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安波同志的回忆文章。

（一）

我在一师毕业后，组织上分配我到鲁南做地方*党**的工作，公开职业是费县初级师范的国文教员。

这一职业原先是林浩同志在那里担任的，他在那里教了半年书，发展了二十几个*党**员，现在省委要调他回来，让我去顶替他。我们通过公开的介绍关系是齐鲁小学的校长（我们的同乡），他和韩复榘手下的一个处长李树忱（牟平人）认识，因此从别人看来，我们好像是李树忱推荐去的人一样，这样就便于掩护。

费县师范是一所十分简陋的学校，学生都很贫苦，全校有一、二、三级，一百多，教员不过四、五人而已，校长徐乐亭（也是一师毕业）。另有三个教员，有两位是一师的同学，一名张秀谦，教国文，一名孙济云（本名孙宝贵），他在一师时和我同级，是民先队员，再有一位是本地人，忘其名。

我担任了三年级的级任，教国文为主，但由于没有音乐教员我又兼任了全校的音乐教员，还兼了一门"乡村经济合作"的课。

原来这里已有一个*党**的县工作委员会，书记是三年级学生王宗一同志，组织委员李祖恩，宣传委员李堂彬，他们都是学生，我在*党**内的名义是省委特派员。

我在费师的工作主要如下

一、巩固*党**与发展*党**的工作。因为*党**员都是新参加的，思想不巩固，所以我开始以教育*党**员为主，每周开会一次，给他们讲些革命的知识，另外积极准备在乡村建立支部，因为三年级暑期毕业，正是一个建*党**的好机会。

二、在学校进行一些公开的救亡宣传。我选下一些革命文艺教材，并教学生唱救亡歌曲。

三、在教员中进行工作，我介绍了张秀谦同志参加了*党**。孙济云同志因为醉心考大学，未能吸收。张在抗战后任徐州市政府秘书长，孙在抗战期间任十八集团军野政后勤部教育科长。

费县是一个偏僻小县，有任何动静都会被统治者知道。不久，县长陆鼎吉（是一个很凶的家伙）到校监视来了，几次来坐在课堂里听我讲课。幸我有所准备，他一来我便讲起预先准备好的古文教材。校长则以林浩如何如何对我提出警告，但表面上他还是与我们维持着友好关系。

暑假将至时，我们开了一个游艺会，唱了很多救亡歌曲，并且演了一出救亡的小剧，这引起县长极大的愤怒，但那时我已抱定下学期不再回来的决心，学期结束，我即到了济南，向省委汇报工作。

应当说明的，我在费县时期，省里曾几次派来联络员，传达上级指示。并且我与张秀谦同志把大部分工资都交了*党**费，因为那时省委几位同志是十分困难的。

（二）

不久，我又被省委派回费县，这次给我的任务是组织抗日游击队的工作。

到了费县以后，我与县工委的同志开了会，决计通过费师同学的关系，动员家乡亲邻，发动群众武装，准备建立游击队，并分配李祖恩、郝儒绅等人进行这方面的活动。一面争取当地的进步分子，一面争取当地的教门势力。

费县虽然偏僻，地方枪支却不少，但大多掌握在地主的手里，而且他们有会门的组织，一般叫大刀会。*党**员李堂彬的父亲据说是大刀会首脑之一，我们想通过他组织一些人。学生姚龄修的父亲是当地哥老会的首领，叫他去做这一工作。在第三次工委开会的时候，根据几个同志的报告，估计组织三百多人没有问题。我因对当地情况十分生疏，就把这当成了希望。但如何进一步实现是缺少办法的。

我提出最重要的工作是建立乡村支部，城西"地方村"估计条件好些，因为那里已有几个*党**员，工委委员李祖恩是该地人，他满口答应没有问题。

不久，李祖恩介绍了一个人来见我，这人叫陈静之，我发觉这人不象是正派人，身上有些邪气，不太可靠。事后告诉李要持别注意，绝不能暴露我们*党**的关系，只要郝儒绅一人和他发生关系。我意识到，该地情况复杂。

这次见面以后，约有两周，李没有见我。这期间，有其他*党**派（借名南京政府之特派员）到县组织游击队，以半公开方式，号召编好后可请求政府发给给养，县（工）委方面认为在统一战线原则之下，可以加入，但需有计划有组织，务使游击队能争取到我*党**路线的影响之下，因此派工委委员李祖恩及郝儒绅以个人资格加入，一方面快讯请求省委指示。在未接到省委指示之前，李竟发动*党**员八、九人参加*动暴**。

十月间的一天，我正在上课，李祖恩、李堂彬二同志来见我，课后我们到城门外谈话（那时他们都在乡间任小学教员），带来了一个消息说"就在今天四乡群众要举行一次*动暴**！"我当时为这一消息所震惊，因为事先毫无所闻，我问他背景如何，李的答复是，我们与他们一起发动的，负责人有谢奉直、朱志诚等。还说，这是省委统一部署的，有十三个县的范围，并说省委已派人来。在西乡，叫他传达指示给我，领导学校同学做内应（公安局与学校比邻），另外，说这次*动暴**是统一战线的行动，南京的熊式辉有电报来。

我当时即详细询问了省委派来的代表是何模样，交代了些什么话，为什么不来直接找我等等。他答复是，该同志说过，这是十三县的范围，来了恐怕暴露，而且时间不允许，他又描绘了一下，该同志如何解释，现在韩复榘已经变成事实上的汉奸，我们如果不动手，就晚了。

我当时半信半疑，觉得很为难！如果确系*党**所发动的，自己不来行动，必将铸成大错，如果是其他*党**派领导的，行动起来就要犯大错误，最后，我决定他们不可立即参加（因为他们还带来其他几位同学），可以住在城外，看看动静再说，他们也同意了。

回校后，我与张秀谦同志商量，他也同意我这个意见，我们在学校并未向下布置。到了中午，枪声果然响起来了。因为费师座落于城墙的脚下，我们听得很清楚。公安队与城外的人打起来了，而且互相谩骂。

不久，*动暴**者打进了城内，攻进了县政府，劫出了县长，强迫他在"成立抗日政府"的文件上签字，但陆某很狡猾，他借故跑出来了，自到公安队，并打电话给临沂专署，调兵前来（这些情况是事后了解的）。

傍晚时，张里元来了两营人，把*动暴**者打退，四门大闭，进行搜索。

恰在这时，李祖恩从校外跑来看我，告诉我他并未行动。我大吃一惊，因为他并未按照我的意见在城外住。当时我叮咛他赶快设法跑出去。

还好，他经过城区乡长的证明，把他放出去了。我也暂时安心了些。哪知次日上午，我忽然接到李祖恩同志从公安局中的来信，原来他被捕了，他写信向我要钱，希望我设法救他，并且表示，他不会说出任何一个同志的名字。

我把身上的存钱全部交给了来人，显然这是无济于事的，但另外我有啥法呢？我正想去找校长，他就来了，告诉我公安局在城西山上逮捕了一些暴徒回来，其中有李祖恩，而且从他身上翻出了一个名单，接着他就表示，李这个学生很坏，听说这次*动暴**还有些重要人物在内呢！他显然这是对我提出警告。

第二天，县长那个坏蛋，在公安局的后院里过堂。从学校这边是可以清楚地看到的，我与张同志不能不力作镇静地去听听。

听见对每个人只问了几句话。他们有的说自己是"抗日救国军"的，有的说是"义勇队"的，接着拉出了五十多人，其中也有李祖恩、李堂彬二同志。过堂后就在校院后的操场上，架起了机关枪，全部把他们枪毙了。

我当时受到了很大刺激，除了痛心他们二人之死以外，还担心其他同志遭殃。但我表面竭力保持着镇静，等了三天，听校长说，县里决定不再扩大了，有许多名字人家本人也不一定知道，这时我才放心些，并决定回省去汇报此事，以明究竟。

（三）

我离开费县到了兖州，正值国民*党**节节败退，车站上混乱已极，有退兵，有难民，济南已经失守了。

无奈，我到了济宁，找到了李淦同志（一师同学，*党**员）。那时济宁已组织起"抗敌后援会"，有不少同志在那里进行工作。我在那里住了几天以后，终于见到了省委来人，说省委已迁至*安泰**。

我到*安泰**找到了省委，见到黎玉同志，汇报了费县*动暴**事件，省委完全不知此事，指出这样行动是不符合*党**的政策的。黎玉批评了我，认为我对于两位李同志阻止不够。我接受了这一批评，虽然事实上我是阻止过的。不过由于自己不果断，政策水平太低，不能在*动暴**前立即分辩出这一*动暴**的错误性质（这一事件已经过去十八年了，不过它的背景到底是怎样的，一直未得到确实的答案）。全国解放后，我曾打听过几位在鲁南工作过的同志，他们有的说是当地的抗日青年的自发行动，有的说可能有坏人操纵。据我个人与王宗一同志研究，费县西乡原来即有一些人背景不清，如陈静之即其一。又说有几个*党**员失掉关系了，而且他们利用同乡同学关系很容易发动起来。李祖恩同志对地方的老关系一贯看得很重。从事实来看，他对于他们的话是很相信的，因之他被欺骗了。

我与这一*动暴**事件的关联，就是如此，然而在以后的时间中，我却为此事负担了很多苦痛。

当时许多民先队员、*党**员都集中在*安泰**，听候*党**组织分配工作，许多同志被分配到敌后去，大家愉快地分赴各地。

我向*党**提出了请求，希望得到一个学习的机会，省委同意了，派我到延安向*党**中央汇报工作，并且到中央*党**校去学习，那时我真有说不出的兴奋！

我随同一帮*亡流**同学，共有三十几人，一同往西北去了。

到了中央组织部以后，我汇报了省委所告诉我的那些，谈到我自己，当然也谈到了费县*动暴**事件。

王鹤寿同志（组织部长）与我谈了几句话，最后决定送我到陕北公学去，我当时很奇怪，为何不送我入*党**校？但又不能不服从组织。

到了陕公以后，才知道中组部并未给我转来*党**的组织关系。我很奇怪，但负责人说就是这样，又不准我去问，我当时完全陷入不解的苦闷中。

我找到了组织部，但并没有给我明确的答复，这时我已经能判断出组织上一定因为费县*动暴**事件对我怀疑。

幸而三月间山东省委书记黎玉同志到了延安，我去街上遇到了他，诉过原委，经过他的证明，中组部给我恢复了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