这个项目的商务负责人A先生，从前也在互联网大厂工作。一次聊天中，柳昕问对方为何坚持待在这家初创企业，毕竟这里短期赚不到钱。对方讲起了自己在大厂的经历，“工作还挺顺利，莫名其妙就得了很严重的抑郁症，在医院越治越严重”。最终，A先生的抑郁症被这家初创公司的创立人治愈，其后经过一番深入了解后，A先生加入进来，“他觉得不赚钱没关系，这个事业很有价值，未来一定能赚钱”。
A先生的经历，令柳昕颇为触动，也深有共鸣。近两年来，她一直想弄清楚“人这一生到底是为了什么”，这在她前些年正追求物欲的阶段，根本不会碰触的命题。
“人到中年，要在挣钱和喜欢的事业里二选一，不得不去审视现实的时候，你可能真的会去考虑人生的价值。 ”
备注 ：
文中人物均采用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