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是最简单容易的事，
活着已经是在地狱里。
二、
乡下人进城的两种叙述方式:表现与再现
老舍和尤凤伟采用什么手段来维持乡下人进城故事的叙事动力？这一问题的探究不仅可以让我们弄清乡下人进城后堕落变质的原因，还可以清楚地看出在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中不同时代作家对此的不同心理反应、以及其文学观念的变化， 由此透视不同时代的精神状况，并从中考量不同时代作家与社会对话方式和对话能力。
《骆驼祥子》和《泥鳅》都有各自不同的写作缘起，老舍是将从同事说那里听到的两个车夫故事整合在一起后，决定写一篇关于车夫与车的故事。 然而有了好的故事并不意味着就可以写出好的小 说。用老舍自己的话来说，小说“是感情的记录， 不是事实的重述。我们应先看出事实中的真意 义，这是我们所要传达的思想”，“小说中的思想是带着感情说出来的”。老舍特别看重小说对感情的表现，甚至将其作为现代小说与古代小说、优 秀小说与普通小说的分水岭，“在古代与中古的故事里，对于感情的表现是比较微弱的”，“小说，十之八九，是到了后半便松懈了。为什么？多半是因为事实已不能再是感情的刺激与产物。一旦失去这个，故事便失去活跃的力量，而露出勉强堆砌的痕迹来。” 如果我们联系老舍所援引的两位作家亨利•詹姆斯与康拉德的作品为例的话，就会发现老舍这里所说的感情并非通常所说的感情，而是与意识流小说相关联的对人物内在心理 活动的表现。这就不难理解老舍为什么在解释 《骆驼祥子》写作目的时说要“由祥子的内心状态观察到地狱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原因了。从文学观念来看，老舍已经触及到现代小说的本质一向内转，以表现人物内在心理为主要目的。在老舍看来，小说里运用的所有事实（即故事)都必须 围绕着感情的起落来运转，感情决定作品所要给出的效果与感力，同时也决定是否能让读者感受到其中的艺术味道。值得一提的是，老舍所说的 感情既指人物的内在心里活动和心里反应，同时也指由小说文本意义所赋予的与人物主观心理体验密切相关的充斥于文本中的内在情绪。我们看到，活跃在《骆驼祥子》文本中的主要情绪就是主人公祥子每每失败后的恼怒和沮丧，他那句“我招谁惹谁了”既是控诉更是无奈，老舍非常巧妙地将外界环境的险恶与混乱转化为人物内心的悲愤与失望，由人正常希望与欲望的被毁灭凸显社会的不正常与非理性。学者刘禾曾经另避蹊径从社会 经济学的角度来解读《骆驼祥子》，她认为小说的叙述者是将祥子作为“经济人”引人文本，祥子悲剧的根源在于其“前资本主义心智结构开始与他的生活环境发生冲突”，他怀疑现代契约关系，不自量力地以“农村经济的象征性世界对抗着城市资本主义的理性”。他用身体作为原始的资本积累，最终因“追求‘经济人’的唯我梦想而毁灭了自身” 。刘禾的观点再次证实了《骆驼祥子》的多元化诠释的可能性，尽管刘禾不主张社会学式解读小说文本而主张修辞性解读，但不幸的是她对 《骆驼祥子》的解读仍然是社会学式的。这与老舍所主张的艺术味道背道而驰，因为刘禾全然不顾老舍再三强调的感情。《骆驼祥子》充分体现了老舍“小说是感情记录”的创作理念。如果剔除一些背景描写和相关的情节交代外，小说大量的篇幅都是以主人公内心独白的形式写他对外部世界的感受，这种感受自然与叙述者本人的主观情感相关，从祥子对洋车的喜爱和财富的渴望来看，叙述者自然希望主人公能如愿以偿，但叙述者每到关键时候总是否定祥子的想法和做法，并时时提醒读者:祥子的固执与他的侥幸心理必将铸成大错， 祥子是多么不合时宜的一个人。这种不合时宜凸显了祥子这一形象所富有的喜剧性因素，比如来自乡村的祥子虽然很老实但不乏农民式的狡猾， 所以他能在第一次丢车时顺手牵回三匹骆驼来， 再比如祥子有了钱不存银行却存在葫芦里，晚上临睡前总要摇摇葫芦确认钱是否还在;此外，禁不住虎妞诱惑并与之发生性关系后的祥子，再次被虎妞用枕头成功欺骗不得已做了虎妞的丈夫。很显然祥子的命运起落浮沉除了外在种种客观因素外，与他自身这些喜剧性的性格因素有着很大的关系。我们看到，随着小说故事的展开，不仅叙述者不停地对主人公祥子的命运进行解读，而且祥子本人也在对自己的命运进行解读，从叙述者的态度来看，他肯定祥子进城拉车的行为，也希望祥子能拥有自己的车，能过上好日子，批评祥子的不懂人情世故、保守固执、做事过于老实、意志薄弱等一系列毛病。这就是说祥子缺少在城市生存的技能与本领，因而也就无法对抗城市对他身心多方面的侵蚀，他最终的毁灭自然在所难免。而祥 子的眼中的城市一直是在变化着的，一开始他以为城市遍地是财富，只要依靠自己一身使不完的力气，就能换得这些财富，过上好日子，他将自己的经历归结为运气不好，倒霉碰到了坏人，然后就怨天尤人，甚至认为城市的天气也和他作对，及至后来堕落时，祥子完全混同于城市人，学那些老车夫去嫖娼、为了钱出卖朋友阮明，这或许是祥子认为融人城市的最好方式。两种解读的结果自然大相径庭，从而产生极大的文本张力，并源源不断地为叙述提供内在的动力资源。
像《骆驼祥子》的写作情况一样，《泥鳅》也是在真实的生活基础上加丁出来的艺术品。据尤凤伟说，《泥鳅》主人公国瑞的“发迹”故事在生活中确实发生过，并且“真实情况远比《泥鳅》中写到的 ‘传奇’得多”，国瑞的原型当上了“老板”，出人坐高级轿车，而真正的老板却是给他开车的司机，正是这个“司机”最终将他送上不归路。这个故事给尤凤伟的启示是，生活的“传奇性”远远超过作家虚构的程度，“我们的生活本身就是一个大传奇， 一出久演不衰的荒谬剧。”尤凤伟尤其为中国农民叫屈，他们被逼无奈进城打丁，为城市作出了巨大 贡献却不被城市人接受，“用之，又拒之于千里之外”的不公平现实，严重损害了广大农民的利益伤害了他们的感情，以至于“每一个打丁者都有一份血泪辛酸史”。尤凤伟曾坦言：“我认为我是怀着深深的情感来书写他们。当我看到背垃圾的民丁从豪华饭店自惭形秽像小偷似地匆匆溜走，我的心感到疼痛，我为他们鸣不平。”为农民丁鸣不平 这是《泥鳅》的写作动机，也是小说的叙述动力，而贯穿整个小说的感情基调就是愤怒，叙述者为了倾泻内心的愤怒，除了设置主人公国瑞遭宫阿哥陷害堕落这一主情节外，还设置了许多次要的故事情节彰显城市之恶，像小解、王玉成、蔡义江、寇 兰、小齐、小周、小侯等人在城市都有着各自不同的人生经历，这些经历最终都指向一个主题:乡下人离开故乡漂泊在城市遭遇各种赤裸裸的欺凌。 叙述者还暗示读者:乡下人想要在城市生存，取得城市的通行证必须降低人格，男人懂得用*力暴**，女人善于用身体，正是依靠这种堕落，他们中的一些人成功地在城市站稳脚跟，完成了最初的资本原始积累，成为快餐店、洗衣店和发廊的小业主。不难看出，尤凤伟是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待农民丁问题的，出于对现代城市寡情薄义的义愤和对农民丁的同情，尤凤伟从人道主义角度写出了一群打工仔在现代城市中难以摆脱的命运悲剧，他们只能随波逐流，最后落人都市欲望的陷阱，成为现代都市无谓的牺牲品。尤凤伟认为我们的社会在现代化城市化的发展过程中出了问题，尤其是作为社会弱势群体的广大农民在城市中遭遇种种不公平的待遇，因此，他要借助文学的力量“为社会的人道化和民主化发挥作用”。显然，尤凤伟十分看重文学的“功能”，仍将文学当作解决社会问题的工具，借助文学的认识功能来产生社会意义。 浓郁的人道主义情怀是《泥鳅》整部小说的感情基调，也是其叙事动力，尤凤伟正是凭借这种传统的道义力量来铺设故事构架推动情节的发展，并与市场经济时代的种种不公平现象进行对话。小说尽管偶尔也对人物的内心世界进行探测与揭示， 但着力点却在外部客观世界的展示，与《骆驼祥子》的路径正好相反。
比较一下《骆驼祥子》和《泥鳅》，不难发现老舍重在表现而尤凤伟意在反映，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学观念。面对中国现代化/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农民问题，两位作家的态度也相去甚远。 老舍肯定了祥子进城打丁致富的想法，但并不赞成他那种农民式的固执、保守的性格，反对他那种抱着侥幸心理的处事方式，也不主张他与城市沆灌一气，在老舍看来，固执、保守、侥幸心理虽然让祥子在城市吃尽苦头，但不至于让他没饭吃，但失去了农民那种自律、自洁、勤劳、简朴的本性，放纵自己的情感、拒绝肉体的诱惑、出卖良心与尊严， 则会让祥子完全迷失自我，彻底堕落，成为一个 “个人主义的陌路鬼”。而这背后实际上关系到如何协调现代文明与传统文明之间的冲突问题，老舍的看法是用传统农业文明中的善与美来对抗都市文明的丑与恶，这样才能防止现代化/城市化所带来的人性异化问题的蔓延。而尤凤伟则强调农民丁对城市的贡献，以及他们遭受的种种不公平的待遇，对农民自身性格的特点以及他们对于城 市的态度问题并不留意，更缺少对城与乡、城与人等问题的深层次思考，对于农民在城市中的堕落 与人性异化现象缺乏有力度的批评。改革开放以来的农民丁问题，固然有国家政策方面的原因，但不能因此而拒绝现代化/城市化，农民在城市的不公正待遇并不完全由城市居民的偏见和自大造成。现代化/城市化所带来的人性异化这才是问题的根本，尤凤伟显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这种盲见与不见，正是《泥鳅》致命的缺陷。（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