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列斐伏尔在《被神秘化的意识》中提出了“生活日常异化”的概念。列斐伏尔将资本理性的社会看作风格丧失的时代，也是走向物的功能化时代。符号流行并主导了现代日常生活世界，日常性规定了我们的生活方式，人们慢慢沦落为符号世界的客体并难以自觉。
权利机关、医学等对人身体的规训、大他者对符号化秩序的构建，让现代人置身于一个他者的社会中，作为他者欲望的欲望在现代商业社会不再被视为媚俗的表征。数码殖民主义的无形入侵让人类文明看似走向优质生活，当代人活在目录里，所有的高效、惊喜与失望都被限定在了可预测范围内，正如波德里亚在《冷记忆》中说的，“我们注定要走向麻醉性消亡，在麻醉状态中衰落”，“现如今，为了存活，幻觉已经不再作数，必须日益接近真实的无效性”。于是，一个新的机器又继续展开，鞭策你服从这个新的体制链条，其方式是 —— 制造焦虑，焦虑被“需要”之外未被普遍满足的“要求”带来。比如，初期健身文化带起来审美和健康的共生体带来了积极意义，并且产生了一种属于身体管制的自律精神。后来，随着产业扩大，出现了反向营销：你不健身说明你不够自律，是掌握不了自己生活的失败者。实效的产业机器在制造了焦虑的同时，也固化了一种一眼望得到头的美学预期，阉割了主观的生活意志。“凝视”在现代商业社会里被强调为拜物教的倾向，人们在想象中对自己的追求和期望无限渲染，比如对诸如名誉、金钱、地位等社会生活目标的专注与迷恋，谁也搞不懂为什么这些才能证明我们存在的价值，主体的这种本源性缺失的欲望因不可抵达而更加显得强烈。主体首先是孤独的疯子，身处荒漠的主体不得不在他人的目光中构成自身，主体要先在他人中建构自身，再从他人的目光中寻找认同，而做出评价的正是那个无言的他者、先于主体的社会文化体系。
人人都变成了边沁，在一切可能的事态当中，包含着快乐超过痛苦的最大盈余的那种事态是最善的。新自由主义用消费的快感制造出了人们的无条件的同意，拿到工资并不能让人快乐，资本主义就用消费来让你快乐，以便继续奴役你的工资。斯蒂格勒在《时时的扰乱》说过，新野蛮的根源，是启蒙带来的普遍消费主义造成的盲目愚蠢：消费者和投机者其实自己也知道他们自己也必须继续生活在这个他们正在破坏的世界之中。
凝视是晚期资本主义的癌，助长人们的异化和孤立。现代人提倡一种“身体规划”，即通过对身体的塑造、维护与保养等方式提高身体的符号价值与交换价值，建构客体的身体之美——通过这种管制，现代性就发生了——来自身体本身的反抗会让这种管制身体的行为夭折，但是对珠宝或女明星的追求、对与广告中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等同的商品的追求却狂扁了这个反抗，这类单单停留在外表的色情意图诱发了异性恋针对女性的拜物式观看，穆尔维的观点是，这更导致了“对抽离了精神和个性的女性形象（比如女明星）的崇拜”。无论是在日常生活还是社会景观当中，对于女性的要求和塑造往往是一种深植于父权意志的男性凝视，小说、广告、电影艺术当中不断出现女性身体叙事就是一种最为直接的消费女性，即便是女性能够掌控自己的命运，却依然是在男性的凝视标准下生活。传统艺术作品的叙事中，女人被塑造为满足男性观者窥淫癖和恋物癖的需要的客体，并且永远难以通过权力达到性别主体。资本主义的逻辑不断侵略现代里的其他版图，消费社会里的物品的效用价值并非基于其自身的有用性，而是某种特定社会符号编码的结果。物品的使用价值不过是一种对物操持的保证，更根本的是基于物品建构的符号的交换价值。
跨世纪的女性解放进程无法脱离长久以来父权社会中男性对女性的凝视，这种带有权力意识的凝视制约着女性对自己的认知，从她们的外貌到行为都在男性凝视的衡量当中——男士不得不将爱人放入那残酷的凝视结构里——最残酷的凝视是，齐泽克说，是男士不明说要女人打扮，却要女人打扮来符合他想要看到的女人的样子。在这一套审美秩序中，女性的相貌已经被高度符号化，成为评判系统的符号，变成了权力等价物。丈夫自由地对女人夸赞“你真美啊，请你留下”，他不言明自己是谁，也不说出他的“我要”，只是迂回在他和他的欲望之对象之间，大他者让对象成为不稳定的迷狂，大他者通过欲望目标的不断移动来使欲望作为要求之外的存在却在要求之中出现。在拉康地方，欲望中的大他者是“作为能指的场所” ，即是能指链之空无；在需要－要求－欲望的三元逻辑中，人的需要可能源于生物性的匮乏，它总是以具体的缺失对象为欲求指向，一旦获得对象，需要则得到满足。所以说，在需要中的“我要”作为无言的物性的具象，其出现和满足都会是即逝的欲望是被象征的语言酦醅了，成为一种言说，这种言说中的他者的欲望不会是真正的需要也就不会真正得到。
一个女人去做隆胸手术，在男权压迫和禁制女性的模式当中，这是男权长期压制着处于无权地位的妇女，是男人命令他的奴隶为满足主人的欲望，是女人肚子、阴道和乳房的无处安放；而用福柯的“惩戒凝视”来解释，这不仅是男权的压制，也是自我统治，女人自己对自己的管制，是自我遵从规范的结果。正如福柯所说的：用不着*器武**、肉体的*力暴**和物质上的禁制，只需要一个监督的凝视，每个人就会在这一凝视的重压之下变得卑微，使她成为自身的监视者，于是他者的凝视却由自己实施。
女性主义理论之所以总是难以逃离父权制的话语 ,在鲍德里亚看来是因为这套言说始终将瞄准于女性、性别与社会性别 ，从而与男性话语没有本质的区别 ——他们都是理性逻辑的产物。女性的身体在系统中是被当成展示的客体进行消费，系统对她们的异化导致主体性不断折损，女性普遍的外貌焦虑即是异化的体现。女性在一个封闭的结构当中——这个结构在本质上是理性的逻辑、启蒙的产物，将男权观念无意识内化成为自身观念，倾向于维护男权制度和观念，高度重视自己的身体价值，遵守基于男女二分的对立性别角色准则，在这个逻辑下，女性主义者要求平等或要求差异都是可疑的，因为不管是早期的激进女权主义还是后来的自由主义女性主义，都搁置了对性别二元结构的合理性的讨论。性别关系不可避免地在所有已知社会中（自脱胎了厌女症的古希腊），被宣称为一种由权力统摄的政治关系。一切要求得真理的人将真理之前的性别（sex）搬上了手术台，社会性别（gender）被解剖学从母体当中生拉硬拽出来，女性主义理论成为与政治经济学、精神分析理论的共谋。
波德里亚在《诱惑》的序言中，以将女性（women）与女性气质（feminine）对等来批判女性主义理论，谈到女性，他就要谈诱惑、毁灭、秘密以及神圣化的卖淫角色，"她从来不对自己的存在做出担保，这就使得她一下子抹去了生存的痕迹，并以歇斯底里的方式滑向另一种生活。整个一个充满交易目的的奇特人生。只须有个男人要求她放弃这种生活，并做出重大牺牲，这一切都会停止存在。"消费主义通过公共场域的话语机制对女性进行编码，完成对女性的物化，女性的美丽作为未被否定的价值，却又被视为性欲对象，从而被理想化、浪漫化，进而被客体化成具有消费价值的商品，无处不在的男性凝视和物化让女性产生普遍的焦虑。
在性别关系的氛围里，权力关系被表述为男性/女性，弱势群体成为划分的切口，携带标记的人群越强调主体性，真相就离行为越远。在弗洛伊德看来，只有一种性别，一种力比多，那就是男性 (或者说男性气质)，性别作为一种对立性结构所围绕的是菲勒斯，是阉割，是父亲之名，而女性则不过是一个无菲勒斯的男性，她们所追求的地位、权利以及欲望的主体一旦被拥有，她们就进入了男性当中。实在界的凝视就只会把主体抛入一个彻底的虚无，一个介于主体和他者之间的不可能，凝视在凝视之前就注视着我们，诱惑我们去寻找触发凝视的物，它让我们忘记了那本源的匮乏，这个匮乏应该让我与它在发疯中变成斗争，互为参照，在封闭中毁灭或者回到原点。主体性被过度开发，话语早早被限定成了男性的言说，女人在这种构陷中大张旗鼓地落入大他者的圈套，追求与男性拥有同等权威的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们被话语浸入了与男性自下而上的合谋中。
在波德里亚的理论视阈中，女性主义的理论是男性话语体系中的一个他者，而不是其话语体系外的对抗，女性作为生产性逻辑中客体的一个环节是派生物，女性气质是诱惑，在示弱中显现。他把旧式女权主义中的女性气质和男性气质两种人的特质看作两个逻辑体系的打斗：前者以诱惑主导，后者以生产主导。
福柯强调权力具有生产属性，男性作为权力关系的强势者，“生产”成为了男性气质的隐喻。不管是激进女权主义还是自由主义女权主义，两派的观点都没有能够摆脱权力的压迫，都把权力视为被某种机制和群体所占有的一种东西，这个逻辑恰恰是男性的逻辑，女人在对事物的追求当中试图超越男性的话语。福柯指出，所有的权力都在制*反造**抗，以反面话语的形式产生出新的知识，制造出新的真理，并组成新的权力。
女性的压抑正是源于女性解放的话语，在此诱惑终结了，女性气质的力量丧失了，后现代女权主义的抱负之一就是要发明女性的话语，在男性话语系统当中超越男性话语的某种话语形式与男性话语之间的对立。什么是女性的话语？
面对女人用男人的话语对女人耳语，解脱只有一种方式。言说是有效的。
德里达断言：在文本之外，一切均不存在。他试图用话语理论去否定物质现实，创造了一个新的视角，关乎“话语就是一切”。主体已经死去，它是否该被扔掉？所谓历史，就是一套基要主义的话语，建立在传统的人性理论上的，其特点是不容人们质疑，甚至连波伏娃的作品也属于这个范畴，你反对波伏娃，你就是对整个女性主义说了“不”。
话语被加注在幻想的建构上，20世纪90年代后的女性主义电影不再把窥淫欲和恋物症当作中心，主体与他者间的辩证关系被鞭打得最凶。本质主义的二分性别关系消失了，父之名不可靠，力比多也不可靠，因为他们从 “性是原动力”的漩涡里来，必须要焚烧这些东西——以平等和主权名义发动的解放依然是在主-奴的框架中演绎——或打掉*具阳**或毁弃“女性”！问题没了，性别关系没了，政治活动也没了，不承认各类现象的本体论基础，于是政治学也就消失了，女人如何在这场性别政治的消解中瞄准自己的位置呢？过去这些更看重事物而不看重话语的女人，坚持不懈地代理的问题是是低工资、强奸和溺死女婴，她们不太关注自己在历史进程中是否被置于边缘，现在的女性主义者们转而求助话语，在妇女运动内部实行一个模式转换，因为话语就是权力——按照后现代主义的观点——然而越强调主体性，人性就越虚弱，后现代主义早已排除了政治行为，同时也消解了具有实验意义的主体和意识，认为真理不存在，也摧毁了一切积极行为机构的可能性，冲突就产生了。后现代主义与女性主义无法共生，它们之间存在一个“后现代女性主义的不可能性”，后现代理论解散“科学发现的逻辑”，主体性被掏空了，施虐与受虐的螺旋解体了，解放的代价是女性主义的非政治化，女人直接解散。
在莱克勒克看来，女性的话语要依靠“身体的快乐”建立，对身体的压抑是一切压抑的起始，罪名是污物、痛苦、下流和奴役。开口就是宣言，然后不要放弃“女性”。现如今宣言背过了脸，可是关于“身体”的言说还在，身体是女人追求可能性的场所，“女人不再存在”，可是强奸和*力暴**仍然存在，那这些真实的压迫怎么办？
“自由”在物质或身体上面，意义是原初的，即不存在任何物质或身体的障碍。彻底毁弃性别关系和身份认同是不可取的，它意味着从符号走向心理疾病，分裂的主体仍然不能完全摆脱阉割的命运，拉康始终返还到与符号的联系中去，主客体的决斗当中倒下的一方是以绝对封闭的真实死亡战胜“凝视”。
生命进程中的实践和经验怎么办？没有什么比巴岱“热烈地消耗生命并以此脱离奴化”更有效的途径了，异质性要求我们消耗生命的能量来重新赢得生命的自主性，体验关于死亡的极限经验，古典的牺牲获致生命的逾越和自由实践。
今天，我的梦再一次被算法平台架空，我不做白日梦也不做夜梦，主要原因是我做不了，我被信息彻底冲扰的脑只能够通过看来暂时保留自己的主体位置。我的看是可疑的，我像是动物园的东西被装置吸引，离开晚期资本主义的男性凝视只有一个办法——言说是有效的，但是文本不是一切，福柯说自由也必须在权力关系中存在，因为主体的自由是实施自由的一个前提条件，但是后现代们的极致就是回归古典，道德话语是理性自由的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