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郑州廖博
文 / 时兆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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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段往事
一年级下学期那个春天，我要到北京去做手术。
原因看似不值一提，就是我左耳廓上一个针尖般的小“苍眼”发炎了，红肿了，化脓了，“咯喳咯喳”发疼了。伯妈先是找各种草药给我洗。后来听说烤电有效，就让我每天放学后去三里远的姨家。
姨忙，要带两个表弟。她的婆婆——那位慈眉善目的小个子奶奶，就抱着我的头，让我歪着脑袋，凑近那盏昏黄得近乎发红的灯泡，在“轰轰隆隆”的磨面机声响中，烤到脖子发酸。然而还是没用。最后，伯决定带我去南阳专医院看。
人生第一次离开村庄，一切都那么新鲜。不管是随着自行车快速移动的春天的道旁杨，还是医院里转着圈上的楼梯，或者是医院里居高往下看的天井楼，都让我忘记了耳根处“咯喳咯喳”的疼痛。
我听话地跟着大人，在一个白大褂询问我的姓名时，眼疾手快地抢过来他手中的笔，惹得那位医生一阵大笑：“你还会写自己的名字。怪中用里！”
我不知道有啥好笑的。我都上一年级了，早就会写自己的名字了。来时俺妈让俺把脸也洗干净了，还换了换衣服呢！
医生说：“这叫瘘管。得做手术才能根除。这儿离大脑近，到时大人得签字，嘴歪眼斜医院不负责任。”
伯说：“嗷。俺回家商量商量！”
伯和妈不知道商量些啥。然后妈把伯那几件衣服都拿到太阳下，翻来覆去地看。
伯说：“就这件吧，你抓紧洗干净！”
妈叹了口气：“这件领子也毛了，你瞅，都发白了。”
伯说：“就这都中。”
妈叹口气。打盆水摁了进去。
我看着那件内领条发白的绿军装，“滴答”着水在晾衣的铁丝上来回摇摆，想起那是当兵的表叔在他们年度换装时写信回来，让父亲提前把穿烂的军装邮去，他好上交，再把他身上旧得较轻的军装换回来给父亲。父亲每次出门或开会都穿它。
转业后安家在北京的坡爷打回了电报，说帮我们联系了军区医院。我俩和赤脚医生的叔叔一块儿，出发了。
从方城坐汽车，到许昌换乘火车。我看着满车厢闹哄哄的人，坐坐，一会儿摸摸座位上的皮子，再起来，按按座位的海绵。
可是不多会儿，胃里开始翻江倒海。我还不知道怎么回事，父亲的衣服已经被喷溅而出的秽物弄脏了。我手足无措，傻子一般看着父亲和叔叔急得转圈。这时，对面一位解放军叔叔站了起来：“来躺我这儿吧。”
父亲一遍又一遍说着感谢。难受得失去理智的我躺在对面那张座位上，在父亲还没有给我盖好衣服时便已沉沉睡去。
等我被父亲摇醒，透过车窗，我在朦胧的晨色中，看到了两个红色的大字：“北京”！
我认识这两个字。我刚上学，老师便教我们：“我爱祖国，我爱人民，我爱北京*安门天**。”我还知道北京是我们的心脏。我这是进了心脏了吗？心脏的夜晚还能看见红色的字。
我们村的夜晚，可是黑黢黢的啊。我妈天一擦黑就催我们上床睡觉，说是灯油要省着点用，要不熬不到下次分油票。只有月亮明晃晃的夜晚，我才能和小伙伴在柴禾垛旁藏猫猫。
要是我们村也有心脏这样的红灯就好了！我想。
到出站口，出不去了。检票员说要补半票。父亲和叔叔都坚持我是个小孩儿，可售票员只是指着墙上的标志线，坚持我已超过免票高度。
我们又退了回来。叔叔提着包裹，父亲抱起了我。快到另一个出站口，他俩小声再交代我：“身子缩着点。”
我用手紧紧搂着父亲的脖子，努力把身体缩紧，使劲让自己小点，再低点。我庆幸自己长得高，要不是为省这半张票，我怎么可能会被父亲抱起来；我又惭愧自己长得高，要不就不用再费钱……
两次闯卡都失败了。父亲把我放在地上，“呼哧呼哧”喘着粗气，低头从身上抠钱去补票。我羞愧地低着头，连半张票啥样都没敢去看。
住进医院，护士要给我换病号服。她拿出一套，摇摇头。再拿出一套，再摇摇头：“这都最小号了。这个娃太小太瘦了。”她说话轻轻软软的，好听，又温柔，和我们村大姆、大婶们高声大调都不一样。我好奇地看着蓝白条纹相间的病号服，把长过了手的袖子唱戏那样甩了又甩。
要做手术了。父亲站在门口，让我自己往里走。通道好长，我走几步，忍不住回头看一眼。正看到父亲连忙扬起手臂：“别怕，去吧，听医生话。”
这有什么好怕的？又干净，什么活都不用干。我都想一直呆在这里。这么想着，忍不住就想蹦跳了起来。再想起父亲在身后看着，又忙把脚步缓了下来。
我躺在台子上，护士开始给我盖隔离布，然后给我扎针。我咬着牙，说一点也不疼，大家纷纷夸说这个小孩儿勇敢，我慢慢地睡着了……
眼皮怎么这么沉，使劲，使劲，我恍恍惚惚听见父亲长长出了口气：“醒了！醒了！”我努力把头朝声音所在的方向习惯性地扭过去，好多张比平常要长很多的父亲的脸叠在一起，在我眼前晃动，我努力想看清他，眼睛却又涩又重……
看我再次醒来，父亲慌忙跑去打饭。他端着一个白色的饭盒回来，给旁边的病友抱怨说病号饭真贵。饭盒里是我从没有见过的长白的大米，和棕红色的红烧牛肉。父亲拿着调羹往我嘴里喂，我努力吃了两口。
父亲就哄我，说要不是我生病，想吃也吃不到。可不管他咋说，我再也不张口。父亲只好端起了饭盒，小心翼翼地吃起来，甚至粘在手上的一粒米，他都给舔进了嘴里。
几天以后，父亲用带来的三百块钱，结算清了包含十一块一毛钱手术费的住院费用。坐着坡爷开的吉普车，我们看到了*安门天**，看到了故宫。
我还看着前边移动的一串串人腿，听着工作人员“走走走走”的催促声，围绕着毛主席的水晶棺，瞻仰了伟大的领袖遗容。坡爷还背着相机，每到一处，都给我们拍下我耳朵边上还粘着纱布的黑白照片。
半月之后，我们告别了北京，告别了我亲爱的坡爷。这次我看到了为我而买的半张票。那居然不是半截，只是上边的数字少了一半。
到达许昌是在夜里。这里和祖国的心脏一样，就算夜里也亮着灯泡，人群川流不息。父亲牵着我的手，把头伸进墙上一个小方块形状的窗口里报了饭。
父亲往我的碗里也夹进了一块辣椒油，又搅了搅。红红的椒油盖满碗面，里边飘着细细的肉丝，面条闻着都好香啊。我大口大口吃着，冒了一头的汗。
父亲爱怜地看着我，提醒着“慢点，慢点吃”，都没能止着我飞一般舞动的筷子。我知道，明天，妈妈做的手擀面里，那用筷子在油瓶里搅动一下腌出来的葱花，怎么也做不出这肉丝和辣椒油面的味道。
可是，借来那三百块钱快花完了，红烧牛肉、辣椒油面条就要成为过去了，美丽的北京也要成为过去了。
我要快快吃完，沿着车票上箭头指着的方向抓紧往前走，这是我家的方向。我那会大声吵我、甚至会狠揍我的妈妈，一定领着我那跐毛着头发的妹妹，领着我那流着涎水的弟弟，还有家里的老黄牛，小柴狗、红公鸡、花狸猫，都会在爷爷“呵呵呵呵”的笑声中，迎接着我们回家……
我在面条升起的雾气中擦了把头上的汗，顺便擦了把潮湿的眼睛。我想家了。
那年，我七岁。那年，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第一个春天。（2023.5.25）
*作者︱时兆娟：方城县作协副主席，现任教方城七小。「青眼有加qyyjtcq」专栏作者。
图│郑州廖博