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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安事变后错综复杂的矛盾面前，中国*产党共**审时度势，从民族大义出发，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这个方针的制订，不是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一段短暂的探索过程，走了一段曲折的道路。

张、杨酝酿和策划“兵谏”行动，是在极端秘密情况下进行的。直到12月12日凌晨2时许，张在金家巷公馆向其高级将领和幕僚宣布对蒋实行“兵谏”决定后，才告知在他身边的*共中**代表刘鼎，嘱其转告*共中**中央。

当日清晨捉蒋后，又以他个人名义向陕北保安发出“文寅电”，向*共中**中央通报：

吾等为中华民族利益和抗日前途计，不顾一切，今已将蒋介石及其重要将领陈诚、朱绍良、蒋鼎文、卫立煌等扣留，迫其释放爱国分子，改组联合政府。

刘鼎也于当日清晨6时致电毛*东泽**，报告张、杨已将蒋介石等扣留。

*共中**中央对这一突发事件，事前毫无所知。接到西安来电，开始还不大敢相信。当晚，毛*东泽**、周恩来给张学良发去“万万火急”的“文亥电”，请张证实“是否已将蒋介石扣留”？如情况属实，建议他把蒋扣押在自己的卫队营里，严防其收买属员，尤不可把蒋交给其他部队看管。如情况紧急时，当“诛之为上”。

1、要不要公审蒋介石？

在国难深重、民族矛盾已上升为社会主要矛盾的时候，中国*产党共**应该怎样对待蒋介石和南京政府？

这个问题本来在1936年8、9月间已获得正确解决。那时，*共中**放弃了“反蒋抗日”口号，确定了“逼蒋抗日”即联蒋抗日方针。可是，在蒋介石被张、杨扣留后，*共中**中央一些决策人在这个问题上又出现了反复和动摇。

得知蒋在西安被扣留消息后，*共中**中央书记处从12月12日中午起，接连给共产国际发电报，报告西安事变的有关情况。

12月13日，*共中**中央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集中讨论西安事变问题。

会议由张闻天主持，中央军委主席、负责对国民*党**工作的毛*东泽**作报告，他热情称赞和充分肯定张、杨发动的西安事变。

他说：

西安事变具有革命意义，其行动和纲领都有积极意义；中国*产党共**对这一事变的态度，不是反对或中立，而应旗帜鲜明地拥护和支持。

对上述两点，在讨论时与会者均表示同意；但在如何对待南京政府、如何处置蒋介石问题上，与会者的看法则不尽一致。

关于对蒋介石的处置，会上有人提出“要求罢免蒋介石，交人民公审”和“把蒋除掉，无论在那方面，都有好处”。

2、西安要不要作为全国抗日中心？

对此，在讨论时多数人没提异议，但也有不同看法。至于如何对待南京政府，即要不要在西安建立与南京对立的政府，则意见分歧，讨论颇多。

毛*东泽**主张在西安建立一个名义上不是全国政府而实质上是政府的机构，可称之为抗日援绥委员会；周恩来提出在政治上不与南京对立，在西安建立一个有各方面代表参加的群众团体，名称可叫抗日救国会，它实际上应发挥领导作用。他认为，西安或以“陪都”形式出现更为有利；张国焘在会上说西安事变的意义“第一是抗日，第二是反蒋”，并公开提出“*倒打**南京政府，建立抗日政府”口号。

当时在*共中**中央处于“负总责”地位的张闻天，听完上述发言后发表重要讲话。

面对这一突发事件，他虽一时也提不出一套完整、周到的应变决策，但他临变不慌，头脑冷静，提出了一些重要的应变意见。

他通篇发言没有一个“审蒋”“除蒋”字眼，而且明确表示：

“我们不采取与南京对立方针，不组织与南京对立方式（实际是政权形式）”。他主张要把西安抓得很紧，发动群众威逼南京，“改组南京政府口号并不坏。尽量争取南京政府正统”。

他还主张，*共中**此时应在“军事上采取防御，政治上采取进攻。”

这些都表明，张闻天不同意“审蒋”“除蒋”口号，也不同意把蒋介石与南京政府分开。事实上当时蒋介石与南京政府密不可分，对他如何处置涉及到是否维系南京政府的正统地位问题。

在这事关革命前途和民族安危的重要关头，张闻天告诫大家“不要急躁”，不要“自己造成自己的困难”。他提醒全*党**在“新的困难，新的矛盾”面前，要“慎重考虑”，强调只有“我们*党**的策略正确”才能把革命引向“顺利的方向”。

他的结论是：

“我们的方针，把局部的抗日统一战线，转到全国性的抗日统一战线。”

张闻天在13日的中央会议上不人云亦云，不随波逐流，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远见卓识，勇于发表自己的意见。他的发言，不仅为*共中**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方针的确定指明了方向，而且对会议进程也产生了积极影响。

中央军委主席团14日在《对西安事变后斗争形势的估计》中也采取类似态度，说：

“暂不公开反对南京政府，以便争取可能抗日的部分。”

上述事实表明，西安事变爆发后，*共中**中央决策层对一些重大问题的看法不尽一致；经过13日会议的讨论，意见也还未完全统一起来。

3、为什么由“逼蒋抗日”又一度回到“反蒋抗日”？

鉴于西安事变刚刚发生，*共中**中央又地处偏僻闭塞的陕北，对各方面情况了解不多，中央决策层的意见也不尽一致，13日的中央会议决定，在周恩来未到西安前，*共中**中央暂不公开发表宣言和谈话。

这个决策无疑是正确的，它可以为*共中**中央更多地了解各方面情况、完善和确定正确的策略提供时间。可是，事变爆发后，国内外反应十分强烈，南京决意讨伐，张、杨备受谴责，*共中**受到怀疑和攻击。形势迫使*共中**中央不能长期保持沉默。

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机关报的《红色中华》，12月13日在报道西安事变爆发的消息中提出“要求将汉奸蒋介石交付人民审判”。

16日，该报第二版刊登题为《蒋介石罪大恶极》的长篇文章，系统揭露蒋的“十年反革命，五年*国卖**”罪行。显然这样做的目的，在于激发人们对蒋的愤恨，动员群众起来要求“罢蒋”、“审蒋”。

中国*产党共**在西安事变爆发后为什么在对蒋介石的策略上会出现反复和动摇？为什么由“逼蒋抗日”又一度回到“反蒋抗日”？

究其原因，主要有：

（1）*共中**中央一些负责人在西安事变后对形势估计得过于乐观，对蒋介石在国民*党**内的影响力认识不足。

他们以为，张、杨在西安义旗一举，全国会群起响应。在13日举行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一些与会者描绘了一幅事变发生后全国政治形势发展的图画：

广大人民群众积极拥护张、杨的爱国壮举；各地方实力派热烈响应张、杨的行动，特别是阎锡山、刘湘、李宗仁可能加入抗日阵线。这样，晋阎与川刘等将成为西安的两翼，对南京控制的东南七省形成包围圈；南京内部出现分化，蒋的部下会转到西安方面，国民*党**的元老派、欧美派及其他派系会赞助西安事变。

总之，认为蒋介石会成为孤家寡人，被彻底孤立起来。

为了使这幅图画变成现实，12月14日*共中**中央书记处在给北方局和上海地下*党**组织的电报中，敦促他们动员社会各界响应张、杨的行动。

同一天，毛*东泽**、*德朱**、周恩来等10名红军将领致电张、杨，提议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合编为西北抗日援绥联军时建议张、杨“极力争取阎锡山先生及全国其他爱国将领加入，推阎锡山先生为全国抗日援绥联军总司令。”

（2）感情因素起作用。

国共两*党**对立十年，蒋介石坚持*共反**反人民反革命政策，*杀屠**了无数*产党共**人和革命志士；“九一八”后又推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使大片国土沦丧，民族面临灭亡。

西安事变爆发后，《红色中华》揭露说：

“蒋介石的罪恶滔天，他的罪状是数不尽的，他虽百死也不足以赎其于万一！”

蒋在西安被扣押的消息传到陕甘革命根据地后，广大群众喜出望外，拍手称快，纷纷*会集**，要求对蒋予以严惩。

当时在保安*共中**中央机关工作的*颖超邓**，听到蒋介石被扣消息：

“高兴地跑到院子里，和同志们一起，又唱又跳，她和许多同志一样，以为*党**中央一定主张杀掉蒋介石，替千千万万牺牲了的烈士*仇报**，给中国革命搬掉最大一块绊脚石。”

那时在定边的李维汉后来回忆说：

“我们在定边获此消息，欣喜若狂，当即在大庙里召开群众大会，广为宣传，与会群众高呼：‘枪毙蒋介石！’会后，我们致电*党**中央反映了群众的愿望。”

*党**内外群众的这种情绪和呼声，不能不在*共中**中央决策层中发生影响。

4、为何六天才确定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

中国*产党共**对蒋介石策略的动摇和反复是短暂的，只有六天时间。到12月19日，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便正式确定下来。

促成这一转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的有以下几点。

第一，西安事变爆发后，并没有出现像有人预想的那种张、杨登高一呼，全国群起响应的局面；相反，“拥蒋潮流”却波及全国。

在南京内部，不仅蒋的嫡系，就是那些非蒋派别也没有脱离南京倒向西安；张、杨和*共中**都寄予厚望的冯玉祥，历史上多次反蒋，当时也备受歧视，名为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但有职无权，就是他也不支持张、杨扣押蒋介石的行动，要求张、杨无条件立即释放蒋介石；那些平时与蒋有矛盾的地方实力派，也没像人们估计的那样群起响应张、杨的行动，除李济深通电同情和声援西安事变外，绝大多数则采取观望和中立态度，既不赞成南京讨伐西安，也不同意张、杨扣留蒋介石；至于阎锡山，张、杨和*共中**都以为他会站在西安一边，可是事变后他态度暧昧，向张、杨提出一连串质问，企图把蒋介石弄到太原，以便从中渔利。

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反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在抗日救亡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西安事变后发表宣言，不支持张、杨的“兵谏”行动，希望西安方面迅速释放蒋介石。

当时国内的舆论对西安也不利，各地报刊纷纷谴责张、杨的行动，要求立刻无条件地释蒋。12月15日，由上海《申报》牵头，全国200余家报社和通讯社联名发表《全国新闻界对时局共同宣言》，要求张、杨即日恢复蒋介石自由，安全护送其出境。

第二，周恩来的西安之行，帮助了*共中**中央的正确决策。

*共中**中央于事变当天收到张学良的“文寅电”后，即决定派周恩来、博古、*剑英叶**前往西安，亲临事变发生地了解各方情况，与张、杨共商大计。周恩来一行从延安乘飞机于17日下午到达西安。

他通过在飞机上听取刘鼎汇报和当晚与张学良的会谈，了解到很多在保安难以知道的情况：张学良发动“兵谏”的目的不是伤害蒋，只是逼蒋抗日。蒋只要放弃“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实行抗日，张仍拥护他做领袖；蒋介石在被扣押初期态度恶劣，拒绝与张学良谈任何问题。

现在态度有所变化，可以谈抗日问题了；12月17日上午，根据张、杨要求，蒋鼎文携带蒋介石给何应钦手令从西安飞回南京，蒋介石在手令中令何对西安停止军事行动三天；以孔祥熙、宋美龄和宋子文为首的南京主和派，极力主张用和平办法营救蒋介石，先派端纳来西安见蒋，现又决定派宋子文来西安与张、杨谈判；南京已对张、杨下“讨伐令”，刘峙指挥的东路“讨伐军”已有五个师进入潼关，威逼西安。

作为讨伐军骨干的黄埔系青年军人胡宗南、黄杰、邓文仪等275人，12月14日致电张学良，表示他们绝对忠于蒋介石，“早已将整个生命，交付于领袖”，要求张、杨即刻恢复蒋之自由，否则他们将“不顾一切，悉力以赴”，与张、杨“不共戴天”。

周恩来通过与张学良会谈，进一步明确了西安事变只有和平解决，才能对民族、对革命有利。

他与张会谈后当晚致电*共中**中央和毛*东泽**，除报告他到西安后了解到的各方情况外，还对蒋的处置问题提出意见：

“答应保蒋安全是可以的，但声明如南京进兵挑起内战，则蒋安全无望”。

他的建议实际上被*共中**中央认可。

实际上，*共中**中央对蒋的处置方针已开始改变，由要求“审蒋”、“除蒋”改为有条件地释蒋。

第三，担心亲日派完全控制南京政权。

当时被*共中**视为亲日派的南京军政部长何应钦，在蒋介石被扣留后掌握了南京军事大权，被任命为“讨逆军”总司令，成了南京主战派首领。主战派不顾蒋介石死活，派飞机到华阴、渭县一带狂轰滥炸，派大军挺入潼关威逼西安。

当时人们认为，何应钦是乘西安事变之机，欲置蒋于死地取而代之，这当然引起*共中**中央的高度警觉和注视。更令人注意的是，西安事变当天，南京即致电当时在欧洲治疗伤病的亲日派头子汪精卫，向其通报西安事变消息，催其立刻回国。

汪精卫得知蒋被张、杨扣留后，得意忘形，与其在国内的同伙电报频传，密谋策划。

在南京的陈璧君（汪精卫妻子，时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12月13日致电汪精卫催他回国，说“兄为朋友、为*党**，均应即归。”

14日汪复陈电表示：“不问中央有电否，我必归。”汪立刻由德国赶往意大利，12月22日在热那亚登船返国。

在当时，假如南京政府完全被亲日派控制，中国的命运更令人担忧。因此，*共中**中央十分注意汪的行踪和活动。

12月18日，周恩来在到达西安第二天向毛*东泽**和*共中**中央报告南京动向时指出：

“南京亲日派目的在造成内战，不在救蒋，宋美龄函蒋‘宁抗日勿死敌手’（指何、汪），孔祥熙企图调和，宋子文以停战为条件来西安，汪将回国。”

*共中**中央对亲日派的动向极为重视，认为“目前最大危机是日本与南京及各地亲日派成立联盟，借拥蒋旗帜造成内乱，奴化中国。”

明确指出“争取蒋介石、陈诚等与之开诚谈判”，“我们与西安策略，应扶助左派，争取中派，*倒打***派右**，变内战为抗战。”由此看来，*共中**中央由要求“审蒋”改为“争取中派”（当时把蒋视为中派），原因之一就是担心“*派右**”（指何、汪）与日本勾结夺取南京政府，造成大内乱。

第四，苏联的态度及其报刊言论的影响。

西安事变爆发后，*共中**中央接连致电共产国际，报告西安事变的有关情况和*共中**的应变计划，目的在于获得共产国际特别是苏联的同情与支持。

可是，共产国际和苏联错误地认为张学良“是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抓蒋介石是适应日本的要求。”

12月16日，共产国际书记处向*共中**中央发出由季米特洛夫签署的电报，全文如下：

现回答你们的几封来电，建议采取以下立场：

(一)不管张学良意图如何，他的发动在客观上只能对团结中国人民建立抗日统一战线起破坏作用并刺激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二)既然这一发动已经完成，就应当考虑既成事实。最后，建议你们不要提出联合苏联的口号。

此电发到陕北保安后，电文不清，*共中**中央18日请求共产国际重新发报，当共产国际的这封电报于20日重新发到保安时，*共中**中央已于19日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

*共中**中央正确地评价西安事变，充分肯定它的革命性质，坚决支持张、杨的爱国行动。当时在前线指挥主力红军的彭德怀和任弼时，从南京的新闻报道中得知《真理报》社论内容后，不赞成它们对西安事变的攻击。

彭、任20日致电*共中**中央，建议中央向共产国际说明张、杨对蒋采取“兵谏”行动是出于迫不得已。可是，苏联当时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所处的特殊地位，又促使*共中**中央不得不考虑协调自己的对蒋策略。

应当说，这也是西安事变爆发后*共中**中央迅速改变对蒋策略的一个原因。

参与*共中**中央决策全过程的凯丰，在蒋介石获释返回南京后，12月27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回顾中央对蒋策略决策时说：《真理报》所说的，对我们慎重考虑问题是有帮助的，使我们着重地顾到整个的利益，同时也不放弃局部的利益。

5、我*党**正式的主张

12月19日的*共中**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是*共中**中央在西安事变后经过六天对形势的观察，认识已经获得统一的基础上举行的。这次会议放弃了“审蒋”“除蒋”主张，正式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

*共中**中央确定的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集中反映在这次会议通过的《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及*共中**中央对西安事变的通电》和《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任务的指示》。

通电当天即向全国公开发表，它强调：“以目前大势，非抗日无以图存，非团结无以存国，坚持内战，无非自速其灭亡！”

通电站在第三者立场，向事变双方提出四项建议：

(一）双方*队军**暂以潼关为界，南京*队军**勿向潼进攻，西安抗日军亦暂止陕甘境内，听候和平会议解决。

(二)由南京立即召集和平会议，除南京西安各派代表外，并通知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选派代表参加。本*党**本政府亦准备派代表参加。

(三)在和平会议前，由各*党**各派各界各军先提抗日救亡草案，并讨论蒋介石先生处置问题，但基本纲领，应是团结全国，反对一切内战，一致抗日。

(四)会议地点暂定在南京。

通电主张由南京召集和平会议，会议地点又选在南京，这显然是承认了南京政府的正统地位；至于讨论蒋的处置问题，前提是“团结全国，反对一切内战，一致抗日”，结果自然是有条件地释蒋。

“指示”对西安事变前的形势、西安事变的意义、事变发展的两个前途及其拥护者和*共中**为结束内战、实现和平应持的基本方针等问题作了全面阐述。

由于“指示”不是公开文件，是发给各级*党**组织的，*共中**中央在这里说得更为坦率。它在肯定西安事变意义的同时，也批评了它多少带有军事阴谋的方法，指出张、杨用这种方式“扣留了南京最高负责人蒋介石及其主要将领，以致把南京置于西安的敌对地位，而造成了对于中国民族极端危险的新的大规模内战的可能。

因此，这一发动又妨害了全国*日反**力量的团结。”

“指示”提出*共中**应坚持的方针是：

(一)坚持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的组织者与领导者的立场，反对新的内战，主张南京与西安间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

(二)用一切方法联合南京左派，争取中派，反对亲日派，以达到推动南京走向进一步抗日的立场，揭破日寇及亲日派利用拥蒋的号召，发动内战的阴谋。

(三)同情西安的发动，给张杨以积极的实际的援助（军事上的与政治上的)，使之彻底实现西安发动的抗日主张。

(四)切实准备讨伐军进攻时的防御战，给讨伐军以严重的打击，促其反省，这种防御战不是为了要以扩大内战的方针代替抗日的方针，而依然是为了促成全国性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与全国性抗日战争的发动。

在*共中**中央确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方针的当天，毛*东泽**即电告在上海的潘汉年，请他“向南京接洽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之可能性，及其最低限度条件，避免*国亡**惨祸。”

从12月19日会议进程我们清楚地看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是*共中**中央按着民主集中制原则集体讨论通过的，它是集体智慧的结晶；这一方针的确定，是*共中**中央在西安事变爆发后经过对形势发展的冷静观察和科学分析，在策略上做的自我调整，它是独立自主的产物。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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