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袁国祥
1949年底，当大西北已经全部解放时，西北军区在西安招收了一批有志青年，建立一个秘密的情报学校，学政治、学军事，还学几国外语。1951年，当他们毕业后，一部分学员被分配到南疆喀什，当时的第二军司令部扩大了二科（即情报科的编制），还决定在疏勒县大校场前建起一处军营。那些经过长途汽车运输，吃尽风霜雨雪、乘车颠簸之苦的青年干部到达疏勒县时，无论男女也都参加了打土块、烧青砖、修建住房的艰苦劳动。同时还根据周边国家的情况学习有关边防政策，甚至也学习维吾尔族语言，以适应以后工作的需要。当时的二科科长曾做过敌后地下工作的是老八路孙毅。他曾给我一个顽固派军长马呈祥、叶成等从帕米高原逃跑时留下的装照相机的箱子，其中还有两块我以后用过的红黄滤色镜。不久，那些学员中的一些干部被分配到从帕米尔高原到*藏西**阿里的一些情报站中，在老参谋的带领下，开始建立收集和秘密探索对面国家的军政情况。就在这个时候，高鹏和刘蔚霖被调到阿里骑兵支队和分工委做情报工作。他们俩毫不犹豫的接受任务，到皮山县的桑珠山村阿里兵站报到后，便骑骆驼向昆仑山进发，七天后爬过到高达5300米的桑珠大板。而后走过千里冰雪的阿克赛钦高原，接着再翻越熊彩大雪山，下到班公湖旁时，这才缓解了他们头疼脑胀的严重高山反应。又经过十多天的爬山涉水，才到达阿里首府，即阿里骑兵支队和阿里分工委的驻地噶尔昆莎。他俩积极投入工作，实现了报效祖国的愿望。
当时的阿里高原解放不久，正处在建设政权、守卫边防的艰难困苦的日子，要吃饭过冬，就得去打柴禾，住房不够，就要自己打土坯盖房子。就这样，高鹏和刘蔚霖在努力工作之余，自己动手修建起了一间小土房子，旧报纸糊满了屋顶的土墙，没门窗采用布做门帘和窗帘。他俩用土坯砌了两个座椅，铺上羊皮就变成了沙发，引来不少战友观看，称赞他俩苦干精神。高鹏和刘蔚霖夫妻也就以此为家，决心为阿里边防作出贡献。
高鹏正是年轻力壮，意气风发的时候。他首先参加了由*藏西**和*疆新**军政有关部门抽调的一批精兵强将的干部组成的边界调查队，骑马走遍阿里边防线。他吃苦耐劳，爬山涉水，勘测地形，访问群众，弄清了我国原来的传统习惯线和已被印军侵占的状况，写报告上送*队军**地方领导机关。1952年4月3日，高鹏参谋参加了阿里骑兵巡逻队，到达在喜马拉雅深山中的我国阿里边境农村波林三多时，却被印警察阻止在外，双方对峙了3小时。印方派3人前来谈判，高鹏义正辞言地说："你们侵入了中国的领土，应该撤出去！"但印方不撤，我巡逻队也坚持对峙到很晚，印警先撤走，我军才撤回。1954年，中印签订了《中国*藏西**地方与印度之间通商交通协定》中，明确写明波林三多是我国向印开放的10个市场之一，但印军却在先侵占桑、葱莎后，抢占了我波林三多村庄。9月8日，周总理为此写信指责印度总理尼赫鲁，他在议会上承认："波林松达是波林三多，犯了错误，被中国抓住了小辫子"。但印方9月26日的复信中说："签协议时，把波林三多误认为是波林（我波林边防站旁的一个村庄）"，仍坚持又向前推进了100公里，强占了我国1400平方公里的土地。印度耍赖，不讲信用，不仅不退出已侵占中国领土，反而建立哨所，向当地藏胞进行奴化教育，强迫他们承认是印度人，孩子要学印地语。凡此种种，令人气愤，这片争议区尚待以后中印正式签订边界协议时才能解决。
刘蔚霖在噶尔昆莎军营也未闲着，她忙于整理各边防小组调查回来的资料，进行汇总上报外，还参加支队部的政治学习、军事训练以及站岗放哨，打柴劳动等工作。在闲时便买毛线织毛衣，让高鹏和她度过严寒冬季。总之，他们夫妻两人在阿里风雪边防上一起工作了3年。1954年7月，当我到达阿里时，就在昆莎军营中见过他们，还谈起他们在疏勒县时打篮球的情况，特别是刘蔚霖身高体壮，是南疆军区女子球队中的姣姣者。
以后多年，高鹏在叶城308筑路大队当领导，带领员工上中印边防修筑公路，支援过1962年的边境反击战斗，以后任喀什军区副参谋长，我们也常见面。刘蔚霖下山后转业喀什外贸公司，我也曾去拜访过。以后多年，他们的儿女相继长大，曾在喀什市北门小学当过我妻子戴桂芳的学生。由此我们两家结成亲密的战友关系，特别是我们离休以后，到内地旅游，在西安必去他们家拜访，向他们送书和画册。看到他们儿女们的成长都很高兴。高鹏到*疆新**时，我们也陪同上天山游玩，还到过喀纳斯湖度过美好时光。我们佩服高鹏和刘蔚霖的努力，他俩上西安老年大学，学业有成。请看高鹏送我的题词，呈现他的书法成就。再看刘蔚霖送我老伴儿的水墨画，展现她的绘画才能。可惜的是，刘蔚霖已经仙逝，满头白发的高鹏在三年前我还在西安会见了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